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桐：蘇軾「和陶詩」 賦予揚州的文學史意義
（ 節選自謝青桐學術論文《六百年空谷回音：蘇軾對陶淵明的選擇》）
蘇軾「和陶詩」 賦予揚州的文學史意義
□謝青桐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蘇軾被調任到揚州做太守。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時的蘇軾，不知是否冥冥中預料到，自己的生命將只剩下最後九年。並且等待他的，是比被貶黃州更殘酷的厄運。由於新黨的重新執政，從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開始，他將在嶺南的惠州和海南的儋州度過更挫敗的餘生。
揚州，彷彿成為蘇軾晚年格外蒼涼的人生羈旅的短暫的棲息地，在這暫且平靜的港灣里，他停留的時間也就是半年之久。在平山堂濃蔭環抱的丘陵之上，除了修造谷林堂以表達對恩師歐陽修無盡的懷念，更重要的，他開啟了又一項別開生面的文學實踐，這一年，時年57歲，蘇軾開始創作「和陶詩」。
「和陶詩」總共134首，從揚州到惠州、儋州，蘇軾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下如此數量繁多的類型作品。而最早的20首，就是在揚州完成的。「要之，自揚州任始，蘇軾作有和陶詩46題134首。其中除《和陶飲酒二十首》作於揚州外，余皆作於嶺海間。」也就是說，蘇軾的「和陶詩系列」起筆於揚州。這樣一個標誌性的文學事件發韌於北宋時代的揚州，賦予揚州北郊的蜀岡高地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學史、文化史意義。
1000多年來，後代一直低估了蘇軾「和陶詩系列」的重要價值。歷代研究者們對「和陶詩」的爭議和批評，主要集中於對這批作品的文學價值、藝術價值的質疑，或者對這些詩作的主體意識及獨立性的否定。
很少有人思考過一個問題，一個作過2700餘首詩作的中國文學大師，在他的餘生，為什麼如此樂此不疲地以一種近乎模仿的姿態追和陶淵明的詩歌，從韻律形式到心性神思上努力接近陶淵明。這僅僅是對東晉先賢陶淵明的推崇和追慕嗎？
蘇軾於元祐六年八月二日（1091），侍御史賈易論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揚州題詩意存不善……執政呂大防、劉摯等論奏延和殿前，擬蘇軾、賈易兩罷。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而據《宋史》所載：「六年（1091），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七年（1092），徙揚州……。然，約時隔一年（1092），蘇軾在揚州的外任時期，作《和陶飲酒二十首》，蘇軾盡和陶詩自此始。」 觀此線索，可以得知蘇軾在朝時身陷是非遭遇，為保全其身而請求外任。
蘇軾所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五，詩曰：「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槕醉中發，不知枕幾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 後人黃震評蘇軾此詩曰：「陶詩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真機自然，直與天地上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憂患之餘，有感於淵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不為詩發也。」
蘇軾除了感到陶詩帶出了「境與意會」的人生真味，並且也在和詩中題了「小舟真一葉」、「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情境猶如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所見之「南山」般怡然自得。蘇軾此「和陶詩」亦如黃震所說「陶詩真意自然」以及蘇軾「擬和至盡……憂患之餘，有感於淵明之自適」，可見蘇軾為避開在朝是非，自求在揚州外任期間之餘，其處於憂患心態的情況，是以陶淵明所秉持的高潔人生態度作為榜樣的，更以此作為一種精神寄託的嚮往，因此蘇軾作《和陶飲酒》詩，與陶淵明作《飲酒》是有明顯默契的。
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的對象為陶淵明，其創作背景是處於晚年以及外任時期，並且處在「憂患之餘」 的情況中。儘管蘇、陶兩者的處境之不同，然而蘇軾當時外任揚州的處境，唯有陶詩正合蘇軾其意，故「深服淵明而師範之」，因此蘇軾心目中的陶淵明，已然成型。蘇軾晚年的遭遇，蘇軾能「陶所能」，以可觀的怡然自得的心境，效仿陶淵明高潔的人生態度而作《和陶飲酒二十首》。
《和陶飲酒二十首》是日後嶺南與海南「和陶詩」的前奏，也是此前蘇詩與此後蘇詩的轉折點。
顯然，《和陶飲酒二十首》與以後嶺南的「和陶詩」還是不一樣。首先，《和陶飲酒二十首》中仍然流露出作者的豪情遠志，世俗的羈絆仍不能完全拋開。而嶺南後的「和陶詩」卻一無掛礙，心無芥蒂，唯任自然。雖然，《和陶飲酒二十首》第一首就說：「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看似已與陶淵明神交，真正達到了「 我即淵明」 的境界，但其實並非如此。畢竟，身處「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之時，這是蘇軾一生仕宦生涯的高潮時期，蘇軾此時仍對時事抱有積極態度。這種積極用世精神在《和陶飲酒》中有大量流露，雖不再以「 奮厲有當世之志」 為主導，但與陶淵明「 久在樊籠里, 復得反自然」 心態迥異，也絕不同於嶺南時的「和陶詩」。
如《和陶飲酒二十首》其八：
我坐華堂上, 不改糜鹿姿。時來蜀崗頭， 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霜花，纏繞復何為。舉酒醉其根，無事莫相羈。
「我坐華堂上，不改糜鹿姿」似乎可以概括蘇軾對元祐時期野性的反思。作者以狂盪不羈的「糜鹿姿」及「霜松枝」自喻, 認為自己可堪稱「千歲奇」， 且以無事相羈的「煌煌凌霜花」喻世俗羈絆，群小之猜忌，心情是激憤的。在揚州任上的蘇軾在詩中否定現實，是因為心中有理想的範本，說明他仍不能擺脫世俗羈絆，還不能達到任自然的境界。
《和陶飲酒二十首》其四：
蠢蠕食葉蟲， 仰空慕高飛。一朝傅兩翅，乃得粘網悲。凋啾同雀巢， 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 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 有酒君莫違。
把仕宦生涯比喻為「蠢蠕食葉」的蠶，由於仰慕高飛而化為蝶, 但有了兩翅卻又有了粘網的悲哀。這正是蘇軾對自己人生道路的總結。即由「奮歷有當世志」(仰空慕高飛)，到仕宦生涯( 一朝傅兩翅)，到追求擺脫仕宦(乃得粘網悲) 的人生三部曲。嶺南後的「和陶詩「則相反，蘇軾已基本忘卻世俗之紛亂，真正達到了「吾喪我」的境界， 世事紛雜再也難入其清虛之懷了， 因此到那時的詩中將再難找到蘇軾自我的影子。
面對越來越迫切臨近的生死問題，蘇軾借鑒了陶淵明委時任運、任真曠達的自然哲學，從主體的全性保真出發形成了一套應物無累、樂意相關的生存哲學，這也是個體主體的「內聖之道」，這種「內聖之道」，宋人概括為「為己之學」，而這也是宋學內在構成的重要體現。
黨爭是兩宋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現形態，也成為影響士大夫政治命運與人生際遇的主要因素。在黨爭中文人普遍存在避害心理，作為群體主體的淑世精神得不到充分張揚，而遭受黨禍者更需面對貶滴命運的自處，因此，從陶淵明身上汲取自我鎮定、安時處順的力量成為蘇軾的精神取向，也由此使得和陶擬陶的創作具有了以理遣情、排遣情累的功用。
陶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質而實綺，瘤而實膚」的藝術特點經蘇軾發現，而這恰與宋詩的審美傾向之「尚平淡、重理趣」的詩歌追求相契合。蘇軾「和陶詩」在「平淡自然」的詩風下，蘊含的是一種應物無累的自然意蘊。
起始於揚州，發端於蜀岡，蘇軾開創了「和陶」文本，具有文學與文化的雙重意義。蘇軾的「和陶詩」展現的宋人人格模式和文化性格，以及宋型文化的內涵特徵都是豐富而具體的。蘇軾的「和陶詩」，除了體現在追尋義理的性命之學，亦體現在鮮活生動的個體人生之學，和陶正是這樣一種實在、具象、訴諸生命實踐的學問。這一範式具有普適性的指導意義，澤及後世，和陶現象一直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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