書家為何都願意說「取法二王」

最新 03-31

當今書壇為數不少的書家，無論是碑派還是帖派，在寫到個人簡歷的時候，大多不會忘了加上一句，取法二王，彷彿不寫自己取法二王就不是一個書家，就失卻了正統性，二王就此而成了萬金油，不管是在哪裡都可以塗塗抹抹、充充面子。二王書法的繼承，主要是對王羲之書風的傳承，王獻之的自在張揚的個性、任意自由的揮灑，是不太好取法的。

在歷史的大潮中，唐太宗李世民認定王羲之的書法「盡善盡美」，自此在書法史上，後世的帝王、文人雅士等多抑王獻之而揚王羲之，「上有所好，下必從焉」，加上王羲之的摹本、刻本的傳世數量要超過王獻之，在主要靠摹本、拓本流傳的古代，留存數量的多少也對其書風的傳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姨母帖》行書紙本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唐摹萬歲通天帖》之一

王羲之書法在傳承的過程中，不斷地被修改、重新定義。作為書法史上最負盛名的書家，王羲之的書法有著精湛的技巧和平和遒健、縱逸豪放的品格，曆數書法史上其書風的傳承者，無論是米芾還是趙孟頫、董其昌等，無不按照自己的個性、想法演繹著其心中的王羲之，就象西方俗語所講「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無一例外，不管是誰手下的王羲之已非原本的王羲之。

王羲之的書寫技巧由於無一真跡存世，後人取法只能靠摹本、拓本來領悟，本身是很難做到準確學習，況且即便是下真跡一等的摹本和拓本，在古代大都鎖於皇宮或達官貴人的深宅大院，對一般的人來講，是無緣得見的，要想真正的領悟王羲之的書寫技巧沒有橋樑。

《快雪時晴帖》紙本四行二十八字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以皇室貴胄趙孟頫為例，其在北上元大都的途中見到刻本定武蘭亭，「蓋日數十舒捲，」竟然連做十三跋，慨嘆道「所得為不少矣。」董其昌見到官奴帖，「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自此漸有小得。」

現在看來，定武蘭亭、官奴帖並非習王的佳帖，現代印刷技術的發展，使得書家能夠通過好的印刷品得以窺見王羲之筆法的精神所在，對其僅有的十數件摹拓精良的本子分析，可以發現王羲之筆法傳承的過程中，無論是米芾還是趙孟頫、董其昌，都存在一個簡化的問題。

《喪亂得示二謝帖》（三帖合一摹本）日本皇室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藏

這種簡化，實際上就是對二王筆法的一種變異，正是這種變異，導致了對王羲之筆法認識的偏差。由簡化而帶來的偏差其所產生的原因，一是書法在發展的過程中，技術的簡化從唐代開始就成為一種趨勢；二者，王羲之的傳世作品，已無真跡傳世，僅靠摹本、拓本而流傳，尤其是拓本多經翻刻，刻手在刻石、刻木的過程中，不自覺的會將筆畫中間的一些變化泯滅掉，魯魚亥豕，已不知去原作精神幾許。而泯滅掉的這些細節，正是通常所說的王羲之書法筆法中的小動作，亦即王羲之筆法的豐富性所在。

由於沒有真跡傳世，當代人對王羲之筆法的理解、領悟，是經由米芾、趙孟頫、董其昌以及集王聖教序、淳化閣帖而上溯的。這樣的一種上溯，就必然沾染了後人具有時代特徵的書寫習慣，在此等情形下所繼承的王羲之是間接的、經由改造的，失去了右軍書法的本真。由於在傳承的過程中技術的簡化，導致筆畫的書寫顯得孱弱，對於這種弱的反省使得在乾嘉時期，碑派書風應運而生，在清末民初的時候達到了頂峰。

《初月帖》（摹本）紙本遼寧省博物館藏

碑派書風的技法理論是由包世臣總結提出的，包世臣是碑派書法興盛的過程中一位得力的幹將，值得一提的是，在包世臣無緣見到王羲之優秀摹本的情況下，其對碑派技法的闡述，從某種意義上暗合了王羲之的筆法。王羲之的書法，是書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其技法是臻於完善的，後人在對王羲之書法繼承的過程中，尤其是受唐代楷書程式化的影響，強化了起筆、收筆的動作，弱化了筆畫行筆運動的節奏，將王羲之的書法寫得越來越流美，幾近陷入千篇一律的境地。

或許，從方便使用的角度來看在書寫發展的過程中，筆法的簡化是一種趨勢，但從藝術的角度來講，筆法的簡化必然導致在欣賞者閱讀書法的過程中會一覽無餘，缺乏了繞樑三日、耐人品味的餘地。當今毛筆書寫已脫離實用，僅僅保留了其藝術性，親近右軍還是讓書寫耐人品味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