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談判為什麼這麼難（上）｜大象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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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學經濟家

上周五，美國宣布將對約60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征關稅，並以損害國家安全為由，宣布對進口鋼鐵產品徵收25%的關稅，此舉引發全球密切關注。「貿易戰」一時引發全球市場憂慮。

而隨著中美官員展開談判，貿易戰的硝煙和迷霧已逐漸散開。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也在做客CNBC時確認，特朗普要求姆努欽和萊特希澤嘗試和中國解決貿易方面的分歧。據外媒推斷，特朗普簽署貿易保護政策只是為了在談判中增加籌碼。

經此種種，我們不禁要問，為何中美之間的經貿談判如此艱難？讓我們來看看下面這篇文章，從日美經貿談判中找找經驗。

先看看日美經貿談判，也同樣是難產了幾十年。

"1985年日本順差佔到GNP的3.7%，1986年升到4.4%.....1986年4月，日本發布了《前川報告》"，基調是：「日本經常項目收支順差是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混亂的主要因素」，「經濟結構改革勢在必行」，「必須調整到GNP的2%左右」。

「提出了許多建議，例如完善社會資本、擴大消費、相應調整稅收、開放門戶等......幾乎是集今日（小泉時代）所說結構改革所有菜單之大成」。「小泉聲稱自己是涉及結構改革的第一人，事實恰恰相反，幾乎歷代內閣都涉足過結構改革，只是效果有限罷了」。

「（1993年8月）細川內閣一成立，便開始實行結構改革，首先是籌建以放寬管製為核心的經濟改革研究會」 「清點細分的結果，日本的管制政策總數約11000項左右」。「《平岩報告》簡要鮮明的提出，原則上廢除全部經濟管制政策。一時間招致相關各省廳的激烈反對。」

「報告出爐不久，細川內閣就下台了。」「感到非常突然。下台的實際原因在於社會保障負擔和消費稅的問題，政府部門提出的相關方針事先並沒有和細川做充分的溝通。」

「村山內閣時，我親自主持制定了立足結構改革的經濟社會計劃，並通過了內閣決議，遺憾的是，這些政策至今無一落到實處」。

「日本的政府機構，特別是經濟政策領域，原本應該是就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本身進行爭論的，後來卻演變成為相互爭奪法定許可權和財政預算許可權，以及操縱這些權力資源的人事許可權」

以上摘自

《日本經濟政策親歷者實錄》

，作者是日本經濟企劃廳的前高官

宮崎勇

。

宮崎勇的評論提供了一個新角度：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多數內閣其實改革意願強烈，可是內閣的改革目標與具體部委的目標和利益相衝突，部委拖一拖或者挖幾個坑，還很容易讓內閣下台走人。

如果這條脈絡能夠證實，那日美經貿談判的長期難產也就不難理解：部委不高興、不配合的，談判代表就沒法承諾（對方覺得你自私頑固）；強行承諾了簽約了，回來也難以有效執行（對方覺得你言而無信）；問題始終解決不了，系統就只能長期帶病運行，等它自然消失或者出現另外的解決方案。

日本的官制，是日本特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官制的最大的特點是，流水的內閣和部長，鐵打的官僚。各部委（日本稱為省廳）的高級公務員們基本是一考定終身，除非觸犯法律幾乎不可能解職。考試門檻非常高，多數考進的聰明傢伙的績效差距也不大，接近於完全按照資歷排位升遷，升到最後是「事務次官」，為避免內鬥，也避免內閣部長干預提拔，慣例由幾位資深官僚內部推舉，通常每人一年輪流擔任，到者有份。設想一個大公司，總經理（首相）大致能決定各部門總監的人選，但各部門總監幾乎一個手下開不掉、換不了，那政策能否執行、執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層團伙的心情。

這套日本特色官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之前日本是各個封建主自有領地、家臣、武士，沒有現代政府、軍隊、財政、官僚系統，要從零開始抄襲拼湊一個現代政府架構，當時的共識是除了考試和年資以外，不給舊勢力派系留下任何干預的口實。當這個體系開始複製並牢牢佔據了社會生態位之後，就牢不可破了。

戰前日本莫名從君主立憲倒向軍國主義，禍害全球，官制就是驅動要件之一。俞天任的

《戰犯參謀》

對此有非常細緻周到的梳理。比如，關東軍幾個軍官私下炸死了張作霖，首相向天皇保證調查並送上軍事法庭，可是到了向軍部要人時，陸軍說「絕無此事」。田中只能辭職，沒幾天氣死了。到了九一八後，首相犬養毅不承認「滿洲國」還想查辦主事者，那索性刺殺了事。再往後，「七七」、「淞滬」、乃至避免太平洋戰爭的「日美諒解案」，內閣都只能順從或者硬忍，忍不下去就走人。

戰後美國佔領軍對官制動了第一次大手術。閹割陸海軍乖乖的聽內閣吩咐，地方知事（等同於省長）也不再由官僚選拔任命。不過經濟產業交通規劃民生等大權還掌握在官僚手裡，按照明治維新以來的慣例，每周各部委的「事務次官」們開碰頭會，把事情定下來，第二天的內閣會議再通過。不通過？你部長和內閣們換個地方吧，不能懷疑我們的智商、忠誠，更不能影響我們一輩子啊。

官僚主導了幾十年後，成長起來的企業、協會、智庫們大多都控制調教好了，國民和媒體也習以為常，偶爾不滿也吵不了三天就熄火。問題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經濟管制的扭曲開始影響世界秩序，

外壓

（日語里有個專用名詞GAIATSU），尤其是外部的帶頭大哥美國的不滿，成為一個持久的壓力。

這時的「外壓」不像戰前，畢竟安全要仰仗美國駐軍，經濟也仰仗對美出口，走向翻臉對抗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所以只好拖延、硬忍。有些首相和內閣團隊不那麼乖順，會玩陰的或者來硬的，就趁機啃下一點點，比如增設副大臣、政務官來分解權力，大部制改革合併裁撤，歷經了十幾次大大小小的手術，尤其是2009年取消了有120多年傳統的「事務次官會議」，由首相部長們的內閣會議負責決策，官僚們負責執行和反饋，這以後日本的官制才勉強正常。

在長達幾十年的日美談判中，部委官僚們施壓談判代表少做承諾，或者面上承諾，私下用土地審批、細節規定、行業協會等繼續阻撓，最後再兩手一攤「法律規定，等我們修法吧」、「民間行為，我們不好越權干涉啊」。幾十年里，美國總統和日本首相彼此努力示好，打高爾夫、看相撲，談判代表們一輪輪摳著字眼、宣布取得成果和共識，彼此辛苦的打好自己那份工，然後，大多數時是照舊。

對於這個病根，美方決策圈也一直沒摸清門道找到良藥，因為美方有他特色的短板。

美方外交團隊的短板

為敘述方便也從

官制

角度開始。美國聯邦政府的官制是另一種異類，議員、州長等官位只來自於選舉，法院、聯儲等機構也接近完全中立，總統只能從圈子裡挑個相對順眼的，加上議會、司法、預算等嚴格制約，剩下有限不多部門的人事權、決策權，就索性給足給透。這個傳統由來已久，比如林肯上台時能把1600多名聯邦官員換掉了1400多個。

美式官制有幾個好處：一是每屆總統的團隊內部，不會長期內耗和僵持，哪位高官形成阻礙就直接換掉；二是眾多商界、法律界、學術界的一流精英輪流進入政府，往往能夠引領變革、突破困境；三是換屆時高官們通常毫不留戀的走人，繼任者廢棄政策時沒有師徒情分的顧慮，甚至以此為樂以此為政績，這使得官僚機構對社會生態的扭曲塑造非常輕微。

這套官制是美國持續領先的重要組件之一，只是很少得到重視和借鑒，追趕者大多停留在抄抄憲法和政制的層次。好像照抄卓越公司的章程和架構，而不考慮管理層執行層的選拔和約束機制，也能成長為一流公司似的。

負面作用當然也有，而且主要表現在外交領域，尤其美國先天條件雄厚，「外交搞砸了又怎樣，也傷不了我們皮毛」。按照學者米德的說法，美國的外交傳統可以粗分為四種流派，分別更偏重商業拓展、民主制度、安全富強、世界道義。總統會傾向於其中一兩個流派，另外的就在議會和媒體上吵鬧施壓，除非碰到把這四派全都得罪的挑戰者，多數時候具體外交策略是不那麼穩固清晰的。

具體外交策略的不穩定確實傷不了美國的皮毛，對其他人卻往往致命。比如聽由德國一戰前挑戰英國，關稅法案讓多國陷入經濟危機和政權更迭；二戰時的外交也嚴重受蘇聯影響：雅爾塔體系丟掉東亞東歐、布雷頓森林體系把美元與黃金掛鉤、組建聯合國等等架構，摻雜了太多蘇聯的意圖（維諾納計劃）；之後在東南亞、非洲、中東等地，經常因為總統和國務卿的了解有限、倉促決策，搞得美國灰頭土臉，盟友們一片哀嚎。

回到日美經貿談判這條線上來。美方每幾年一換的代表們，很多是領了任務和指標，還沒搞清楚病症和病因，就又換了人，取得突破往往是巧合，糾扯不清、雞同鴨講、表面上緩解而把病根拖下去，這才是常態。

至此，談判雙方是什麼人，總算大概有個框框了，輪到「雙方到底爭執為何事」。然而這個也不容易釐清，因為中間經歷過一次大的遊戲規則切換，原有的攻略不適合繼續用，各方都自己摸索新版的攻略，很容易產生摩擦。

新舊遊戲規則的劇烈切換

總統里根、財長里甘和聯儲主席沃爾克的四年期間，完成了黃金的徹底脫鉤，這相當於改寫了底層代碼，此前很接近你爭我搶的零和遊戲，而此後更接近聯手做大的增量遊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經濟周期和發展理論，等等，也隨之調整。很多舊的攻略指南也紛紛不好用了，甚至越是努力，給自己帶來的損失就越大，給體系帶來的風險就越多。

美元掛鉤黃金時期可以算是遊戲2.0版本，很接近

零和遊戲

，沒可能長期持續。美國要顧忌庫存黃金能否維繫承諾，不得不縮手縮腳近30年，援助給了英國、希臘、土耳其和以色列後就不夠給蔣介石，越戰需要每年摳著預算打，蘇聯在拉美、非洲到處煽風點火也只能幹瞪眼，給反對派扶持幾百萬美元就算儘力了…說美元綁定黃金是霸權和剝削，還不如說是蘇聯下套戴上了鎖鏈更接近實情。直到里根搞起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才掙脫這個枷鎖，國債總額從七八千億美元飆升到約三萬億美元，有底氣和蘇聯全面硬懟，蘇聯就怎麼都支撐不下去了。

對於美國以外的各國，2.0時代也是悲劇。由於國際流通貨幣和資本嚴重不足，各國也承擔不起萬一緊縮連串兒貿易崩潰的風險，紛紛選擇關稅保護、自主替代等低效策略。日本雖然搭到了美國開放的便車，資本的大頭也是依靠自己積累的。60年代初曾為了1億美元公債那點利息的免稅指標，花了1年多談判懇求，誰能想到一兩代人之後，中國每天甚至每半天接受的FDI都不止這個數，根本不需要誰批准額度…

學界思想界的理論和分析範式，也能找到金本位影響的影子，間接影響歷史的進程。黃金不足必定引發貨幣和信貸的定期坍縮，大量資本、生產力和消費力同時毀滅，馬克思推斷財富會絕對集中、窮人將一無所有；凱恩斯主張提升政府開支比例以緩解信貸和經濟大起大落，一段時間內被當作救星；國際之間極難協調，新富的國家必須增持黃金，已富的國家無法忍受黃金流出不得不貶值再掙回來，無限期的協調忍讓不符合政客和選民的天性，早晚會走向貿易戰、匯率戰和熱戰，所以那時列寧判斷帝國主義之間必然爆發戰爭也是對的…..

直到里根-里甘-沃爾克時期，才把這個遊盪幾百年的幽靈趕回瓶子里，新的操作系統開始運行，世界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

里根主導減稅增債、放鬆管制、私有化等措施後，官僚的干預權力幾乎砍沒了，國內和全球投資者在產業、股票、期貨、外匯、基金、創新、VC、房產、農地、林地、油田等能夠想到的所有資產和組合方式上自由嘗試，也同時帶來效率、稅收、就業、知識技能和居民收入的最優實現。期間大量外部資本也湧入美國，引發美元快速升值，升值使進口產品價格下跌，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反常現象」。

對於資本流出國，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前慣例去調低匯率、提升利率、緊縮信貸等措施來留住資本（黃金），讓整個社會都承受痛苦；什麼都不干預反而更好，短期資本流向美國會導致美國需求強勁，自己幣值下跌，結果是出口和就業快速增長，當然資產價格會有些下跌。有些部門失血有些部門回血，幾個波動之後身體更健康了。以前是必須要堵否則會失血到休克，現在是最好別堵否則一定會長出腫瘤。

對照更老版本的操作系統的話，會發現提升更是顯著。把部落聯盟和皇權王室暴力競爭那幾千年當作1.0時代，自家資本是任意抽稅的對象，別國資本當然燒光毀光為好。

光榮革命

之後算2.0時代，英國政府彎下腰來開始和境內外資本達成穩定的契約合夥關係，兩百餘年時間就把1.0時代的恐龍捕殺完畢。3.0時代美國政府帶頭跪下後，

「資本沒有祖國」

，對各個政府挑三揀四，誰對資本更友好，就去耕種一番；誰繼續頤指氣使甚至動粗沒收、翻臉不認的，比如八十年代的南美，90年代的東南亞，以及這十幾年的辛巴威、委內瑞拉等等，境內外資本就飛速消失逃離，留下滿地廢墟。

3.0時代資本沒有了國別之分，在投資收益率的壓力下，往往比別國政府還關心發展，關心能不能給窮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和工薪收入，消費能力是否能提升，交通電信的硬體網路和金融信貸的信用網路，能否下沉覆蓋到儘可能多的人、儘可能多的土地和房產…新捲入的窮人買的起更多的家電、電腦、汽車和遊戲，如果還能開始申請汽車或者住房貸款就更好了，這些會給舊資本帶來更高回報，同時也是新增資本的源泉和基石。

這與之前的大國戰略外交理論完全相悖：霸主國家怎麼可能真誠的期待外部國家秩序穩定、經濟增長和人民富裕呢？可是設身處地的想一下，農業時代的爭奪土地，和工業時代爭奪廉價原料，這點價值，3.0時代的領跑者們真的看不上眼了。外部世界走向動蕩和窮困，才是他們最擔心的：這樣下去科技醫藥航空金融軟體晶元等賣給誰？薪水和分紅還能撐多久？我孩子將來是收入更高，還是去種土豆小麥，甚至背槍上戰場？不，絕不。

資本的擴張渴求，和美國政界的商業拓展派、世界道義派的主流一拍即合，成為全球化三十年奇蹟的主要推手。當然其中會夾雜著各種浪花，對新資本仍然心懷疑懼的人群，試圖搭便車表演愛心爭取選民的政客，抗拒交出干預許可權的官僚，以及擔心在玩法下喪失優勢的企業和行業，等等。

所以，把日美經貿談判當成兩軍對壘的零和遊戲，起點就錯了，因為財富不再是限量的。走馬燈一般輪換的雙方代表們其實更像在同一戰壕，共同修補BUG，安撫自己背後各種利益團體對這個系統的不滿、哭鬧和干預。

日美雙方究竟做錯了什麼

大致梳理了日方、美方的團隊，前後兩種版本的遊戲攻略，大合作小摩擦格局，總算可以開始評價雙方了。先理順框架並大致認同，才能避免基於碎片事實而推斷「美帝想要什麼，日本該怎樣才是對的」，這種片面的歷史經驗和智慧，往往害人不淺。

為了中立評價雙方的行為，這裡完全虛構出日美各一位投行經濟學家的對談，直接切中核心，無需耗費很多時間去梳理雙方的無窮無盡的細節。

第一輪，85年左右

美方代表簡稱為A，日方代表簡稱為J。

A：滿世界都在討論美國財政和貿易赤字，可惜大多數連赤字的多面性都沒想過。減稅引發的投資收益率升高，自然會吸引外部資金流入。這個流入，在我們眼裡是沖著投資收益率來的，而在財政眼裡是新增預算赤字有人填補，海關眼裡是貿易出現大筆逆差—出口商收的錢沒有買東西回去而是留在美國，自然是逆差；聯儲眼裡美元受歡迎，升值接近一倍；經濟學家看到了「無通脹的高增長的反常現象」，其實是美元升值導致進口增多而且價格下跌，摁住了通脹；議員們看到的就是失業和保護主義提案的表演機會。

在一定的限度內，通過給企業和工薪階層減稅的方式，把國債佔GDP的比例提升20個點，那會刺激企業擴大投資，新增就業和員工收入，這些新增收入（小部分還會加上汽車或者住房貸款的槓桿）又會變成另外企業的新增盈利、新增就業和收入，這種循環乘數效應有可能導致GDP總量增長40%。當然這個遊戲會有一個上限。原則上通過減稅把更多資本留給企業家和就業者去支配，總歸是效率提升。其他國家最好儘可能籌劃跟進才對，儘快減稅、削減管制。

拋開各種表象和各流派的藥方，回歸一下基礎邏輯。資本和貿易同時自由的話，那失業，貿易順差逆差，資本流入流出，匯率波動，這些都是必然現象，就像人有呼吸有脈搏。美國紡織、汽車和家電行業的失業是好事，如果日本賺到的錢買了波音、惠普或任何其他公司的產品，這些公司的擴張會直接或者間接的吸收失業。即使不買產品，而是選擇某些企業的股票、債券或者其他資產，那也會因投市場變化匯回，或者因個人因素而變成採購，這對彼此的消費者和產業界乃至政府稅收，都是有利的。

但政府管制就完全不同，特別是錢被你們央行收做外儲長期投放回來，就是一個雙輸的干預。你們的錢沒有變成訂單，相當於我們的企業和工人被抽水，卻沒有迴流；訂單的消失意味著投資機會的消失。而投資機會是一切增長的源頭：在生產循環是就業和工薪提升的源頭，在資本和貨幣循環也是貨幣創生和還貸支撐的源頭。持續抽走訂單直到極限時，工薪的現金流無法支撐房貸價格，股票分紅和債務利息無法支撐養老金增值，或者資方和工人的不滿積累到要求政治解決時，都會引發系統的不穩定。

所以前十幾年的協調和爭吵其實是走了彎路，應該只盯著資本和貿易自由，減少政府干預尤其是限定外儲比例。穩定匯率的任務交給市場，要方便境內外民間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們自由對賭，看多方本來就是看空方的最好儲備。日本想避免升值過快傷及出口，那就分析怎麼能多進口，比如廢除進口關稅和管制；比如減稅提升企業投資回報率、國內就業和工薪收入，優化信貸覆蓋、保險覆蓋和土地房產流通抵押，讓更多人能夠買更多國產高端品還有進口高端貨。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勒緊腰帶，犧牲居民的福利，犧牲企業的資本積累，去為美國輸血，還惹得美國火冒三丈、循環不暢。

可惜，行長、財長、商務部長、外長等技術官僚，總統首相議員等政治家，總是盯著眼下的KPI和壓力行事，糾結於癥狀而非病因，真是糟蹋寶貴的時間、金錢，破壞盟友之間的友誼和信任，還增大了體系的風險。

J：日本這邊政府和國民的觀點非常糟糕，可能是政界學界和傳媒缺少一流的金融家的影響。老派穩重的國民以為美國借債度日是墮落和隕滅，擔心未來世界去向哪裡；年輕的民族主義者相信順差證明了日本的優勢，滿心期待著未來是日本世紀。如果他們想明白，在國內增長率和投資收益率高於美國時，還出現外儲和順差，屬於強制對美輸血，那不知他們會不會去罵央行「非國民行為」（註：日奸行為）。

美國成為全球投資者的樂園，一流企業優選去美國投資或者上市，各國精英富豪優選移民去美國，形成了資本+人才+富豪的巨大順差，那必然對應著二三流商品領域的巨大逆差。這種新玩法的訣竅，不知下代人能不能搞懂。

我感覺，從農業轉換過來的第一代人，都會為現代工業和技術目眩神迷，以為搞定就贏得了終極勝利，其他應該是被壓縮的犧牲的，他們理解不到，是金融和資本的循環機制，在主導著分工和貿易，主導著他們提供什麼產品和賣給哪些能買的起的顧客。而理解不到，就追趕不了。

除了觀念不接受外，更多明著暗著的阻力，來自於各省廳這些逐年熬上來的官僚共同體。比如通產省就不想開放，一是為了自己的政績好看，二是放外資進來就不好繼續干預指導，三是確保關聯的圈子利益不被衝擊繼續圍著他們轉，開放了進來了很多不把他們當神的美國人，那日本企業也不把他們當神了。至於高價由國民支付，麻煩由談判代表擦屁股這些，跟他們的獎金升遷一點關係都沒有，自然毫不關心。而其他負責具體行業和要素市場的干預的部委，比如國土廳和農林水產省，就比通產省隱蔽而且致命許多倍。

A：你們也是奇葩，沒有單獨的商務部。財長行長外長商務部長的思考起點通常還是國家利益，通產省、國土廳、農林水產省這些傢伙一直阻攔的話，那順差、外儲、貿易摩擦就永遠不順暢。我們那邊的搗亂也很多，不過沒什麼持續性，過完選戰那一陣風就又搖擺回來了。偶然的失控一次，倒是捅了天大的亂子。胡佛總統競選時向憤怒絕望的破產農民承諾一定通過關稅法案，不顧上千位學者反對，也不顧福特老闆和摩根總裁的整夜跪求，仍然選擇兌現。結果引發全球連環的經濟危機，德國日本脆弱的憲政體系沒能撐過去。我相信幾代人之內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悲劇重演，在最壞的選擇時，寧可單獨對一國發動戰爭，也好過全面切斷貿易引發全球混亂和戰爭。

J：你們那次關門可真是間接要了一億人的命，回看過去的話，可能早晚都會發生，你們的破產農民快要造反了。除非一戰之後各方沒有恢復金本位，而是創建了類似現在的體系。

第二次：1988年前後

J：趨勢很不妙，三年來，匯率升值約一倍，但貿易順差還是漲的很快，為了防止升值導致緊縮的財政擴張預算也在執行，加上資本流入，三個水龍頭各自灌各自的水，央行不得不拿日元買下來，股市和房價已經有泡沫的跡象。央行如果放任日元無限制升值，確實能強制調整，但三年升一倍已經不慢了，也想聽下你的意見。

A：哪有央行不得不拿日元買下來，還是不肯改弦更張。要立即放開企業和居民持有和交易外匯資產（註：實際上到1998年才完全放開）。阻礙他們持有，可不就是央行代為持有，接盤放水會讓你們澇十年旱十年，一代人大起大落。交出去以後，央行就堅決坐視升值直到市場信心動搖開始掉頭，前幾年法郎英鎊四年貶一倍也沒什麼。堅持不介入，升值也會迫使出口部門找進口管制部門干架。

二是這麼多資本流入，你們卻拿不出更多的杯子接，可不是要溢出來。務必要保證土地房產和股票等資產的供應增速能夠靈活跟上。聽說你們核心農地轉移用途需要部長和省長批准，不轉用途也只能轉移給農民打理，禁止資本公司和市民插手，農產品貴到天價，整個經濟都在給輸血卻又沒什麼產出，簡直就是現代經濟的面子封建農奴的里子，禁止流通還讓泡沫全堆在城市裡。（註：直到2009年時日本務農人口平均年齡約60歲了，很多土地拋荒，資本下鄉經營農地的禁令才解除）。

J：國土和農地確實管制極多問題很大。你們有全世界的優秀企業跑去買地建廠，美國企業一有機會就到城郊大塊的拿地建總部，可是日本土地管制極嚴。不僅是外資工廠進入日本受到阻礙，日本製造業以外的公司大多也只能擠在城裡付高租金推高房價，富豪也沒法像你們退休後下鄉去搞大房子。結果導致與美國相比，日本的機會更多積聚在劃定圈子裡，錢也都更多的堆在城市裡，也有更高比例的青年又苦又累好幾年才擠進小房子，生育率自然也會比你們低不少。

可是國土廳和農林水產省根基非常深厚，由於人均耕地太少、糧食自給率太低，管制和保護很少有人質疑，包括通過各種法律。農民選票和農協、基層官員利益一體，組織程度堪比二戰前陸軍海軍，內閣和議會很難搞定他們，倒是他們使個眼色，內閣和議員們識趣的就會趕緊低頭閉嘴。

A：關於土地，我們好像有個專家組來過，建議務必停止國土硬性管控，方便房產商和居民換地流轉整片開發，把規劃審批許可權給到基層社區，為了避免過度囤地可以統一徵收一點點持有稅。你覺得能調整多大？

J：很不樂觀。即便明知泡沫將至，也很難讓國土廳修改目前的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只能等到編製「五全綜」時放鬆（註：「五全綜」是94年修訂、98年執行）。國土廳如果承認「四全綜沒能預計到需求猛漲，所以需要緊急調整」，那別人會問「難道以後就能提前預計十年嗎，還是方便個人業主自行交易、地方自行核准吧」，會危及到官僚們的位子。而如您所知，官僚們寧可滅國也不肯自裁，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當年珍珠港咬你們時，你們只以為日本政府瘋了，沒看到背後是陸軍官僚們堅硬如山，內閣垮了好幾次。

A:土地流動性推進不了，那金融開放能不能補救？你們的銀行，會數地皮、和老客戶喝酒、按計算器就能活的很好，有著全球規模的資產，管理還停留在20年前，照慣性思維加碼信貸是火上澆油。還有你們股市的市值排在世界前列，可感覺公司治理比我們要落後兩代，要是在紐交所上市的美國公司，早就被收購兼并重組了，二三流業務線賣給同類、做強自己優勢部門，高管也優化幾輪，股價這麼高也會增發股票囤積現金還會壓低泡沫。銀行和股市是對成千上萬個企業的競爭優劣進行裁判的系統，難以想像一個經濟大國的核心功能，竟然是這個樣子的。

J：現在正是歡歌笑語的高潮時期，多半要等摔倒了才會大動。沒有世界一流同行進來毆打一番，自己的進化就停滯了。我倒是很懷念明治維新初期時的制度創新發明，那時四成政府預算用於給武士大名發津貼，協助完成了新舊勢力的切換，不像大清保守派和維新派耗了幾十年死了無數人。

第三次，1995年前後。

A：恭喜你們把自殘之路都走了一遍，現在還在繼續自殘，未來可以當作教科書了。

危機處理有幾點很好奇，一是財政政策，為什麼大興基建花錢，同樣是增發國債，走減稅道路的話還能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新基建已經沒有回報，浪費了寶貴的窗口期和國債額度，最後不得不增稅時就徹底鎖死了。國民背著巨債擠小房子又沒有生育率，將來國債找誰接續，用什麼資產的現金流撐著？

二是貨幣政策。這幾年日元居然還升值。銀行喪失放貸功能屬於系統性危機，救助是央行最緊急的要務。這時企業變賣境外資產回國補窟窿，無限接盤壓低匯率是一舉多得，一是能幫那些企業還債輕鬆一點，二是有想試著抄底的吞併的也得到足夠軍火。泡沫前不該放水的時候放水，危機後該放水的窗口期又矜持了。搞不懂。

三是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強制重組出售兩三家大銀行和證券公司？讓美資進來佔一兩成份額，把銀行和資本市場效率提升一級。清理掉失敗者、讓優勝者擴張，這對系統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撇賬，也是社會為危機支付慘重代價後所能得到的最有價值的回報。

J：還是幾個官僚集團各吵各的、各做各的，內閣無法協調。總算上來一位不是自民黨的首相細川護熙，他沒太多利益糾葛，可是也沒太多實力。他計劃要廢除全部管制，切斷官僚與企業界和協會的關聯，實現日美經濟一體融合，可惜公布沒多久官僚們就給他挖坑，逼他辭職。更寒心的是，他辭職了一個月，竟有槍手在公開場合刺殺他，理由是因為他的戰爭道歉，還好沒有擊中。

我覺得日本二十年內難有起色，再以後，思維更現代更國際的當下年輕人熬成高級官僚了，也許會不一樣。如果十幾年前，里根改革時施壓更系統化一些而不是整體縱容、零打碎敲，或者日本沒有自滿於產品和技術的進步，而是更多關注產權金融和制度等領域的開放和跟進，或者雖然不懂但只管無腦硬抄，那即使官僚、公司高管、土地的流動性只有你們的一小半，也不致此。

A：部委和官僚沒有流動性，公司和高管沒有流動性，土地缺乏流動性，制度也缺乏彈性，處處和資本貿易要求的流動不合拍。趕巧了20年就走到極致，時代或者系統一變就死活轉不過來，是這個意思嗎？真是太可惜了。

J：沒能突破確實非常可惜，倒也沒啥奇怪，似乎只有英語民族的心態文化是和資本規則是先天就內嵌互生的，看看法國德國義大利俄羅斯中國，日本韓國台灣，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英美的壓力才能轉過去。我們倒是有個專用名詞，外壓gaiatsu，還好外壓來自你們而不是法德俄等，那可是會糟糕到不敢想。

日本沒什麼激動人心的了，要不我們換個關注方向，一個重量級的新玩家？

A：我也覺得中國的走向激動人心浮想聯翩。93年起他們的動作很大也很堅決，但估計嚴重缺乏經驗和人才，比如明明很窮而且增速很快，為什麼要追求貿易和資本雙順差，把寶貴的外匯存在美國而不是換成急需的設備、原料和技術，還搞到通脹不可收拾？而且現在鎖定了匯率，再這麼鎖定的話，泰國印尼馬來菲律賓會受很大影響。看不懂。

J：日本已經很難懂了，對中國就不宜著急下判斷。他們走了幾十年的公有制，企業、員工、土地大多還是國有的，現代銀行和金融近乎於零，各種部委廳局倒是百八十個，能轉過來的難度和風險比我們高好幾倍。但願這次轉折能少一些彎路，也祈禱這頭大象千萬別亂撞，把系統給搞崩了。

（上篇完結，下篇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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