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松：尋找小方，以致敬的名義

說起馮雪松，得追溯到三年前的冬天。那時我在北大讀書，新聞系主任帶著采寫班從北京乘高鐵到保定參觀「方大曾紀念室」。我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不知以什麼理由紀念，只覺得趁機出去玩一趟倒也快活。

紀念室設在保定光園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洋樓里，只佔一間，面積不大，二十餘人到訪顯得擁擠。屋外是太湖石堆疊出來的假山，講究的布局暗示著不俗的身世，屋裡卻很簡陋，一尊銅像、一隻皮箱、三面貼滿黑白攝影作品的牆而已。

短暫的停留，讓我記住了兩個基本事實：其一，方大曾是個頗具才華的戰地攝影記者，「盧溝橋事變」報道第一人，但不幸於25歲失蹤，至今不知下落。其二，這些照片本該在某個角落被繼續淡忘，有個叫馮雪松的紀錄片導演把它們慢慢搜羅出來，重沐陽光。

對於玩心甚重的訪客來說，所謂「記」，只是畫了副鬆散的骨架，沒什麼細節。倒是從光園出來，在街對面吃的那頓驢肉罩餅印象更真切。

後來機緣巧合認識了馮雪松，又在他的介紹下「認識」了小方，才知光園斗室只是張封條，揭開它，還有滿滿當當積了灰的故事，關乎青春與歷史，也關乎執著與牽掛。分量之重、體量之大，讓我不得不羞於當年的輕浮與怠慢。故而，一說到「光園紀念室」這截兒，我總要心虛地快進。

兩代記者的相望——馮雪松在方大曾紀念室

1偶然

除去莫扎特式天賦異稟者，多數人最終從事的工作，往往跟孩提時的性格、樂趣乃至天馬行空的想像相去甚遠。馮雪松就是一例。生在呼倫貝爾大草原、追逐蒼鷹與馬鞭霹靂的氛圍、又被取了個「堅毅挺拔」的名字——這些一聽就很粗線條的符號，怎麼看都和「創作」題中應有的細膩善感格格不入。

事實也的確如此。小時候，馮雪松一提筆就頭疼。作文萬變不離撿錢包，湊字全靠報上的大口號。

轉機出現在初一那年的春節。

家鄉的公園裡辦了場冰燈會，門票兩角。馮雪松咬咬牙，掏出了口袋裡還沒焐熱的壓歲錢。「不過如此」——平庸的花樣，讓他格外心疼那張被破開的新票子。失望情緒旋即催生出罕見的表達衝動，他寫了篇《冰的藝術結晶》，寄給當地報社。

沒想到幾天之後，街邊的報刊欄里真出現了一個署名「馮雪松」的豆腐塊。文章不長，但威力甚大，足以把此前多年的表達恐懼一掃而空。兩元錢的稿費，讓一顆小小的心成了張新帆，其間的每個角落都被鼓得十分飽滿。

多年後，馮雪松重逢了那期報紙的編輯，向他鄭重表達了一番謝意，大意是賞識與鼓勵讓他找到了自信，打開了新世界大門云云。一席話聽得編輯雲里霧裡，半晌反應過來，啞然失笑：

「咳，我認識另一個叫馮雪松的，文章寫得不錯，以為是他的就給發了，沒想到碰著個同名。誤會，都是誤會——」

這已不重要。在謬誤被澄清之前的那些年，寫作已成了一發不可收的事，熱乎勁兒直到大學都沒散。

中文系畢業後，馮雪松回到家鄉海拉爾電視台做紀錄片。紮實的文字功底，不到兩年，他編導的五六部短片被中央電視台《神州風采》欄目採用。播出時間緊隨《新聞聯播》，當時被喻為「黃金五分鐘」。在一個縣級電視台，尤其是一個成立八年還沒播過一分鐘片子的縣級台，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突出的業績，為他爭取到了一張熒屏黃金年代到中央電視台工作的入場券。

1999年一個非常普通的午後，馮雪松在辦公室里翻弄舊報紙，無意間發現了一封傳真，寄自中國攝影出版社一位叫陳申的副社長。

今天，那張熱敏傳真紙還在，但字跡已完全消失，幾乎又成了一張白紙。馮雪松還記得它的內容，裡面提到了一個陌生的名字，方大曾。

方大曾攝影作品《綏東前線》

「作為抗戰初期活躍在國內的一位戰地攝影記者，歐美許多報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戰如火如荼、個人事業剛剛展開的時候神秘地失蹤了。半個世紀以來，這位攝影家短暫而傳奇的一生和大師水準的作品已經完全沉入了歷史的忘川，只有胞妹珍藏著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張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守候。出版社擬將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對他的回憶，合編成《方大曾的故事》一書，以示懷念。」

當時他還不知道，這是繼錯發的「豆腐塊」後，命運埋藏在他人生劇本里又一處轉折。只不過，意涵正捂在光陰的蓋子下慢慢發酵，還未到揭曉的時刻。

2難題

出版社希望和電視台合作推廣該書的策劃方案。但職業嗅覺告訴馮雪松，這是個極有誘惑的選題。神秘失蹤、一千多張底片……這些關鍵詞的閃現，讓他產生了強烈的揭秘願望。

馮雪松對許多選題的興趣都源自某個關鍵詞。比如，「世紀女性」。為了這四個字，他和同伴曾熬了兩年零七個月，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做了長達600分鐘的大型紀錄片《二十世紀中國女性史》，從即將凋零的生命中搶救出關於民族青春的記憶，轟動一時，為他捧回不少金燦燦的獎盃。

「令人興奮的詞語很多又很少，多的時候，可以拿它們結構出一篇文章；但少的時候，就像桑迪亞戈連續84天打不到一條魚。」不經意的表達，很能出賣一個人的閱讀口味。果然，馮雪松喜歡海明威。二十來歲那會兒，不僅要讀他的文字，還要模仿他的一舉一動。

「他站著寫，我也站著寫，因為站著可以讓人少說廢話。他用鉛筆寫，我也用鉛筆寫。但就有一點沒學成——」不知是語句間的自然停頓，還是故意賣關子的話口。

「哪一點？」

「他抽雪茄，我沒地兒整去。」

嘻哈一陣，話頭又回到尋找上去。 近千張底片拍了什麼？這是怎樣的一個人？誰曾近距離接觸過他？關鍵詞牽引出種種疑問。

在四惠的一棟普通民房裡，馮雪松第一次見到了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85歲的老人坐在輪椅上，皮膚白凈，戴著金絲邊眼鏡。得知眼前人是為哥哥而來，眼眶突然紅了，淚水順著臉頰滾落，像是釋放了某種委屈。

老人哭著告訴這個小夥子，幾年前，自己聯繫了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想把哥哥生前留下的底片交給國家，得到的答覆是：「在家等著吧，回頭我們上門取。」放下電話，她莊重地換了新衣裳，沏了壺熱茶，捧著木製的底片盒子坐在客廳等啊等。等得茶涼了，天黑了，新衣變舊了，都沒等到「回頭」的那天。

馮雪松登門，本是想簡單了解一下方大曾的基本情況，電視行話叫「跑前前期」，但老人滾落的淚珠在他心裡滴出了深深的凹凼。他眼窩一熱，當即拍著胸脯應下來：您放心，我一定把這片子拍出來。

從方家走出來，馮雪松五味雜陳。放出豪言壯語的癮是過了，但題還沒跟台里報，就算過了，人也失蹤六十多年了，哪兒找去？

翻閱《中國攝影史》，關於方大曾的描述不過隻言片語。沒有獨立的篇章，連貫的履歷，沒有定論與結語，只是一個被叫做「小方」的年輕人。馮雪松這才反過勁來——他給自己應下了一個巨大的難題。

方大曾留給母親的照片

小方離得過於久遠，除了文字和圖片，沒有半秒鐘活動影像。只能用資料去補充，用頭腦去思考，用情感去把握。由於史料的匱乏，每每有一點線索，剛感覺要觸碰到他，一伸出手馬上又覺得遙不可及。

那段時間，馮雪松幾乎是在圖書館的過刊庫里度過的。在沒有電子檢索的年代，只能獨自泡在舊報刊散發的霉味里，用最笨的辦法一頁頁翻查小方經常供稿的刊物：《世界知識》《良友》《美術生活》《大公報》，尋找著關於他的蛛絲馬跡，逐漸拼湊出了他的輪廓——

這位失蹤於25歲的青年家境優裕，畢業於中法大學經濟系，思想活躍、熱心社會進步活動，時常帶著相機深入城市與鄉村，記錄見聞。抗戰初期一度十分活躍於戰地前線，是「盧溝橋事變」報道第一人，同范長江、陸詒並肩作戰，拍攝出大量珍貴的戰爭與社會生活圖景。總之，他值得一份遙遠的敬意。尋找方大曾，開始從神秘失蹤引起的好奇，漸漸變成敬意衍生出的自覺。

2000年，馮雪松（左一）帶領攝製組拍攝《尋找方大曾》，右一為方澄敏。

紮實的案頭工作做了四個多月，可以開拍了，但上天與他開了個沉重的玩笑——方澄敏是整個尋訪過程中唯一見過小方的人，上次見面時，老人健談，清楚，記得許多舊事。馮雪松和她相約，待正式開機，由她作為主述人來為觀眾講哥哥的故事。拍攝前一周，方澄敏突然中風住院。兩個多月後再見，她已無法言語。

馮雪松把方澄敏整理底片的鏡頭放在最後，用動作代替有聲表達。她坐在輪椅上，拿起照片舉過頭頂，朝向有光線的窗子。黑白輪廓立刻被照亮。老人的嘴角微微抽動，欲言又止，眼淚又順著臉頰滾落。她內心再次被哥哥的氣息牽動——幾十年前的景物消失了，哥哥也不知所終，唯有記憶不停填充著她的思念……

3無期

2000年7月，紀錄片《尋找方大曾》播出了。於欄目，於自己，於泣不成聲的方澄敏，都算有了交代。按說可以交差了，但馮雪松放不下。

他又想起在方家第一次見底片盒子的情形——輕輕從紙袋裡取出黑白底片，彷彿怕驚動一個沉睡中的人。陽光下，黑白兩色通透分明，影像瞬間呈現在眼前。隔世的人物、消失的景象、塵封的事件，散發著勃勃生機和無法拒絕的誘惑，讓他彷彿與方大曾有了隱約的溝通……由於經費有限，首版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只在北京拍攝，小方當年走過的蠡縣、綏遠、太原諸地，還留著大面積的空白。

當年8月，在時任社教中心主任高峰的支持下，《尋找方大曾》獲准作為特別節目繼續運作。

9月11日，正在中法大學舊址為第二版紀錄片採集素材的馮雪松，接到了家裡的噩耗：身患食道癌的父親病危。交待完手頭事，他趕最早的一班飛機奔回故鄉，希望和父親見上最後一面。

「父親靠在病床上睡著，一隻手錶用膠帶粘在他視線能及的牆上。母親說剛睡，之前一直在看錶，計算著我到達的時間。他已經幾天沒有躺下了，醫生說癌細胞已經完全擴散，臟器幾近衰竭。約有一刻鐘，父親醒了，看見我，吃力地撐著身子，第一句話是，耽誤你工作了。」

一天後，父親離世，給兒子留下了別離的傷痛，也留下了關於生命的不盡之思。死亡何其猝然，生命何其脆弱。在捉摸不透的安排中，「有始有終」已是一種可憐的福分，即便如此，小方也無幸「享受」。

方大曾攝影作品《炮火中的兒童》

至此，「尋找」不再是項工作，撇開攝影家、新聞記者、愛國志士這些標籤，被尋者的身份回歸為一個沒有下落的人、一個不知所蹤的兄弟。它變成了一種人生的追問和一件放不下的心事。沒有周期，也沒有終結。

「小方的生命輪廓是破碎的，遺存的作品是散碎的，我的業餘時間又是零碎的」。三重碎片擺在面前，憑一己之力去連綴方大曾的生命樣貌，不是件容易事。

「不容易」了18年，怕也覺不出羈絆了吧。

不間斷地挖掘到今天，作品、生活、交際圈……越來越多的記憶碎片浮出水面，形象越來越飽滿的小方，開始從故紙堆重返公眾視野。他的名字被納入《中國名記者》《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攝影大師》；被引入教學與考試；方大曾紀念室在其失蹤地保定落成；《方大曾消失與重現》《遺落與重拾》集結出版；「小方眼中的抗日戰爭」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出……《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撰文稱：「跨越影視界、出版界、文學界、學術界的『方大曾熱』，聚合成兼具傳播力與影響力的現象級話題。」

2015年，中國記協組織召開「馮雪松追蹤方大曾事迹座談會」，號召全國新聞工作者「緬懷方大曾，學習馮雪松」。

聽上去，真是個皆大歡喜的美滿故事。但只有自己最清楚，踽踽獨行地找，哪裡是「念念不忘，必有迴響」的雞湯邏輯那麼簡單。

馮雪松的博客里，方大曾是最常出現的名字，篇目很多，但閱讀量很少。2012年，他邀請當年發來傳真的陳申和方大曾的外甥一起到央視網做了期紀念方大曾的在線訪談。在一個小時的節目中，「沒有一個網友前來互動」。

口吻平淡，聽不出愛憎，也聽不出憤憤，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大概是因為，18年的尋找里，冷遇數不清，別有用心的猜疑也數不清。習慣了一個人吞咽過程中的全部滋味，今天說起來才能雲淡風輕。

4真意

新聞專業主義的敬畏、保家衛國的情懷、或是僅僅出於對老人眼淚的心疼，當然是尋找小方的動力。但如果作品本身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其實不足以支撐起一場曠日持久的選題。

方大曾的圖文通訊已被塵封多年，紙張變黃髮脆。但當我們小心翼翼地捧讀著他的預言——「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看到他拍攝的天寒地凍中的行軍、戰壕里扶牆掃射的士兵、背負重物而脊柱彎曲的苦工、在炮火夾縫中艱難成長的孩童……仍能感受到由遠而近的炮聲，感受到正義和溫情的神采。

在方大曾的文字里，你看不到半句抱怨。當玩得起相機的公子哥把鏡頭對準風月場時，他的熱忱全部投向了社會肌理。縱是零下40攝氏度單人獨騎翻越大青山，也熱情躍然。僅僅把他放到新聞或是攝影的維度里去評價，顯然無法測量出他的人格張力。馮雪松希望這樣一個堅毅正義有溫度的青年能夠為更多人所知，讓他越來越清晰的人格畫像住進更多人心裡，成為某種參照。

2015年9月，《大公報》召開「一份報紙的抗戰」論壇，馮雪松受邀到香港做主旨演講，會上認識了中國新聞史學會現任會長、清華教授陳昌鳳。馮雪松和她提起，想做「方大曾公益校園行」，讓同齡的青年學子知其人其事，共同以致敬的名義尋找。陳昌鳳當即支持，盡心協調，把首站設在清華啟程。

去年6月，「不拿講課費，不佔工作時間，不讓對方買車票」的「三不」公益行走過全國二十餘所知名高校後，順利收官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知道小方的名字，對這個「斯拉夫氣質濃郁」的青年敬慕有加。

方大曾拍攝的抗戰新聞圖片

前幾天，馮雪松在朋友圈裡寫道：「45歲前，向前人學；45歲後，向後人學。」——在眾多關於小方的動態里，這條畫風迥異。問感慨從何而來，他說，過年帶兒子去玩抓娃娃，爺兒倆戰績顯赫，二百來塊錢斬獲9隻。自己倍受鼓舞，欲繼續進軍，11歲的兒子抬起小臉一本正經給攔住了：別抓了，咱做事要適可而止。

不知在他看來，止步於25歲的方大曾，算「前人」還是算「後人」。放在「尋找」的語境下，這個問題似乎不必深究。找到今天，與其說是在找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不如說在找一種稀缺、失落的品質。

當「油膩」因觸到大眾痛點而成為年度熱詞，我們不得不在嬉笑狂歡後坦白承認：「油膩」不是中年專屬，每個人都可能被一層厚厚的功利主義外殼包裹，無關年齡。當我們嫌棄地看著鏡中那張勢利、油滑、怨憤、戾氣十足的臉，當整個社會的青年精神沉浸在無病呻吟的腔調中普遍軟化時，太需要一個純粹、坦蕩、樂觀、剛毅的人性樣本，進行一場「活法」的示範，找回失落的自己。

或許這是「尋找小方」在一個選題之外，於今、於你、於我的真意。說到底，「家國情懷、見證歷史」這些詞，離普通人還是遠了些。真正與每個人血脈相通的，永遠是如何活在當下。

談話末尾，馮說，前些日子，光園重新布置了一次，填充了些新近尋找的成果，算是一筆歷史補白。又說，北大新聞系主任正準備帶新一屆的碩士前去參觀。我本想答，我抽空也再去看看。覺得太像敷衍，話到嘴邊又咽下。沉默中，突然想起三年前的那個冬天。於是，聽見悄寂的空氣里，划過了一聲長長的喟嘆。

本文刊發於2018年3月27日北京日報人物版

王昱  新媒體製作人員 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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