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帕里斯：「無條件基本收入」能給所有人真正的自由

【編者按】「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或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是一個興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歐洲的概念，但它的思想源頭其實可追溯至更早的中世紀。相比於與收入水平掛鉤的、「有條件」的社會福利，它提倡國家為公民提供「無條件的」基本收入——不論貧富、年齡、性別、健康與否，全體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數額的基本收入。過去，它一直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構想；隨著發達國家紛紛面臨後工業轉型，勞動者的工作形態也將發生巨大改變，「無條件基本收入」作為在社會保障層面應對自動化時代的方案被再度提及。在矽谷，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領袖多次為UBI背書；在歐洲，「無條件基本收入」已經進入多個黨派的綱領，並在瑞士引發了公投、在芬蘭上馬了實驗；在印度，「無條件基本收入」實現了它在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次落地。在這個系列報道中，從思想奠基人到政策制定者再到實驗參與者，我們嘗試為你呈現這一浪潮的不同側面。

1980年代初，正在牛津大學攻讀哲學博士的比利時人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時常被兩個問題困擾得難以入睡：一個是，極高的失業率始終纏繞著西歐社會，單靠經濟增長似乎已經無法破局。另一個是，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醜態盡顯，但岌岌可危的柏林牆亦暗示邁向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絕非藥方。

「有沒有一種制度，可以讓人免於失業之窮、異化之苦？」范·帕里斯思忖良久，並在接下來的學術生涯中開始了艱難的探索。慢慢他認定，「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將為這兩個難題提供解決方案。他動員起周圍同樣為這個想法激動不已的人們，成立了「基本收入全球網路」（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BIEN），這個網路也成為了過去三十年間各國「無條件基本收入」運動的主要推手。

由於UBI捍衛者的身份而蜚聲全球的范·帕里斯，也是歐洲知名的左翼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他是比利時魯汶大學首屆「胡佛經濟與社會倫理學」講座教授，還曾榮獲比利時學術界頗具盛名的法朗基獎（Francqui Prize）。他撰寫的《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激進方案》（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一書，被譯成多國語言，近期也將發行中文版。

近日，在荷蘭學術重鎮萊頓，界面新聞圍繞著「無條件的基本收入」的相關問題對范·帕里斯進行了專訪。他談及公平，認為人類今日所享有之物絕大部分是因為前人的勞動成果，而「無條件基本收入」只是將人們繼承的前人成果進行了公平再分配、而非「懶人搭便車」。他談及自由，指出真正的自由不僅是做自己想做之事的法律權利，也需要有充足的資源支持自己做事的想法。他還談及了「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社會條件，並表示，在某些條件下，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可能「彎道超車」，甚至比西歐更早實現這個社會理想。

他有著藝術家的髮型，哲學家的嚴謹。回答問題時，他用語精準而審慎，讓對手難以找出破綻。他還有著活動人士的感染力，說到激動處會嗓音高揚、手舞足蹈，引來咖啡廳里不少人圍觀。他自稱是個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而畢生所奮鬥之事，如果用他早年撰寫的一本書來概括，就是「給所有人真正的自由」（A Real Freedom For All）。

以下是專訪實錄。

界面新聞：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一個常見批評是，它讓一部分不工作的人也得到了相同的回報。這是否有違我們對公平的認知？你如何定義公平？

范·帕里斯：從「公平」角度反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人通常有兩種論點。一種論點從結果出發，認為人們只應根據勞動獲得報酬，才能對社會產生積極的效應。他們堅稱，你應該配得上自己的收入，因此要以人們的勞動付出——也就是對社會的積極貢獻——為標準進行收入分配。另一種論點從「公平」的定義出發，認為根據人們的勞動對其進行獎勵是公平的基本內涵。

第一種論點雖然有其基礎，但不難反駁：適度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會對社會產生更好的效果。為什麼呢？在《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激進方案》一書中，我們寫了六個原因，這裡提其中主要的兩個。

第一，目前許多對社會貢獻很大的工作都是無償勞動，而且我們也不應該將它們變成有償的工作。這類工作種類繁多，家務勞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如今在荷蘭萊頓大學當老師，她的小孩剛滿三個月。照顧孩子可是個片刻也不得閑的工作，她夜裡每隔兩個小時就要起來一次。因為即便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照顧兒童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為孩子是未來的人力資本。在家照顧孩子只是一個例子，還有的人在家無償照顧老人和殘疾人。在社會上，有些人願意無償幫助有需要的人出行，有些人願意無償照看獨自在家的小女孩。這都是很有意義的勞動和付出。並且，我們不應該將有些工作變成有償勞動。

第二，「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際上是一種糾正機制，解決工作本身趣味性、吸引性、舒適性和收入水平之間不合理的正相關性之間的矛盾。如今，收入水平較高的人基本上也從事著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們怎麼糾正這個問題？答案就是給沒有議價能力或者議價能力較差的人更多議價能力。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我經常戲弄大學裡的同事：「如果無條件基本收入足夠高，那麼在大學裡負責清掃廁所的保潔人員可能賺的比在大學裡教書的老師還多。」從公平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現象非常合理，因為符合根據社會貢獻分配財富的理念。但我們要明白，清掃廁所是一件很沒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從事一項通常而言非常沒有吸引力的工作，你應該得到更好的收入才對。如此一來，做著有趣工作的人——比如老師和科研人員——能在工作中獲得樂趣，這是他們的獎勵。而清掃廁所的人能獲得更多收入作為獎勵。

反駁第二種論點，需要以更深層次的視角看待「無條件基本收入」。「無條件基本收入」不僅不違背公平原則，而且正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我在創建BIEN時，曾經接到過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來信。他告訴我，他認同我們的做法，也曾用一些方法系統闡述過他的理由。此後我讓他將觀點寫成短文。我後來出版了一本書，裡面收錄了很多專家學者的意見，包括我自己寫的文章《免費的午餐有什麼問題》（what』s wrong with a free lunch）。在西蒙的文章中他這樣寫道：「有人問我，美國人的收入中多少是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換來的？慷慨一點的回答是，大約10%。有人不能理解，為什麼收入之中，只有如此之少的比例與你付出的勞動有關？從事同樣的工作，如今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和一個世紀前美國人的實際收入有著巨大差別。還是同樣的工作，美國人的實際收入與非洲人的實際收入更是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我們以理髮師為例。如果你生活在德克薩斯州，你的收入會非常高。為什麼？不是因為你工作時間更長，也不因為你工作更刻苦努力。原因很簡單：前人實現了各種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建立起各種社會組織模式，即便是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交通規則，也包含在內。所有這一切發展和進步都與你無關，都是前人的心血和成果。你只是像收取一份大禮一般將其攬入懷中，而前人的成果構成了你收入的90%以上。」

總體而言，「無條件基本收入」只是將我們從前人那裡繼承的成果進行了公平分配。所以，它不是從辛勤勞動者的成果中拿出一部錢補貼懶惰者，而是我們從前人成果那裡獲取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然後以適度的方式分配給所有人。至於人們靠自己努力獲取的收入部分，分配依舊是不平等的——生產效率高的人、辛勤勞動的人，不僅能享受前人的成果，還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獲取更多收入。

界面新聞：在談起「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時候，儘管很多人也都覺得這是個不錯的理念，但仍會感到有些「不適」。在你看來，「無條件基本收入」挑戰了哪些我們關於社會的基本認識？

范·帕里斯：它挑戰了我們對社會保障的基本認識。歷史上，西方國家給公民提供過兩種形式的社會保障，「無條件基本收入」不屬於其中任何一種。

第一種形式最為古老，名叫「社會救助」，最初由民間團體創立。歐洲從16世紀初開始提供社會救助，當時主要是私人慈善組織和宗教團體負責發放福利。16世紀初，德國和佛蘭德斯（中世紀歐洲國家，也就是如今的歐洲西北地區——編者注）的很多自治市也開始提供社會救助。社會救助的對象是窮人，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助窮人。這種救助通常伴隨著一些分配下去的勞動任務。窮人如何變窮並不重要，只要他們在勞動、或者曾經勞動過，就可以獲得幫助。社會救助從德國開始，後來擴展到英國。最終，全世界各國都以西歐國家為範本開始效仿。

第二種形式是社會保險。德國首先在19世紀末期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相比於社會救助體系，社會保險的出現晚了接近四百年的時間。社會保險不是適用於所有人的制度，但它能保護工人免遭物質風險的襲擾。因此，工人們願意將存下來的積蓄投入社會保險體系之中。社會保險能在生意受損、年紀變大、失去勞動能力和非自願失業等情況發生時為參保人提供救濟。這是與社會救助完全不同的制度。先有社會救助，再有社會保險。前者算是某種公共慈善事業，後者則是工人們團結一致的體現。

「無條件基本收入」之所以讓人感覺「不適」，原因之一就是它既不是社會救助，也不是社會保險。它首先不是社會救助，因為它的幫助對象不只有窮人，而是所有人都可以領取福利。人們可能覺得這樣做非常不合理，因為富人和窮人都可以領取等額收入。其次，它也不是社會保險，因為社會保險只保護繳納保費的人，而「無條件基本收入」向所有人發放福利，其中既包括自願失業的人，也包括非自願失業的人。社會保險體現群體團結性，只幫助不幸的人——那些努力找工作但卻屢屢碰壁的人才能得到救濟。而「無條件基本收入」卻沒有體現某個群體的團結性，因為它的受益群體並非局限於承受某種特定風險的人，而是也向主動選擇不工作的人發放福利。因此，「無條件基本收入」和社會保險是兩種不同的制度。

如此一來，你需要創建第三種模型，要改變自己的基本觀點。目前來看，像荷蘭這樣的國家，會給所有公民都提供幫助，確保他們不會陷入貧困。只要你工作的收入達不到標準，國家就會伸出援手，針對特定人群提供補貼。如果將老年人和小孩子考慮在內，這個群體佔到了人口的大多數。於是，國家通過某種制度向公民發放收入。

問題在於，為什麼不能通過「無條件基本收入」，給每個人直接提供一條共同的起跑線？這樣，所有人都不擔心基本的生存問題，也更有工作的動力，比如想要獲取更多收入、或者純粹就是喜歡工作。為什麼我們要堅持認為，飢餓的威脅才是經濟有效運行的根本？所以，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不適感」來源於，它無法與我們數百年前建立起來的兩種社會保障體系融合在一起。

很多人，尤其是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的捍衛者，無法理解「無條件基本收入」。他們想要把「無條件基本收入」看成是社會救助體系中某種實用主義的改良進步。通過這種「改良」，我們可以擺脫限制，以更高的效率幫助窮人。還有人將「無條件基本收入」看成是某種不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比如，你無法輕鬆地將「過勞」（burn out）的人和確實懶得不願意工作的人區分開來。如今，處於工作年齡但因各種身心原因無法上班的人比非自願失業的人要多得多。但是，這個不適於工作的群體可能並沒有任何身體問題。他們可能患有抑鬱症，或者只是之前工作太累因此精疲力竭。我們很難知道一個人究竟是因為心理健康原因無法工作，還是因為懶惰而不願工作，即便醫生也無法給出答案。在這個層面上，有的人覺得「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可行，因為建立運行限制規定嚴格的社會保險制度難度太大。不過，他們還是覺得「無條件基本收入」讓自己「不適」。

我們需要跳出桎梏，從全新的角度思考問題，接受第三種社會保障體系的存在。「無條件基本收入」不是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的改良版，而是一個與其完全不同的新制度。但它並不會完全取代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它可以是一個兜底制度，是對現行制度的一種補充。

界面新聞：芬蘭正在進行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廣受關注。一個原因是，它同時得到了來自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的支持，這被認為很難得。你是否預料到，「無條件基本收入」會同時贏得左右支持的局面？你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范·帕里斯：在展開討論之前，容我先澄清幾個問題。你說的對——在芬蘭，是右翼政府在推行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原因不僅僅是這種做法能降低福利制度的行政成本。很久之前，芬蘭社會就對無條件基本收入展開過激烈討論，過去主要是綠黨（Green）和左翼聯盟黨（Left Alliance）在支持，這兩個黨都比芬蘭傳統左派社會民主黨在光譜上更左一點。

我們要了解芬蘭的基本國情。芬蘭此前已經建立了一般性的最低收入保障體系。這是一個「有條件」的基本收入保障制度，與荷蘭、法國、德國的制度非常類似。有條件的基本收入制度保護窮人，發放福利時會將人們的家庭情況納入考慮範疇，還對受保護者的工作情況有所要求。

但是在「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中，人們設定了另一種模式——與以前一樣，參與實驗的2000人每個月都可以從社會保險機構領取一定收入（大約560歐元），但這個福利是沒有條件的。所謂的無條件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對參與者的工資收入不設限制。其次，社會保險機構也不會再不厭其煩地派官員催促他們努力尋找工作，詢問他們是否提交了工作申請。你想接受進一步培訓或者在家照顧孩子，政府都不會橫加干涉。如此一來政府可以減少行政開支，因為不再需要派官員監督參與者的工作情況。他們想搞清楚一個問題：2000名實驗參與者是否會比以前更積極地投入勞動市場？

但事實上，由於實驗設計和實施過程中的局限性，我們可能很難從中得到什麼有用的觀察，從而認定這種層面的基本收入制度在未來具有或者不具有可持續發展性。目前芬蘭的情況就是這樣。跟芬蘭國情非常相似的荷蘭之前也打算要開展基本收入實驗，但最終卡在一個非常細微的關頭，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對於這類實驗能給人帶來的啟示，我向來是比較不樂觀的。它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給人們更多的自由，它只是針對從人口特定群體中選拔出的少數樣本開展的實驗而已。

回到你的問題上來。任何地方政府都不會在短期政策中推行「無條件基本收入」，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是，「無條件基本收入」應該存在的根本原因也很簡單：它關乎人的自由。

一方面，有很多自由主義者，他們支持發揮市場的作用，減少政府干預。但真正自由主義者並不是想捍衛有錢人的利益，而是想捍衛自由。他們認為國家對自由構成威脅。在這些人看來，只要你支持自由——不只是富人的自由，還有窮人的自由——那麼無條件基本收入就是個很有吸引力的理念。你用簡單的方法推進位度運行，拒絕官僚主義，讓人們享有自由選擇人生的權利。對於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是因為這種理念符合他們的意識形態，而不僅僅是有利於他們或他們選民的現實利益。

另一方面，有很多左翼人士，認為左翼不應該將「平等」和「自由」對立起來。人們總覺得自由是右翼人士的口號，但這些左翼人士表示，自由也是左翼理念的一部分，只不過左翼用更平等的方式「分配」自由。我之前寫過一本書，名字就叫《給所有人的真正自由》（A real freedom for all）。

正因如此，左翼和右翼才會聯合起來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他們可能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比如發放收入的數量、過渡期長短等。但他們也有意見一致的時候：右翼人士關心自由問題，左翼人士則關心自由的分配。

在歐洲，對無條件基本收入最感興趣的兩個政黨不是社會民主黨或基督教民主黨，而是左翼自由黨和綠黨。比如說荷蘭的六六民主黨（D66）就是奉行自由主義的左翼政黨，他們一直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但是傳統的共產黨人對這個理念就不感冒，因為他們主要關心工人的待遇。

界面新聞：那麼你如何定義這個左右翼都想要爭取的「自由」呢？

范·帕里斯：總體來說，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從狹義的角度理解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只能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為所欲為。比如說，法律允許你在五星級酒店裡住上整整一個月，可你付不起房費。這就又同時引出一個資源問題。真正的自由不僅是可以為所欲為，更是有充足的資源支持自己的想法。我說的資源不僅僅是基本收入，還有教育、健康醫療服務、公共空間和組織靈活性等。所有這些東西都很重要。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自由，給所有人的自由，那麼你已經預先地偏好於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了。

界面新聞：你曾經提到過實施基本收入制度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以中國為例，目前在中國尚未真正建立起你所提到的、西方的傳統救助制度。又加上，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大鍋飯時代」，一整代人都曾有過關於「同等收入」的糟糕記憶，這可能也會造成誤解。你如何看待「無條件基本收入」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得到實現的可能性？

范·帕里斯：你提到的這個中國的語境里，非常有必要區分平等的「基本收入」和「同等收入」兩種概念。無條件基本收入是一種不設條件、適用於所有人的平等。當然，它其中也蘊藏著鼓勵工作的元素。我們仍舊需要構建吸引擁有特定技能人才的勞動力市場，確保充分發揮才智的人和在正確位置安心工作的人能獲得更高收入。

一直有人在問我，哪個國家會最先建立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我最初覺得，荷蘭這樣已經建立起有條件的最低收入保障體系的國家最有可能。他們已經擁有非常慷慨的社保體系，保護不適於工作之人的基本生活。也許在某一天，他們會想要向開啟稅收改革一樣簡化社保體系，向構建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邁出一小步。1985年，我去阿姆斯特丹做講座。當時荷蘭的一個官方委員會已經正式提出建立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經過漫長的爭論後，荷蘭人還是否決了這種想法。他們覺得必須奉行「不工作，無收入」的基本原則。這導致荷蘭無法推行無條件基本收入，而且荷蘭的社會民主黨也堅決反對。

1986年我們成立「歐洲基本收入網路」（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時，第一次有全世界各國的人都參與進來，比如巴西、南非等。來自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都相信，「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在欠發達國家的前景其實更好。

一位極富盛名的南非經濟學家這樣告訴我：你真是像卡爾·馬克思一樣自大，竟然認為只有高度發達的國家才能建立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這就好像馬克思覺得只有德國、法國、比利時等在19世紀實現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才能踐行社會主義一樣。但是最終，俄國和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同樣的道理，他認為南非能在德國和比利時之前建立起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

他說的不是沒有道理。印度正在就無條件基本收入進行激烈討論。印度人表示，與其將錢花在導致腐敗的商品補貼和低效的分配製度上，不如廢除現行制度，直接給每個人發放適量基本收入。這會對窮人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印度是世界上窮人最多的國家，而且數量還在不斷上漲，他們正在認真考慮建立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這很重要。

現在，肯亞也要開展短期的實驗了。非洲的同事表示，即便是非常少的基本收入也能對貧窮國家的大量貧困人口造成巨大影響。發放基本收入並不難，管理起來也不難，因為我們身處電子時代。只要窮人有銀行卡，我們就能以高效安全的方式發錢。

這其實有點讓我意外。我必須承認，我沒有預料到這一點。我以為有著發達福利制度的國家才能建立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這是一條幫助福利國家更好地實現運作的途徑，能幫助人們脫離收入陷阱。所以說無條件基本收入還是有前景的。當然，對於荷蘭這樣的發達國家和納米比亞、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無條件基本收入來減少人口貧困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

（界面新聞駐歐記者王磬發自荷蘭萊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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