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都覺得苔蘚是有花的，名字叫苔花？哈哈哈，先不說這個

最新 03-31

《苔》

清·袁枚

白日不到處，

青春恰自來。

苔花如米小，

也學牡丹開。

從這首爆紅的古詩，我的同學池沙洲引發出對教育的思考。現在很多人都在批評「快樂教育」，所以連帶「教育快樂」也批評。作為《浙江教育報》的副編審、責編、浙江省德育學會副秘書長，池沙洲對於教育的理解是——教育的終極目的是給人以充實和快樂。

如果生活是悲苦的，教育的作用就是讓生活美好起來；如果生活是快樂的，教育就應該是生活本來的樣子。

是啊，如果越受教育越苦悶空虛，那我們幹嘛還需要這樣的教育？

原文來自池沙洲的公眾號：

耕影,ID：BBS_teachers,歡迎關注。

安柏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人們談到教育，流露出的情緒更多的是焦慮、擔憂甚至愁苦，這與教育的終極目的——給人以充實和快樂正好相反。

去年底，一個十歲小女孩以視頻的形式給父母留下遺書，說自己馬上就要上天堂了，感恩父母，知道自己學習成績不好，爸爸媽媽打她都是為了她好。視頻上小姑娘快快樂樂地說著，彷彿真的看到了「天堂」的美好，但觀看和轉發的人心裡都快樂不起來，她的父母作何感想也無從得知。其實類似的事情這些年來不知道發生過多少回，只是時間、地點和當事人有所不同，每一次讓人感受到的震驚卻是同樣的。

陶行知說：「生活即教育。」如果生活是悲苦的，那麼教育所起的作用就是改變它，讓生活變得美好起來；如果生活是快樂的，那麼教育就應該是生活本來的樣子。所以教育才會受到尊崇，不然的話，相信沒有人會需要它。

然而一些悲劇的導演者卻是教育者——教師和家長。這非常弔詭，令人錯愕。雖然無力改變現狀，但人非草木，看到悲劇，還是會一掬同情之淚。

除了悲劇，還有一種苦情戲。這件事過去快一個月了，差不多已被淡忘。那是春節期間央視的一檔音樂節目，一位在貴州山區支教的漢族教師梁俊，彈著西班牙吉他，領著一群穿著苗族服裝的孩子，唱了一首漢歌。如此描述，是因為我注意到這個節目至少有三種以上的文化來源，給我帶來一點點違和感。

歌詞來源於清代詩人袁枚的一首小詩《苔》。從評委到電視觀眾，從網友到演員們自己都被感動得稀里嘩啦的。

是什麼觸碰到他們心裡最柔軟的區域？很多人都說是因為勵志，勵志是能夠讓人感動的。我覺得這件事的勵志可能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中西部山區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孩子登上央視的舞台；其次是袁枚的原詞：「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沒有陽光雨露同樣能夠成長，一首老歌《小草》，還有一部日本電影片名叫《背陰盛放》，表達的也是相同的含義；最後是三百年前的冷門小詩突然爆紅，竟然能夠註解今天，頗有古今相通、神交古人的意思。

然而想一想，央視從創辦以來，無數的山區孩子走上各個頻道的舞台，甚至走上萬眾矚目的春晚舞台，但他們也沒有讓人感動得想哭，展現出來的是滿滿的興奮和喜悅。近年來傳統文化有回歸之勢，古詩詞被大量誦讀、吟唱、競賽，進入廣告文案，也從來不曾讓人感動到落淚。

那麼梁俊的表演淚點在哪裡？從各方的反應來看，注意力集中在歌詞後兩句「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我想，它觸動的也許不僅僅是淚點，更是痛處。這和我們經常提起的一個概念有關——階層固化。《苔》詩中的苔花和牡丹同屬花卉，但綱、目、科、屬完全不同，恰好隱喻了人所屬階層的不同。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講究階層流動性，底層民眾追求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對階層固化非常敏感和懼怕。「苔花如米小」中的一個「學」字，如同在階層之間隔開了一道鴻溝——苔花再學，使勁學，也永遠成為不了牡丹。

當然「階層固化」只是一種猜測和假說，並非定論，甚至極有可能是偽命題。但《苔》詩深情的吟唱背後，冷冰冰的詩意被人隱約領會，覺得自己是底層人士的以此自憐自傷（比如梁俊本人），自命為中產以上的或「居安思危」，或發悲憫之情，台上台下、線上線下頓時淚飛如雨。

其實不但中國人如此，這種隱喻的藝術手法全世界相通。今年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水形物語》就講了一個異種生物和人類女孩相愛的故事，我感覺其實是《美女與野獸》童話的翻版，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文學母題。

雖然藝術家們（也許文科生和理科生也屬於不同「階層」）在創作的時候沒有想過，物種之間的「生殖隔離」是非常嚴峻的，跨物種交配雖然不是完全不能發生，但後果是不能繁衍下一代，比如我們熟知的驢、馬、騾之間的關係。

「花開得不大，但光彩一點都不比牡丹弱。」一位女性評委一邊哭一邊說。

「為什麼要學牡丹？有何必要學牡丹？誰給了牡丹這樣的霸權？誰又能剝奪其它生命的真實存在？」網友們紛紛評論。

《苔》詩以濃烈的悲情觸動中國人心底的平等情結。問題解決方案本來是寄托在教育事業上——由教育來解決平等，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卻似乎看到人的差距正因教育在不斷拉大，這才真的讓人想哭。

如果把兩則新聞結合起來看，如果有一種類似阿拉丁神燈的全能外力，讓梁俊和他的學生們遂心如願——「讓大山裡的孩子享受和城裡孩子一樣的教育」，他們就不哭了嗎？那會不會陷入另一種困境？沒完沒了的作業、教師和父母的責罵、無邊無際的焦慮，甚至給父母留下遺書，到頭來只是互換困境，悲情色彩還是不會變。

所以我覺得，中國教育什麼時候拋棄悲情，什麼時候才能成功。

大多數人總是覺得悲劇很偉大，因為它有重量，這種誤區導致悲劇作品容易獲獎。其實從文藝創作的技術層面講，優秀喜劇的創作難度更高。

讓人哭是很簡單的，因為哭聲可以傳染。《紅樓夢》里有這樣的情節：一個人哭了，周圍的人想起自家傷心事，陸陸續續都忍不住哭起來，結果大伙兒哭作一堆。所以哭的技術含量很低，不要以為把人弄哭了就很了不起，其實哭本身就能把人弄哭。

但讓人笑有時候難於登天。首屆春晚，馬季的一盒香煙就能把人逗得肚皮痛，是因為那時文化開禁，人們的笑點很低；現在笑話再高級也是冷的，聽的人嘴角抽一下、鼻子哼一聲，算是表達對段子手的禮貌了。周幽王為了哄妃子一笑，什麼招都使了，最後還亡了國。

所以美國的電影金球獎，專門設有一個音樂與喜劇類獎，於是每年頒的金球獎都有兩套：既產生正劇的影帝影后最佳影片，同時也有喜劇的影帝影后最佳影片——世界級的專業藝術獎項懂得，製造笑聲是值得獎勵的。

新課改以來，教育界逐漸拋棄了悲情的基調，比如不再用「春蠶」和「紅燭」形容教育工作者。但是非專業人士梁俊，像一個闖入者似的，成功用悲情獲得普遍認同，這讓我大為不解。悲情不是志願者的常態，無論是徐本禹，還是盧安克，我在新聞和現實中見過的支教者們都是快樂的。他們把支教當成一項快樂的事業，人生中一段最重要的經歷。

梁俊自言打算支教兩年。支教、送教、援藏、援疆、救災等等，都是暫時性的工作和活動，不是紮根，不是落戶。當年知識青年插隊流淚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未來將和家人和城市告別。可是支教，無論是公益性質還是政府委派，從一開始就設計用悲情來渲染氛圍，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政治不正確。

當我把手機上的訂閱號給正在上初中的兒子看，看看梁俊唱《苔》能否讓其勵志，或者感動。

結果是沒有，出於一個出乎我意料的原因。

「苔蘚有花嗎？」我兒子問。

「沒有嗎？」我傻了。

「苔蘚是無花植物。」兒子回答得非常肯定。

咦？雖然兒子常常因我們言談中的常識錯誤而搖頭，正像我們當年跟父母講「氧氣只是助燃物，本身不能燃燒」「如果沒有空氣，鐵球和羽毛下落的速度一樣」「我們看到的月球永遠只有固定的一面」，父母聽了覺得像天方夜譚一樣。

可這是紅透大江南北的《苔》呀，如果錯了，那麼「億萬人」在為什麼感動呢？淚水為誰而流呢？

我經過查閱，證實了——苔蘚連學一下牡丹都不可能，它是一種結構簡單的植物，是用孢子進行繁殖的，而且必須藉助於水，因此喜歡生在陰暗潮濕的地方。它不是曬不到陽光很可憐，而是根本就討厭陽光。

會不會有「苔花」這種植物呢？我再次查閱：苔花和苔蘚屬於不同的「門」，苔花不是苔蘚。可袁枚這首詩的標題《苔》指的就是苔蘚。

「古人不了解植物學，不知道苔花和苔蘚不是一回事，是歷史的局限性。那麼唱歌的人，還有你們這些點贊轉發的人又是怎麼回事呢？」14歲中學生的發問足以讓成年人無地自容。

看來從知識結構上，我們屬於不同「階層」了，而且正在被「隔離」得越來越遠。我是不是應該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