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爾的「國際面孔」

伊斯坦布爾天生就是一座國際城市。拜占庭的遺緒，奧斯曼帝國的榮光，地中海的波濤洶湧，黑海的靜水深流，亞歐大陸交匯點，五方雜處之地，所有這些成就了伊斯坦布爾的國際范兒。

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後的坍塌，一度給伊斯坦布爾的榮光蒙上了一層不確定的陰影。在奧斯曼帝國瘦身為土耳其共和國的過程中，那些曾經在鼓勵社區自治的米勒特製度下和平共處的族群，在民族主義的激蕩下充斥著拒斥、仇恨甚至拔刀相向的張力。

協約國部隊在一戰後對伊斯坦布爾的短暫佔領，一度給伊斯坦布爾塗抹上了一層亂世的浮華油彩，也給戰前便開始承受被另眼相看壓力的希臘等外族社群帶來了喘息之機。那些在安納托利亞東部被逐殺的亞美尼亞人，也有不少逃逸到伊斯坦布爾，畢竟這是一個還有著國際文明範式並在乎國際觀瞻的大都市。

然而隨著希臘和協約國的勢力被逐退，那些被土耳其人視為國際勢力「幫凶」的外族社群陷入了生存空間日漸逼仄的境地，直至被逐出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奔向從語言到文化都很陌生的新生的希臘「祖國」。

由此，伊斯坦布爾也迎來了戰後第一批「國際面孔」：那些祖祖輩輩在希臘等東南歐地區生活居住的穆斯林族群。和前往希臘的伊斯坦布爾希臘族群一樣，這些從語言到文化心理都保留著東南歐印記的穆斯林族群，成了「祖國的陌生人」，也在不經意間延續著伊斯坦布爾的國際面向。這兩撥人感懷世事無常和身世變遷的音樂作品，共同成為「地中海民謠」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他們中後來移民到美國的音樂人士，又從樂器到旋律都給美國的爵士樂貢獻了重要的文化元素和風味。

很快，伊斯坦布爾的國際社團中又增添了大批俄羅斯人的身影。這批被稱為白俄的流亡者因為不認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或者在與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對抗中敗下陣來，紛紛選擇從海路來到伊斯坦布爾。其中在克里米亞半島與紅軍戰鬥多時的弗蘭格爾白軍及其家屬，更是成群結隊包船從敖德薩湧向伊斯坦布爾。這其中就有後來成為全球知名作家的納博科夫一家人，當時跟隨身為克里米亞政權司法部長的父親逃亡的納博科夫，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還提到了這段經歷。

像納博科夫一家一樣，不少白俄人士只是把伊斯坦布爾當做一個跳板或漫長旅途中一個休憩的站點，隨後就繼續前往西歐美國等最終目的地。但也有不少白俄社群，或因窮困潦倒，或因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和下一步的打算而滯留在伊斯坦布爾。這批人中有不少屬於俄羅斯的貴族、官員和知識階層，他們雖然身處人生的逆境和低谷，但依然保有著對音樂、美酒和美食等象徵著此前美好生活和身份地位的品味的追求。

那個階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算是伊斯坦布爾的摩登時代。酒吧里落魄的酒保可能是大學教授，為了一日三餐糊口的小型駐店樂隊當年可能是大型交響樂團里的靈魂人物，而那些駐唱女歌手以前只會在私人高端沙龍里才會一展歌喉。總之，這些代表著俄羅斯心靈的白俄們給一戰後的伊斯坦布爾帶去了略帶頹廢感的時尚文化，令面臨來自土耳其民族主義越來越大壓力的伊斯坦布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然能夠保持些許國際范兒。

時運的變遷往往以一種令人嘀笑皆非的方式展現開來。不久之後，那個率領紅軍打敗前沙皇政權的眾多支持者，從而令白俄陷入流亡潮的蘇聯政權靈魂人物和蘇維埃革命象徵之一的托洛茨基，也步此前敵人們的後塵從敖德薩來到了伊斯坦布爾。此前意氣風發的革命者和理論家，在黨內鬥爭中卻難敵長期被他看不上的來自高加索的喬治亞土包子。被斯大林送上流亡之路的托洛茨基，大概是一戰後來到伊斯坦布爾的最知名的國際面孔之一了。

他的到來給伊斯坦布爾當局和蘇聯駐伊斯坦布爾總領館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他們一方面擔心他聯絡鼓動全世界的托派分子繼續革命製造事端，一方面更擔心那些對其恨之入骨的白俄們對他行刺。後來，包括經濟來源問題在內的諸多原因，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漂洋過海遠赴墨西哥避難，卻在那裡慘遭斯大林派去的特務的暗殺。在他的回憶錄里，托洛茨基認為在其逃亡生涯中，在伊斯坦布爾的那段日子堪稱最為快樂平靜的時光。

進入 1930 年代後期，戰爭的陰霾再度籠罩歐洲。一直耿耿於在一戰中站錯隊從而導致帝國坍塌的土耳其人此次打定主意保持中立。然後其重要的地緣位置令其註定難以置身二戰事務之外，伊斯坦布爾成為二戰中最大的間諜之城。一時間伊斯坦布爾諜影重重，不少人身為雙面乃至三面間諜，只要他們不公然製造事端擾亂公共秩序，伊斯坦布爾當局也樂得睜隻眼閉隻眼。不過意外總會發生，一場針對英國外交官的爆炸案就令伊斯坦布爾的佩拉宮飯店遭受池魚之殃，讓伊斯坦布爾的市民陷入了階段性恐慌。

猶太社區一直是伊斯坦布爾的有機組成部分，哪怕在一戰後特彆強調民族同質性的氛圍下，猶太人也設法努力迎合著時代的發展。隨著二戰進入尾聲，敗相已露的納粹分子加緊實施屠殺歐洲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這給伊斯坦布爾帶來了新一輪以逃亡猶太人為主的難民潮。雖然囿於土耳其官方因不願意得罪納粹德國而設置的種種障礙，以及英國對進入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數目的限制，伊斯坦布爾依然成為經陸路和海路出逃的猶太人最重要的樞紐。雖然相較於被屠殺的六百萬猶太人，區區六萬多僥倖經伊斯坦布爾成功逃出生天的猶太人數目顯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這些人構成了日後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以色列國的中堅力量，真正體現了星星火炬可以燎原的威力。

一個城市的面貌總是由其舞台上的演員塑造的，一戰後的伊斯坦布爾因為種種風雲際會，見證了一批又一批「國際演員」的悲歡離合，從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維繫了自己自拜占庭帝國至奧斯曼帝國漫長歲月里習得的國際風範和多元文化氛圍。然而，隨著二戰後猶太人以及 1950 年代希臘社群的最終離去，伊斯坦布爾越來越成為一個「純粹」的土耳其城市。要等到半個世紀以後，伊斯坦布爾才再度獲得國際大都市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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