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包產到戶時毛澤東如何從支持到嚴厲批判？

原標題：1962年包產到戶時毛澤東如何從支持到嚴厲批判？

來源=《文史天地》2010年第11期

作者=王永華

原題《產到戶的黨內爭論與「四清」的發動》

1962年前後，中國共產黨內在包產到戶等問題上存在不同主張，毛澤東視之為嚴重的階級鬥爭，導致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過度憂慮。毛澤東強調對幹部群眾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止住了黨內的爭論，也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為主旨的社教運動（又稱為「四清」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石。筆者梳理了親歷者的回憶錄、原始檔案等資料，試對包產到戶引發的黨內爭論與「四清」的發動之間的關聯做一揭示。

曾希聖：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史書上稱之為「三年暫時困難時期」。這種困難局面的出現，固然與這幾年連續遭受大面積的自然災害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廬山會議後繼續「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的弊端造成的。「共產風」等「五風」的出現，除與部分幹部的素質低有關外，主要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體制使然。因此，要解決農村面臨的嚴重困難，要徹底糾正「五風」問題，就必須對人民公社體制進行一番調整。廣西區委在總結包產到戶原因時指出：「農村有些基層黨員、幹部，由於幾年來受到『五風』的危害，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發生動搖和懷疑。」這確實反映了困難折磨下的農村幹部群眾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已有了很大的懷疑。甘肅農民說：「我們已經連續五年沒有吃飽飯了，這樣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的腦子想進步，就是肚子太反動了。」這番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基層幹部群眾主張包產到戶的原因。於是，一種叫做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便應運而生了，它一問世便如星火燎原般，安徽、甘肅、廣東、廣西、福建、四川、湖南、河北、浙江等地方都出現了這種形式。據《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6年第1期記載：1961年至1962年，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約佔20%，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社隊達80%，甘肅臨夏地區達74%，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縣70%，廣西勝縣42。3%，福建連城42%，貴州全省40%。

「責任田」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給農民帶來了實惠。當時一個幹部給毛澤東寫的一封信，就舉了這樣一個生動例子：安徽太湖縣徐橋實行了「責任田」，附近的宿松縣沒有實行。徐橋嫁到宿松縣的姑娘們三五天跑回娘家一趟，為的是多吃幾餐飽飯，回去還要帶些糧食走。做母親的嘆氣道：「唉，你們宿松縣不實行責任田，真急人。」農民對「責任田」也是交口稱讚，有流傳下來的民謠為證：「七級工，八級工，不勝社員一溝蔥；騎著車，帶著表，沒有社員吃得飽。」

儘管廣大農民擁護包產到戶，但在當時繼續堅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體制的背景下，包產到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且看親歷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的記載：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向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彙報安徽包產到戶的做法，柯的態度曖昧，說這個辦法不要推廣，可以試驗。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華東組會上，曾希聖介紹了這種辦法，大家一般地表示「試驗可以，推廣值得考慮」。毛澤東的本意一直是反對包產到戶的。此時，毛澤東正在尋求如何解決人民公社嚴重的饑荒問題，他只能暫時勉強默許。3月中旬，曾希聖當面向毛澤東彙報這個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曾立即打電話告訴安徽省委：「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

廣州會議尚未結束，毛澤東又通過柯慶施轉告曾希聖：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3月下旬，曾希聖給毛澤東寫信，如實分析了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壞處，認為好處明顯多於壞處。毛澤東未表態。1961年7月，曾希聖又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普遍推廣。12月，毛澤東思想上起了變化，認為農村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以後，這是最後的政策界限，不能再退了。毛澤東跟曾希聖商量：生產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這個辦法變過來。曾希聖提出：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

「七千人大會」上，一些人認為包產到戶導致人民公社生產關係從初級社的水平又後退了一步，從社會主義退到了資本主義。曾希聖因支持搞「責任田」，被批判為「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並被撤職。新的安徽省委做出改正「責任田」的決定，認為「『責任田』在方向上是錯誤的，與中央提出的《六十條》和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要求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其餘部分在1963年內改正。山東、貴州、甘肅、陝西、湖南等省就糾正「單幹風」也做出了決定。但是，廣大農民卻把「責任田」看作「救命田」，不願意改變，因此，糾正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抵制。比如到1962年底，安徽省仍有66。26%的生產隊實行「責任田」。與此同時，地方上也有一些幹部大膽地向中央和毛澤東寫信，支持和推薦包產到戶的責任制形式。當時的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長錢讓能給毛澤東寫報告保薦「責任田」，認為「責任田」是「農民的一個創舉，是適應農村當前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並委婉地提出：「如果社員還是要包產到戶不可，我們只好允許社員包產到戶。」地方幹部竟敢公開向最高領導人寫信贊成「責任田」，可想而知，在地方上已經瀰漫著一股濃厚的包產到戶的空氣。

鄧子恢：應該實事求是地向中央陳述意見

1962年前後，陳雲、鄧小平、李富春、鄧子恢等中央領導人深入農村基層調研，在包產到戶這個問題上，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形成了一些比較務實、正確的看法。

1962年春夏之交，陳雲在上海、杭州調研時看了安徽「責任田」的材料，認為是非常時期必須採取的辦法。7月初，陳雲給毛澤東寫信說：「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毛澤東回京後，當夜就約陳雲談話。陳雲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經濟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要並存的問題。當前要注意發揮個體生產積極性，以克服困難。當時毛澤東未表態。第二天傳出，毛澤東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幹」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陳雲聞訊沉默不語。

據《鄧小平年譜（1904-1974）》敘述：1962年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聽取華東局農村辦公室彙報，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幹，是方向性錯誤。會上贊成和反對的各佔一半。鄧小平說：「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7月上旬，鄧小平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的講話中，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他說：劉伯承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

還在6月份的時候，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致函劉少奇、鄧小平，說他本月16日途經安徽一些地方，看到農民生活好了，沒有浮腫病和逃荒要飯的了。同農民談話，農民都說：「實行包產到戶好，積極性比過去高了」，「現在自己種自己收，多種就多收，多收就多吃」。6月底，李富春還致函正在湖南農村和田家英一起做調查工作的梅行（時任中央辦公廳財經組組長兼周恩來秘書）說：農業問題恐需「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為進」。

在中央領導人中，鄧子恢無疑是最堅決、最徹底支持包產到戶的。1962年4月，時任中央農工部部長的鄧子恢到廣西桂林調查龍勝縣的包產到戶情況，形成了《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之後鄧子恢又派調查組赴安徽調查「責任田」，調查組寄給鄧子恢的報告認為「責任田」在集體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上是個創新，借群眾「越干越有奔頭，最好一輩子不要再變」的話高度肯定了「責任田」。在一系列調查報告的基礎上，鄧子恢終於形成了支持包產到戶的主張，他在許多場合發表贊成包產到戶的言論。他主張給農民多一點「小自由、小私有」，強調建立生產責任制是「今後搞好集體生產、鞏固集體所有制的根本環節」，批駁了將包產到戶視同單幹的說法，因為前者「土地、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不是個體經濟」。7月初，安徽宿縣符離區委給鄧子恢寄來關於「責任田」問題的彙報，列舉了七條理由證明「責任田」方向是對的，列舉了十個變化說明它確實好。在這種情況下，鄧子恢堅信「責任田」的辦法是正確的，決心把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調查材料和安徽來信都送給毛澤東看。大家勸他暫時緩一緩，等中央態度明朗以後再說。他毫不含糊地說：應該實事求是地向中央陳述意見。後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說：鄧子恢曾當面和我談過保薦責任田，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麼談話，是受他的訓。

1962年，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奉毛澤東之命率調查組到湖南韶山、湘鄉、寧鄉等地進行調查研究。田家英在1961年廣州會議上，原是不贊成包產到戶的。經過兩個多月深入調查，發現農民對包產到戶呼聲極高，過去搞「大呼隆」，大家責任心不強，誤工、不出活、農活質量低、幹部開銷大，因而糧食產量從1955年開始到1961年幾乎連年下降。農民對這種狀況很不滿意，強烈要求工作組「幫個全忙，把田分到戶」，中央「只應當大家，莫當小家」，「小家讓農民自己去當」。田家英深受感染，態度也發生了轉變，贊成農村可以搞包產到戶。田家英到上海去彙報，陳雲稱讚他「觀點鮮明」。他向毛澤東彙報群眾歡迎包產到戶，而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一種後退，反映了落後群眾的要求，並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田家英又回到湖南做了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7月初回北京，田家英向劉少奇彙報，劉少奇說：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可以把調查得出的結論在「秀才」中間醞釀。田家英向鄧小平彙報時，鄧小平很明確地表示：贊成。7月上旬，田家英在北京向毛澤東彙報時表示：全國各地出現包產到戶，與其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全國農村60%可以搞包產到戶，40%仍集體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當時毛澤東沒有答理。後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因為這一條，田家英也一再受到批評。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就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富強的根源，在實現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以後，這種源泉還會更加強大。如今中國的經濟遇到了困難，在困難面前，一些人不是依靠集體力量來解決問題，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戶的小生產方式中去，走連赫魯曉夫都不敢走的回頭路。他進一步認定，包產到戶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動搖，關係著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問題。1962年7月上旬，毛澤東回京後定下主意，對鄧子恢、田家英主張包產到戶十分反感，對劉少奇、陳雲、鄧小平沒有抵制甚至贊同也不滿意。針對包產到戶，他提議以黨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改由陳伯達主持，不讓田家英參與其事。毛澤東後來在北戴河會議上說：為什麼搞這麼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幹的風，越到上層風就越大。毛澤東態度明確以後，大家不能不跟著轉變態度。7月18日，劉少奇在對下放幹部的講話中，專門講了鞏固集體經濟問題，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從高級幹部到基層幹部「對集體經濟的信念有所喪失」。7月19、20日，由陳伯達主持，在中南海召開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起草委員會會議。會上大家對包產到戶持否定態度。柯慶施發言說：現在看，單幹不行，這個方向必須批判。中南局主要負責人曾到廣西龍勝縣調查座談過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對其「座談記錄」評價甚高，認為「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中央《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發下去後，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委寫出61篇討論的「書面報告」，基調是批評包產到戶，也有少數贊成包產到戶。北戴河會議初期的討論也大體如此。但是8月5、6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講話後，會議形成了一邊倒，對「單幹風」（實際是包產到戶）進行嚴厲批判。8月5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在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又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

作為支持包產到戶的主將，鄧子恢遭到了重點批評。8月12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上批評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鄧子恢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隨後，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斷言「十年來沒有做一件好事」而遭撤銷，鄧子恢的部長職務也隨之終止。會後，全國上下對責任田進行猛烈批判，廣大幹部群眾對包產到戶的這一積極探索被終止了。

毛澤東：「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

鑒於包產到戶在地方上廣泛出現，地方和中央都有幹部支持，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還不鞏固，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全黨提高警惕，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還應該看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呈現緊張態勢，特別是中蘇兩黨關係日趨緊張、惡化並開始影響兩國關係，已引起毛澤東的深刻思考和憂慮。在毛澤東看來，國內外敵人正在利用中國遭遇的暫時困難，搞「反共大合唱」。這樣，國民經濟調整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方面的黨內爭論，同當時的國際背景聯繫起來，很自然地被認為是階級鬥爭在黨內、在國內的反映。毛澤東甚至認為，「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更加警覺「中國出了修正主義該怎麼辦」的問題。1962年8月13日，他在北戴河會議的一次插話中警告中共高層：「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強調中國國內存在人民群眾同修正主義的矛盾，建議把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改名為修正主義。實際上，毛澤東此時講的修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沖著1962年上半年的黨內認識分歧說的。

怎樣才能使人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認為，蘇聯產生修正主義的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沒有強調矛盾。他還認為生產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勞動者，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把人教育好。他於是產生了強烈的要講階級鬥爭的思想，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想法：要教育人們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國變色、黨變修」的危險前途。毛澤東強調搞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重要意義，認為它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他希望通過一場包括階級鬥爭、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及科學實驗的社教運動來解決「反修防修」問題。毛澤東將階級鬥爭提到這樣的高度，其目的就是要告誡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要忘記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為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供理論依據，也是後來「文革」中概括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主要依據。顯然，毛澤東過分誇大了社教運動的功能，他高度稱讚「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毛澤東還樂觀地做出預見：這一次教育運動結束後，全國將會出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毛澤東終於在1963年春發動了「四清」運動。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