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我們對「不公平」有何作為？
沈聯濤/文
我曾在前兩期專欄中發出質疑，為什麼我們對「不公平」問題熟視無睹。而更重要的問題，我們對此能有何作為？
50年前馬丁·路德·金曾提出，「我們必須迅速從以物為本的社會轉向以人為本的社會」，否則「就無法戰勝洶湧的種族主義、極端物質主義和軍國主義三合一思潮」。而這些思想在美國「川普主義」論戰中都有體現。
四個根本性因素導致了「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即地理、人口、科技和治理方式。
首先，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最好的工作和財富都是在不斷增長的經濟體的最發達的城市創造的。
第二，人口問題同樣關乎公平與否，因為如果很多年輕人同時湧入勞動市場，就會造成低工資和崗位緊缺。這正是「阿拉伯之春」騷亂的根源所在。
第三，科技有助於提高收入和增加財富，但科技也是雙刃劍。技術對於創造「消費者剩餘」作用顯著，也就是能以更低的價格獲得新產品和服務。但同時，技術也造成工作缺口，因為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慧將減少對低技能、機械性崗位的需求。
最後，不公平和不公正能否避免，政府的治理水平起了決定性作用。我們從不缺少社會工程學的技術性工具。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解決社會不公的政治意願。
減少不公有八個可能採取的措施：
第一，提供教育、醫療、再培訓和基礎設施等基本服務來培養人才並加強他們抓住機遇的能力。
第二，通過提供優質的工作機會、最低工資保障和適當的養老金，中低階層就能獲得其應得的收入，從而產生消費和儲蓄。
第三，累進稅制、財政轉移和刺激措施的綜合運用能在賦予弱勢群體社會保障的前提下保證財政可持續性。
第四，普惠金融體系有助於資源分配的效率、公平和富有成效。
第五，鼓勵普遍的自有房產形式和中小企業創業形式的資產積累會給民眾帶來一種歸屬感。
第六，通過建立健全體制、法治及打擊腐敗、犯罪和尋租行為來改善政府治理，這樣弱勢群體才能獲得公正待遇。
第七，利用技術和研發來推動產品、服務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創新和升級。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認真重視社會不公現象，直面不同方式的革命。經濟歷史學家沃爾特·沙伊德爾指出，大多數社會不公得以解決的案例都是通過災難或大規模暴力。
鑒於我們已經有以上種種解決不公的方案，為什麼社會不公仍普遍存在？
一個關鍵性的障礙是向有錢有權的階層徵稅來補償低收入階層存在政治困難。全球化給累進稅制的實施造成了困難，因為向海外轉移財富就可以避稅。
最近美國減稅政策的實施令世界其他國家的日子變得不太好過。出於對資本外逃的擔憂，沒有國家敢對富人增稅了。
要做出艱難的決策需要有將這些措施付諸實施的政治意願。沒有社會共識是不可能進行改革的。而如果權貴階層抵制變革，也是無法達成共識的。直到連他們也承認，再不改變現狀就會威脅到他們的重大利益，變革才會發生。
達成全國性的共識要求展開全國性的交流和對話。讓對話順利展開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最終，獲得結論或執行和問責才是社會包容性的試金石。一旦達成共識，不管多麼困難，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將其付諸實施才是最關鍵的。當所有人都能參與其中的時候，社會才能穩定。
換言之，社會公平是一種民治、民享的信任，相信99％的人可以獲得公平、應得的收入、財富和機會。
簡單地說，不公各有不同。就像不幸的家庭一樣，各個國家也需要找到自己的解決之道。但是在沒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化世界裡，沒有國家願意負擔全球性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成本，比如氣候變化、跨境污染、逃稅和恐怖主義。
令世界更加可持續這一艱巨任務，在「美國第一」政策出台後變得更加前景莫測。正如上一次金融危機所體現出的，個體的貪婪並不會造就公共產品。
總之，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不能僅依賴國家性的解決方案。全球問題的解決有賴於公民社會協助那些有共同想法的國家，去承擔提供公眾產品的大部分重擔。建立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之間的信任，進行建立信任和展開行動的社會對話，這是21世紀的真正挑戰。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翻譯：康娟，編輯：袁滿）
（本文首刊於2018年3月19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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