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司馬青衫濕
古人的牢騷與今人的差不了多少。但凡覺得自家有幾分才華的，天生秉持一副「經天緯地」的抱負，時刻想著「持節雲中」「貨與帝王家」封侯拜相，稍有幾分不如意，便惆悵凄慘起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儼然士人追求的寫照。「獨善其身」固然很好，但沒誰喜歡這「窮」，總要捨命借著「兼濟天下」的名號仰望「達」。古人的「達」沒今天這麼花哨，說白了就是「居廟堂之高」，講明了就是當個大官，官越大越好。與當下戲言的「生進中南海，死進八寶山」有異曲同工之妙。
古人眼裡的「詩人」「文學家」沒今天這麼值錢，能做個末流的小官，也比寫什麼詩文能光耀門楣。如果沒有官做，即便是御賜的「奉詔填詞」，也是內里感覺丟人至極。一旦受到官家臨幸，有了當官的眉目，古詩里激情澎湃的一面就出來了：我輩豈是蓬蒿人，一日看盡長安花，只緣身在最高層。可是造化弄人，頂尖的詩人當不了大官，頂尖的大官多數寫不出好詩。所以文學史上多了那些個「懷才不遇」的詩人，那些幽憤難當的詞句，細細究來，不是這個被貶了，就是那個被貶了。致使今人能背出來的感情濃烈的古詩詞，多數要有被貶的氣息。沒有點憂鬱不得志的色彩，都撐不起所謂的文藝范。
「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和歌妓「同是天涯淪落人」，著實在乎他虛職的難堪，青衫的不滿。或許在白居易看來，歌妓的遭遇關他毬事。老子年少成名、少年得志，本該在京城錦衣玉食、身居高位，發配到你這鳥不拉屎的地方算怎麼檔子事，擔著個沒有實權的差事，穿著件品位低下的青衫，實在與老子的才情抱負不搭配。更何況老子的詩名遍天下，牽牲口拉磨犁地的都會唱，長期佔據各大KTV點唱榜的top ten，做這麼小的官情何以堪。
白居易的詩才沒得說，我們都聽過他和顧況的故事。白居易十幾歲就寫出《離離原上草》的成名作，拿著去拜訪詩壇大佬顧況。顧況一開始還調侃他的名字「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京城的房價可高了，九環外都三萬多，你買不起。老顧看了這首詩，頓時改口，小白這麼大的詩才，大可以在三環內買房了。憑白居易的詩才，後來住在常樂坊，都在二環內了。
白居易做官的才能也沒得說，年紀輕輕進士及第，「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他一生都引以為傲的「三登科」，仕途按說順當非常。即便作為外官流放，也能收穫上佳口碑。他對治國理政頗有心得，和元稹躲在廟裡研究了一大堆國家政策，可謂出色的貯備人才。然而事與願違，終其一生，除了短暫的接近聖上之外，絕大時間身處虛職，內心不能滿意。眼看著詩才不如自己的元稹都曾做了宰相，心裡怎能不惆悵。好在元稹很快也不大得志，兩人才又和好如初。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元稹，官也做得不錯，姐弟戀、主僕戀、豪門戀、多角戀玩了一圈。白居易作為晚婚晚育的先進典型，情史沒有那麼炫目，更符合傳統官員的操守。明明可以靠臉吃飯，偏偏要靠才華。明明可以靠文采名垂千古，偏偏要去當官。這就是人家那個時代的追求，為什麼要寫詩，「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詩不當官，不如回家賣紅薯。到了晚年，官是實在當不動了，即便穿上了紅袍，官至省部級，也沒啥意思了，只能寄情山水佛老了。
今人說「出名要趁早」，古人亦然。詩人有時候心思太細膩了，發揮在詩歌上恰得其所。白居易生出根白頭髮、牙齒動彈下就不免感傷許久，「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身體不康健，老擔心活不了太久。沒人招惹都感傷得不行，遇上屋破花落就更加不能自制了。俗謂之曰：多愁善感。這樣的性格在官場權力遊戲中沒有任何優勢，元稹可以游刃，白居易就容易得罪人。朝中有人好做官，可是朝中即使有他的摯友、同鄉、兄弟、學生，白居易的官也做得不爽快。詩人嘛，有時候太理想化了，即便當了皇帝也倍感失落。
寫詩和做官是兩種遊戲規則，寫詩寫到極致和做官做到頂端都不容易，兩種遊戲一塊玩，在古人眼裡孰輕孰重不言自明。現在人生價值實現的途徑多元了，但官本位的價值標準根深蒂固，古往今來的教訓告訴人們，沒個一官半職都不配談詩談文學。安於江州司馬，青衫或還能得意洋洋一番呢。好歹青衫還有濕的權利，光膀子大漢連濕都沒處濕。古今一理，文學還是那個傳統。這麼看來，目下關於文學的怪現狀，實在不算什麼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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