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蘇工」如何影響宮廷玉雕？
清乾隆 玉鏤空花薰
在中華燦爛的琢玉歷史中，蘇州琢玉工藝歷來以技藝精熟、造型新穎著稱。據宋代《吳郡志》載，早在唐、五代時期，蘇州就有琢玉的工坊和知名藝人了，到了元明時期技藝更加純熟。明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載：「良匠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巧妙的工匠促使蘇州玉雕具有玉質柔潤、雕鑿細膩、造型優美、紋飾豐富、薄厚均勻等工藝風格。
蘇州玉雕蓬勃發展的趨勢在明嘉靖、萬曆年間達到高潮，出現了享譽全國的蘇州琢玉名師陸子剛，其技藝高超，為文人徐渭、張岱等推崇，被譽為「吳中絕技」。從此，蘇州玉雕正式成為中國玉雕最高工藝的代表，而蘇州玉雕工藝由工匠的遷徙傳播至北京皇宮，輔助促成清宮玉雕風格由北方渾厚、古樸的風格向南北融合之風轉變。
蘇州琢玉吸引清宮關注
蘇州玉雕工藝經過明代的急劇發展，到了清初，已至臻完善。工藝材料、工具逐漸明確，工藝流程逐漸規制，工藝特徵逐漸突顯。蘇州琢玉工藝流程繁多、精細謹慎，一般而言，一件蘇州玉雕的製作分為製作解玉砂、粗雕、細雕、拋光四步。蘇州玉雕的精美工藝吸引了清朝皇室的關注，由此引發了蘇州工匠大規模北上制玉的現象。
清代蘇州玉雕的發展較明代而言存在更多優勢，首先是玉料的充足供應。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將和田地區劃入版圖，玉料可以保持充足的供應，對清代玉雕產業的發展無疑為一大有利因素。
乾隆二十四年（1759）朝廷為采玉設和闐辦事大臣，由皇親國戚擔任。此後和田玉大量開採，雖然清政府設辦事大臣將玉器開採後直接運往京師，但走私現象依然十分嚴重。乾隆後期，朝廷開始打擊走私，「1779年在阿克蘇截獲了走私玉石四千三百八十二斤十五兩,其中楂子玉（即山料玉）四千三百三十五斤三兩,子玉四十七斤八兩，山料玉與子玉之比為91比1。」（詳見林永匡、王熹著《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僅1779年一年，阿克蘇一地就查獲了4000多斤和田玉料，可以想像和田玉料在當時是以多麼巨大的量進入內地。和田玉料的輸入使蘇州琢玉有了良好的基礎，不但使蘇州琢玉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更通過對大量玉料的雕琢促進蘇州琢玉技術的發展。
清乾隆 玉狗
另一方面，工匠組織出現了新的變化，在明代蘇州玉匠均為匠戶，一日為匠，世代為匠。清入關以來為爭取民心取締匠戶制度，之後「蘇州的琢玉均為個體小手工業，主要以個體手工作坊為主，這種作坊都是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小商品生產者，自產自銷」（參見錢靜著《蘇州玉器工藝的傳承研究》）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蘇州琢玉工匠人數越來越多。「溯自前清時代，蘇地業此者三數百，商而工則三千餘人」。
工匠組織也由傳統的家庭、師徒發展到行業工會，行會的作用主要是制定行業規則、整合行業內資源、避免惡意競爭、保護本行業經濟利益並辦理同業善舉，在清代手工業行會中還需要同行之間均攤官府差務。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蘇州創立玉業公所。
「太平天國後，同業又通過捐資組織建立了同業公會稱為珠晶玉業公會，地點在周王廟。」（參見蘇州市工藝美術研究所編印的《蘇州工藝美術》）光緒時此公會又改稱為寶珠公所,周王廟玉業公所對各工坊業主、工匠的凝聚力很大。據《寶珠公所設立萬年台木位，黃祝山英洋捐入公所碑》可知，一位黃姓坊主因無家人繼承財產，便將身邊所有財物變賣成洋錢用以玉業公所購買房產。在玉業公所的領導下，蘇州琢玉行業在清乾嘉時期得到了空前發展。
專諸巷益出妙手
明清以來，中國有三大玉雕產地：蘇州、揚州、北京。北京承襲元代宮廷琢玉基礎，形成雍容大氣的玉雕風格。在明代，著名琢玉大師陸子剛據傳被征入宮為皇家琢玉（參見楊伯達主編《中國玉器全集》），留下一批精美的玉器。可以說，此時蘇州的頂級玉雕工藝就已經出現在北京皇室，並且受到皇家的青睞，但其工藝是否傳到北京玉雕界，尚缺乏佐證資料。清代初期，蘇州專諸巷已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已出現「光玉行」「打眼行」等明確的專業作坊，沙沙的琢玉之聲晝夜不停，乾隆帝曾寫詩稱讚說：「相質制器施琢剖，專諸巷益出妙手。」專諸巷碾琢的玉器，器身柔和瑩潤猶如小兒肌膚，造型優美別緻，輪廓清晰，胎厚薄均勻，玲瓏剔透工藝奇巧，清代宮中的傳世精品多出於此。
清宮皇室對玉器等特種工藝十分重視，自然對蘇州玉雕青睞有加，蘇州玉工開始進入內廷並主導玉器的設計與製作。清雍正初年，宮廷在造辦處設玉作，下令徵調蘇州玉匠到宮中供職，並令蘇州織造官員把好的玉料送往北京。乾隆元年(1736年)，宮廷建如意館，蘇州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玉料，還擔負為造辦處加工玉器的任務。
蘇州玉匠姚宗仁於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當時任江西督陶官的年羹堯選派進京，是雍正時期以及乾隆前期內府玉雕的關鍵代表人物，很多重要的玉器由他設計、畫樣。如《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六年二月初一日，太監張明交青玉一塊，由姚宗仁畫樣。十六日，姚宗仁畫得鳧罇紙樣一張，呈覽，奉旨准做。」乾隆初期和田產玉基地尚未獲得，玉料較少，內府造辦處的玉雕作坊規模有限，畫出重要玉器的圖樣後，還得交給蘇州織造，讓其在蘇州找工匠製作。
「三月初一日，如意館持出青玉一塊，弘曆諭交織造圖拉辦做。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織造圖拉送到青玉鳧罇一件呈進訖。」（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
從檔案中可以看出，這件鳧罇從設計到完成用了整整六年零九個月，耗時極長，這裡面有來回運輸的時間、有製作的時間，還有可能存在每製作完一個步驟就要進宮展覽的時間。由於這種模式的效率低下，有時清廷乾脆向蘇州織造直派做玉活計，這樣連玉帶工都由當地包辦。如「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將『考古圖』二本交與安寧、圖拉，按圖上選定的玉辟邪、玉馬、玉仙人等共六件，要他們尋好玉工勉力照圖上記載的尺寸，各仿舊做一件。（《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
由檔案可以看出，乾隆初年蘇州織造已有了自己的玉作為皇家琢碾玉器，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清末。道光年間，由於國力衰微，玉器製作大為減少，但代表皇家道統的玉寶、玉冊還是由蘇州玉器作坊承做。而到了光緒時期，「皇帝的御用寶三十五方，也是交蘇州織造刻做的。」（參見楊伯達著《清代宮廷玉器》）正是因為有清一代，蘇州成為皇家玉雕製作的中心，蘇州玉雕的發展更加迅速，商號眾多，成為全國最大的玉雕製作、銷售地。
清中期 和田玉橋形筆架
蘇工北上助力宮廷玉雕
清乾隆初年，玉雕製作上仍沿襲明代玉雕的特點，變化緩慢，但逐漸形成蘇州碾玉技藝與宮廷趣味融合的新風格。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後，和田玉料大量輸入內府，造辦處急需擴張人力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玉雕需求。根據筆者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的統計發現，雍正、乾隆時期，檔案所見的從蘇州徵調來的玉雕工匠有27人，雍正時期有顧繼臣、顧耀宗父子二人及姚宗仁，顧氏雖然是以雕硯台的工匠入選內府，但也經常參與玉器雕刻。而蘇州玉匠朱彩、金振寰、顧覲光等被徵調入宮，共有24人。這些蘇州玉匠為內務府造辦處以及圓明園如意館玉作的玉雕作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此造辦處生產的玉雕從質量乃至數量上都得到了極大提高；另外，由於原料優異、圖樣精美、帝王的審美情趣也加入其中，這些玉雕的工藝水準甚至超過了蘇州玉雕。
除了常駐造辦處或者如意館玉作的蘇州玉匠外，有時因特殊需要玉雕人員會猛增，如乾隆四十四年為太廟新制一色玉的玉寶、玉冊十六份，臨時從蘇州調京玉工兩批共十六人，用一年時間刻漢字四千餘、滿字八千餘。徵調蘇州玉匠是因為乾隆帝認為蘇州玉工技術「精練」，北京刻手「草率」。
乾隆皇帝對蘇州玉匠的高度評價經常出現於蘇州玉匠雕刻的清宮玉器。比如清乾隆和田玉刻詩碗外壁琢惜書乾隆御題詩：「誰雲山葦遜水丘，看此雙盂本一盂。質擬羊脂昆嶠韞，珍因鼠竊峪關趨。市譏簿示權懷罪，庭獻那憂卞泣誅。吳匠不教施俗樣，考工聊命述淳模。水天圓月光相哄，樽俎賓筵禮或殊。讀史誤如浮夫白，定當持贈蜀人蘇。」
清乾隆 玉雙人耳盂
其中「吳匠不教施俗樣」是指蘇州玉雕工匠並不因循守舊，在玉雕工藝上能夠創新，雕刻出別具一格的玉器。蘇州玉匠的創新不止一例，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宮玉器中，有一件以巧雕著名的作品清乾隆桐蔭仕女玉山，其玉質潔白，如同羊脂，帶有橙色皮質，採用立體圓雕的手法將庭園、門洞，兩扇活動的門、相互窺望的兩位仕女雕刻等栩栩如生。玉器利用皮色雕成桐樹垂檐、湖石抱柱，山背芭蕉叢生。蕉蔭下有石台、石座。設計巧妙、雕工細膩、色彩和諧、比例適度，立體感強，描繪了江南優美的庭園景色。在器物的另一側有弘曆皇帝的御識：「和闐貢玉，規其中作碗．吳工就余材琢成是圖。既無棄物，且完璞雲。御識。」由乾隆皇帝等人的題識可知，這件玉器是利用玉材中心挖去碗後的剩料，由蘇州玉工加以精心巧妙的設計琢制而成。
乾隆皇帝在位60餘年，蘇州玉雕工匠始終主導著宮廷治玉的作坊，雕刻出了大量具有蘇式玉雕工藝特點以及江南風情的作品。
蘇州玉雕經歷代發展，到了清代初年，已經形成了巧奪天工的工藝水準與規模化的玉雕從業集群。這些為蘇州玉雕工藝的對外輸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由於皇帝雅好、宮廷對精美玉器的需求持續上漲，蘇州成為皇家採購和定製玉器的不二之選。
清乾隆 玉刻詩大碗
乾隆年間，玉料的充足供應以及皇帝生活的極端奢侈，宮廷除了向蘇州繼續採購玉器外，多次從蘇州徵調玉雕良匠來充實宮廷造辦處以及圓明園如意館玉作，在這一過程中，蘇州玉雕以其精美絕倫的工藝風格，受到皇帝的讚揚和喜愛，其工藝、樣式、風格等玉雕元素開始在皇家乃至京師範圍傳播。尤其是宮廷玉雕，乾隆之後的宮廷玉雕始終帶有濃厚的蘇式風格，而精美巧思的蘇式玉雕與大氣雍容的北京玉雕共同形成了在中國皇家玉雕歷史中數量最多、器型最豐富、工藝最精美的清宮玉雕。
刊於《藝術市場》雜誌2018年3月號，轉載務請註明來源
※為什麼一定是這個刻板守舊的皇子，最終繼承了乾隆帝的位子？
※這塊碑，乾隆御筆撰寫，引毛主席周總理駐足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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