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斯夫人：中國女性的身體與革命性

知識 03-31

1960、1970年代，中國女性的時尚

撰文|周小李

責編 | 王曉慧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基於工農業生產和軍事鬥爭的需要，女性被廣泛地動員走出家門，成為與男性一樣的勞動者或戰士。在強大的政治宣傳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婦女」、「革命婦女」被賦予了高度的社會評價。而女性的身體也被予以了意識形態的歸類，其中勞動的身體與革命的身體最為正確而光榮。這樣的女性身體圖像是參照男性標準被政治力量建構起來的，特徵是強壯有力、神情莊重、目光堅定，女性身體的柔美線條與性感氣質均被掩蓋。女性的「勞動性」與「革命性」相互交織，在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期內，因為階段任務的不同而各有側重，這裡主要探討的是其「革命性」特徵。

「不愛紅裝愛武裝」：領袖對女性身體著裝的提倡

1961年2月，毛澤東作詩《為女民兵題照》：「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此詩發表後，領袖對於女性軍人氣質的欣賞和讚美，使得仿效「女民兵」、「女軍人」著裝與行為成為青少年女性追逐的時尚。而此間在全國範圍內不斷樹立的解放軍榜樣，也進一步促進了青少年對於軍人形象的模仿。

她們都戴著嶄新的男士單軍帽。頭髮掖進帽檐兒，一縷不垂。「不愛紅裝愛武裝」，這是當年女紅衛兵們所熱衷追求的「革命時髦」……當年她們心裡想愛「紅裝」也不行，「紅裝」包括的一切物質內容和精神內容，全屬「資產階級」的一套。（梁曉聲，2012：235）

於是，「著軍裝」作為一種時尚在1960年代初的中學和大學校園漸露端倪，到1966年「文革」爆發後則成為男女學生，尤其是紅衛兵，必不可少的身體裝扮。這種裝扮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頭戴軍帽，身著軍裝，腰系寬皮帶，左胸佩戴毛主席像章，斜背草綠色挎包，胳膊上套著印有紅衛兵字樣的紅袖章；照相時大多擼起袖子，一手叉腰、一手緊握紅寶書於胸前。女孩照片上一般題有「愛武裝」、「颯爽英姿」、「叢中笑」、「永遠忠於紅司令」等。女孩髮型以短髮或辮子為主，少見其他髮型。

被拋棄的「紅裝」不僅包括傳統女性服飾，比如旗袍、長裙、高跟鞋、絲襪，還包括其他可以展現女性溫婉、柔美以及性感的髮型、日用品、生活方式甚至語言習慣及行為方式。尤其是在破「四舊」的運動中，「紅裝」被視為「舊文化」、「舊習慣」甚至「舊思想」遭到無情批判。

紅衛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奮全國革命群眾，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的「四舊」發動總攻擊……除「四舊」從「改名」開始……還包括：剪頭髮、剪長辮子、剪燙過的頭髮，剪小褲腳管，剪漂亮的裙子，燒戲服、道具，毀文物……（王年一，2009：53）

響應「革命」的號召，校園女生的群體身體圖像被改造成為了「紅衛兵」。這一圖像看似性別無涉、適用於男女兩性，實際上是去女性化的，是以對傳統女性形象的徹底否定而得以確立和鞏固的。「那時女子說話都跟男的一樣，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樣兒就變修了。說話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勁哪。袖子捲起來非得卷到胳膊肘上，這是那時候的審美觀點。」（馮驥才，2014：191）曾經被認為青春女性特有的柔美、嬌嫩，被男性化的剛毅、粗獷所替代；溫文爾雅、嫻靜幽柔的一般傳統女性形象也被革命年代的鬥爭哲學所否定。

「要武」與「暴力」：女性對領袖最高指示的回應

1966年8月18日，一位紅衛兵女中學生在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帶上了一副紅衛兵袖章。當毛主席得知這位女紅衛兵的名字是「彬彬」時，笑著說：「要武嘛！」這一簡短對話促使該女生改名為「要武」，她所在的中學也更名為「紅色要武中學」。「要武」對女性青少年的身體規訓絕不止於外觀的重塑，還直指其行動方式的改造。暴力是她們必須展示的「革命」行動，參與造反、抄家、批鬥以及武鬥的紅衛兵中，大學、高中學生甚至初中男女生，都表現出令人震驚的暴力傾向，只不過由於傳統女性形象並無明顯暴力特徵，因此，女生驟然呈現出的暴力性更令人震驚。

在「無情批判」、「殘酷鬥爭」得到權力高層默許、慫恿甚至大力支持的情形下，暴力不僅被定性為革命行動，而且強弱程度還被視為政治覺悟高低的表現，愈暴力、愈革命、政治覺悟越高。而經過建國十七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革命理想主義教育，中國女性已集體意識到，在革命鬥爭和工農業生產中，女性只有展示出與男性一樣的、甚至比男性更甚的力量與勇氣，才會被時代接納與認可，才會獲得成長與發展所必需的政治資本。當「革命小將」打著「紅色恐怖萬歲」的旗號，以「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為最高指示，參與「鬥爭」的女紅衛兵表現出的殘酷並不亞於男紅衛兵。

在球場的乒乓桌上，蘇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會的是我們年級的團支書，一位質樸善良的女同學。她聲嘶力竭地聲討、斥問。突然把一瓶紅墨水噴洒在蘇教授謝了頂的頭上，隨即把他推倒在台上，責令他在曬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變震驚了。（徐友漁，1998：94）

有親歷過文革的人士甚至覺得，「女性一旦革命起來就有些可怕」，「比男性要危險幾倍」。（梁曉聲，2012：51）文革中北京市第一位被打死的中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校長卞仲耘，即死於該校紅衛兵女生的殘酷毆打。還有調查者發現，打死人的學校中包括好幾所女子中學，如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北京第二女子中學、北京第四女子中學以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學，據一位目擊者說，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大打校長時，主打的是女學生」。（王友琴，1995）

顯然，對於投身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青少年學生而言，最高領袖、其他中央首長以及權威黨報黨刊對於紅衛兵運動的高度肯定、誇張的讚美以及政策性的全力支持（如命令學校停課半年、禁止警察干預暴力行動、全國大串聯享受免費交通與食宿等），毫無疑問就對他們產生了極其強烈的社會認同。在這過程中，作為青少年「領袖」的人物能夠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這裡所謂的「領袖」，指具有榜樣或模範性質的政治權威、公眾人物、影視明星等，而青少年對「領袖」形象的模仿、崇拜，能夠促進其認同的形成。（埃里克森，1998：117）在這種鋪天蓋地社會認同的激勵下，紅衛兵集體陷入了「紅色恐怖萬歲」的狂歡。這樣的認同驅使著幾乎所有的青少年學生，以加入紅衛兵組織為榮，以參與暴力行動、為「革命」流血犧牲為榮，女生也不例外。

對於今天的校園女生來講，1960年代的「革命」已經成為了遙遠的過去，那些身著綠軍裝的紅色少女，她們的身影正在被緩慢地集體遺忘。今天的校園女生歡快輕盈地成長在以「改革」為主題的新時代，這個時代不僅容許而且鼓勵她們展示和追求青春女性所有的身體美。然而，這種境遇看似迥異於1960年代，實則內隱著極其相似的身體政治——只不過，對年輕女性身體的新一輪權力形塑不再藉助政治權威和革命鬥爭，而是通過消費主義和商品崇拜而達成。所以，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依舊在路上。

周小李，教育學博士、博士後，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教育政治學、公民教育、性別社會學。

參考文獻：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版。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徐友漁：《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版。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年版。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香港《二十一世紀》1995年8月號、總第三十期。

張新蠶：《家國十年：1966-1976：一個紅色少女的日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美]阿妮達·陳：《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史繼平等譯，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年版。

《紅旗》1966年第10、11、12期。

[美]埃里克森（Erikson.E.H）：《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孫名之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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