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播需要她色彩

記者 胡珉琦

女性科學家顯示度的缺乏，不僅會造成公眾對於科學理解豐富性的喪失，對廣大的年輕女性或者學生而言，她們更是失去了可參照的成功的角色模型，這對於她們學習科學的興趣、自信和效果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星期一早晨，脫下精緻的裙裝，顧不上倒時差，82歲的中科院院士張彌曼照例來到古脊椎所的辦公室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而4天前的3月22日，法國巴黎，張彌曼領取2018年度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的新聞還久久佔據著國內各大門戶網站的頭條。但這似乎已經跟張彌曼無關了。

一貫低調、謙卑的張彌曼，在頒獎典禮上展露的優雅氣度，和一段溫和有趣的英文感言，吸引了無數國人的關注。其實，科學原本的氣質就不只有理性和冷靜。是科學傳播忽視了來自女性科學家那五彩斑斕的靈魂，讓她們的形象變得刻板、模糊，甚至不可見。

女性科學家顯示度的缺乏，不僅會造成公眾對於科學理解豐富性的喪失，對廣大的年輕女性或者學生而言，她們更是失去了可參照的成功的角色模型，這對於她們學習科學的興趣、自信和效果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如果你看不到，就不可能成為」

女性佔據了地球人口的一半，我們卻常常無視來自她們頭腦的力量。

DNA的形狀是如何被揭秘的？人人都把功勞記在沃森和克里克的頭上，卻不知這項偉大的研究還有重要的第三人，她就是英國女科學家羅薩琳·富蘭克林。事實上，羅薩琳不僅僅是第一個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人，還因為沃森和克里克使用了她的實驗成果，未經她的允許，將她的發現發表在自己的著作中且不給對方署名，致使她被埋沒。直到羅薩琳去世後，人們才開始了解這個發現背後的故事。

數字時代，人們對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扎克伯格這些名字如數家珍，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計算機現代編程技術的開創者其實是位女性——海軍上將格蕾絲·霍珀。她曾是瓦薩學院的數學教授，後來被海軍派到哈佛大學，為有史以來第一台電子計算機「馬克一號」編程。正是因為她創造了第一種計算機通用語言COBOL，才使得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學習代碼……

這些故事告訴大家，影響世界歷史的科學家不僅有男性，還有女性，她們在數學、生物、物理、化學、醫學、計算機、航天各個領域作出了不遜色於任何男性科學家的成果，然而，她們的顯示度卻遠不如後者。

女性科學家的顯示度，一方面通過科學傳播的媒介來傳達，一方面出自於她們的自我表達。可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劉兵看來，媒介的傳達依然充斥著男性主導的思想，而來自女科學家自己的聲音，不僅微弱，甚至也可能缺乏性別意識。

劉兵解釋，這裡所說的性別意識，是非生物性的社會性別，是受社會環境和個人自我概念的影響，在後天的社會生活中逐漸獲得的，這也是女性主義學者非常強調的關鍵內容。

受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包括社會對於女科學家低調、理性、冷靜的刻板印象，會對女科學家造成消極的影響，比如對展示自我的期望和自信。這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解釋，在國內科學傳播領域，為何缺乏真實生動、特色鮮明、有廣泛社會認知度的女科學家形象。「遺憾的是，她們中的一些人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現有的性別認同是被壓抑的，是需要被改變的。」劉兵說。

女性科學家缺乏顯示度所造成的後果，是對廣大的年輕女性或者學生而言，她們缺乏可參照的成功的角色模型，這對於她們學習科學的興趣、自信和效果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牛津工商管理和劍橋地理學雙碩士、自然教育機構「野聲」（WildBound）創始人姚松喬，本科就讀於1837年建立的美國史上第一座女子學院——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在那個女性教育領域的先鋒之地，佔據主力的女性教授隊伍，無數令人驕傲的女性校友，以及來自世界各地女性「領袖」的拜訪和演講，姚松喬才第一次意識到「沒有什麼是女性做不了的」。

畢業後的她，走南闖北，哪怕是世界盡頭。她加入國際環保NGO組織，參與國際環境和人類未來議題的探討，傳播科學和女性主義的思想。她相信，「如果你看不到（這樣的榜樣），就不可能成為（這樣的人）」。

如何有效地「曝光」自己

科學傳播需要更多女科學家的聲音，就如同科學需要女性一樣。「如果只是男性從事科學傳播，那麼，必然缺少了女性這個群體對於科學的理解的闡釋，也就無法豐富公眾對於科學的認知。」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副教授章梅芳表示。

「她們從事科學傳播或者在與科學傳播有關的活動中出場，可以讓人最直接地感受到，女性氣質和科學氣質並不是對立的。科學氣質並不等同於男性氣質，一個或者美麗、優雅，或者熱烈、可愛的女性同樣可以在科研領域取得不錯的成績，她們同樣值得認可。」

那麼，女性如何才能把有關科學的聲音讓更多人聽到，讓更多人相信？這並不僅僅是中國女性科學家面臨的難題。

2016年12月1日，一艘載有77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科學家的考察船從阿根廷烏斯懷亞起航，開始為期三周的世界首次大規模女性南極探險活動。

這並不是一項單純的科考活動，它的目的是提升女性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醫學領域研究、決策、傳播的影響力。這個名為「家園歸航」（Homeward Bound）的計劃，將通過10年的時間，把全球1000位與科技事業相關的女性帶到南極，進行科學考察以及持續一年的領袖培訓。

今年3月，作為第二期「家園歸航計劃」中國成員之一的任曉媛剛從南極歸來，這位「90後」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是環境工程和科技政策雙碩士，回國後創立了MyH2O中國水信息平台。

在她的理解中，南極在研究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影響、全球水資源問題上，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它關乎人類的未來。「而女性科學家作為一個不那麼可見的群體，當我們與一個可見度非常高的地方聯結在一起時，就可以增加每個人所從事的科學內容的可見度，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這些參與者在各自領域追求的意義和價值。」

在這三周的時間裡，她們會拜訪各國在南極的科考站，密集地介紹、交流自己所從事或者關心的科學內容和話題，探討在各自相關領域展開協作的可能和計劃。

很重要的是，她們會接受一系列培訓和練習，以使她們學會在決策者、同行和公眾面前準確、有效地「曝光」自己正在為科學事業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從而讓這些受眾能清晰地了解她們所能帶來的價值是什麼。

「這對當下很多女科學家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中國，曝光率並不是一個正性辭彙。當一個女科學家試圖提升個人曝光率的時候，她就變得比過去可見了。當她更可見的時候，她就更容易被觸碰，進而遭到更多的傷害。」

任曉媛認為，她們就是要學習承受和應對這樣的困境。「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出於自我保護和迴避，不能夠卸下心裡的盔甲，就難以去和更多人勇敢地對話，也難以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這也是她看重這個團隊的重要原因。「來自不同領域的女科學家聚集到一起，通過塑造起一個具有安全感的支持系統，內化自我價值，提升心理能力，才可以在回到各自的工作環境時，最終噴發出一股開放的、外向的能量。」

作為「家園歸航計劃」第一期唯一的亞洲成員，同時參與項目組織、協調、傳播的姚松喬，也希望通過推動這樣的活動，讓女性科學家認識到自身在科學研究和傳播中的價值，有更大的勇氣以女性的身份去發聲，從而讓更多人了解女性科學家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什麼。

給科學不一樣的色彩

無論是公眾還是女科學家自身，當他們透過性別的視角看待科學時，還會意識到，女性科學家在對一些科學議題的研究、討論和傳播過程中，可以發揮女性的一些特質。

管理學和心理學許多研究結果都表明，由於先天母性特徵所賦予的傳承感和使命感，女性更傾向于思考一個科學議題對於自己後代的影響，注重資源的持續性與傳承性，對全人類的未來懷有一種責任感。

任曉媛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家園歸航計劃」中很多女科學家總是在公開討論和演講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聯繫到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她們不介意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有時候這恰恰是她們從事某些研究方向以及教育、傳播工作追求的價值所在。

因為關乎孩子的未來，人類的未來，這些科學問題往往需要來自各方的協作，而女性同時也具有強烈的合作精神。當她們面對受眾時，她們的表達就更容易激發一種集體意識，一種對未來的共同的關切，這對探索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影響。

讓任曉媛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船員們為了是否繞道去往英國的南極科考站起了爭執，因為個別隊員可能受到風浪影響而身體不適，原本堅持要去的女科學家相繼在很短的時間內開始反思自己的選擇，並設身處地地考慮對方的感受，決定重新討論甚至不介意放棄自己的選擇，進而採納別人的意見。

這也讓任曉媛深刻體會到，女性的同理心和包容性，以及本身來自弱勢群體的背景，使得她們更願意為科技發展中利益受到剝奪的少數人說話。

再比如姚松喬所提到的，女性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強調相互關係的價值，那麼在科學傳播的過程中，就更容易與公眾拉近距離。

除此之外，她也表示，由於女性在生活中扮演著子女、妻子、母親等多重重要角色，她們選擇的議題也更傾向於對周圍人，對所處環境是有所幫助的，而不是全以自我意識為中心，突出個人的立場。

當女性科學家把這些溫和的情緒、友愛的氛圍與理性的科學知識結合在一起，展示到公眾面前時，能讓人們看到科學不一樣的色彩和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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