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資本《帝國》的真實基礎，一種全新的生命政治構境

深度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國》一書中，對資本帝國進行了新的生命政治構境，以透視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及其新變化。這一新構境的基礎是什麼？它的事實支撐是什麼？又有怎樣的具體構境方案？本文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解讀。

解讀《帝國》：社會總體生產與非物質勞動突顯

作者：南京大學教授 張一兵

資本帝國的生命政治構境

在理解全球布展的資本帝國的生命權力問題上，奈格里和哈特明確說，在福柯與德勒茲關於生命政治的理解上，他們更傾向於後者。這是一種理論故意。我覺得，這是為了標榜自己的後現代維度，可是他們沒有能夠發現福柯更深於德勒茲的構境層。因為在他們看來，福柯關於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的討論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超越」，即不再將政治權力簡單地視作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而是當作一種無器官機器上的社會總體化的新型支配結構，這已經是重要的進步。

這個判斷完全是錯誤的，晚期福柯的構境意向並非超越歷史唯物主義，而恰恰是回到馬克思的物質生產方式的分析方法。（張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構序與生命治安的話語構境》）在這一點上，他與德勒茲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並且，福柯也沒有簡單採用過德勒茲的無器官機器論。可是，奈格里和哈特似乎更欣賞德勒茲，他們認為，當福柯將生命政治的生產本質視為惰性的、被動的「快樂（pleasure）」時，他「最終未能抓住的正是生命政治社會中生產的真實動力（the real dynamics of production in biopolitical society）」；而德勒茲所指認的「慾望（desire）」則「抓住了社會現實生產的實在的、主動的動力」。（哈特、奈格里：《帝國》，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其實，奈格里和哈特並沒有真正理解福柯生命政治理論中的治安性的快樂生活之批判構境，在福柯那裡，資產階級新的生命政治技術就是要治理人們聚合在一起的生活和交往的微觀層面。治安（police）的本質就是力圖讓人們感到生活在變得更好（mieux que vivre）。「治安就是一整套干預和設施（interventions et des moyens），保證生活、生活得更好、共存、能夠真正地有益於構成、增加國家的力量。」（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錢翰等譯）現在，每個人的幸福快樂與資產階級國家的榮耀已系在一起，個人的富足與社會安定相關聯。於是，治安的真正基礎必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和人口生存的健康發展。我始終認為，晚期福柯對資產階級生命政治統治的批判是深刻的，而將這種批判語境簡單反轉為肯定性的構境是沒有合法性依據的。

這也就是說，在奈格里和哈特關於資本帝國的生命政治構境中，德勒茲那個所謂後現代的慾望機器論（desire-machine）已經替代了原來福柯關於生命政治的批判性原初定義域。因為，只有德勒茲那種不再是歷史唯物主義樹狀結構決定論的社會生產的「千高原」，才可能真正透視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存在。依我的理解，這是奈格里和哈特十分重要的一個立場選擇，即從馬克思的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質生產論跳躍到德勒茲和瓜塔里的所謂無器官機器的社會生產論。這種做法，也是在不少晚期馬克思主義者那裡出現的理論搖擺性，即在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方式分析原則的前提下，在具體討論中用異質性的東西進行了不恰當的概念替換。在他們看來，德勒茲的觀念更新了唯物主義，生成了觀察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全新的「認識論框架」。因為「德勒茲和瓜塔里發現了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能力（創造性生產、價值的生產以及社會關係、社會情感、社會未來發展的生產）」。

不同於馬克思總是首先觀察一個社會的物質生產狀況，德勒茲作為無器官慾望機器的當代資產階級總體性社會生產是在產生出今天更加複雜的全部社會生活。用社會生產代替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的物質生產，是20世紀之後不少馬克思研究者的「革新」路徑，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寫《成長的政治經濟學》的保羅·巴蘭，是他用總體性的經濟剩餘替代馬克思的勞動剩餘價值。其中，我們可以格外注意到奈格里和哈特所標識的這種社會生產的核心是基於慾望「創造性的生產（creative production）」。慾望不只是具體的性慾和對象性需求，而是一種更加本原的佔有慾，它的存在導致了永遠的求新和創造。這是後來奈格里反覆說，今天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來源是創造性活動的真實緣起。

新構境的支撐背景

要更深入地理解這一新的構境層，奈格里和哈特還明確彰顯出自己的一個重要學術身份認同和支援背景，即當代義大利馬克思主義關於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學術場境，因為，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社會生產與生命權力的關係」。其實，這一點恰恰是奈格里自己內心特別想標識出來的構境支點，即從法國激進話語轉回到自己義大利民族學術圈層中來。（這主要是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義大利新左派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以工人自治活動為核心的「工人主義」（operaismo)和「自治主義」(autonomia)的一批左翼思想家。）這裡的意思是，如果說德勒茲的總體性社會生產是重新構境生命權力的新基礎，那麼，恰恰是今天的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術努力才為這種基礎提供了全新的事實支撐和構境意向。當然，奈格里自己的觀點是這一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研究新學術構境的最新成果。

在奈格里和哈特看來，正是這群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群體從生產性勞動的新本性（new nature of productive labor），以及它在社會中的鮮活發展的方向確認生命政治維度。他們使用諸如『大眾智性（mass intellectuality）』、『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等術語，他們也借用馬克思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概念」。這裡的一般智力是指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節（國外學者簡稱為「機器論片斷」)中使用過的概念。在題為「資本作為生產的統治形式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而解體」一目下，馬克思寫道：「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

此處的「大眾智性」是在馬克思已經使用過的「一般智力」概念上的當代延伸，這主要是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中出現的並不局限於知識分子專屬的諸眾的智力創造。這是一種由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開闢的全新領域，即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新變化的批判性新認識，這已經是一個區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構架的全新的複雜構境背景中的新概念群。其中，一是重新構序了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勞動的構境內涵，即從體力性、對象化物質勞動的界限中突破出來，重新界定福柯的生命政治話語；二是這種生產性勞動的新本性主要集中於創造性的一般智力和大眾智性的非物質勞動的思考上。

透視資本帝國存在的真實基礎

當然，奈格里和哈特並不滿足於馬克思已經提出的一般智力在資本主義機器生產中的作用的觀點，他們總是要顯出自己的高明之處。如今勞動的本質被指認為「集體的、一般的智力」，所以，價值形成的基礎不再是體力勞動的活勞動，而是科學、交流和語言的新的生產力。這已經不再是馬克思原來的勞動價值論了。另外，在他們看來，馬克思的確看到了我們今天資本主義生產中一般智力的作用，但他沒有看到「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的新力量與新位置和智力勞動一樣多地成為勞動力的特徵」。

具體說，依奈格里和哈特的觀點，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在20世紀下半葉所創造的這一學術研討場境主要表現在兩個大的構境方案：「第一套方案在於分析生產性勞動在近年發生的轉化，以及它越來越向非物質化（immaterial）靠攏的趨向。」這是說，馬克思當年主要將生產性勞動具體化於工廠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體力活勞動之上，而今天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越來越走向交往性的腦力勞動和科學知識的應用。他們由此推測，這有可能生成一種新的剩餘價值來源以更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即今天的剝削對象主要不再是工人的體力勞動，而是智力勞動者的非物質勞動，這是一種新的勞動價值論和新剝削論。在這一點上，奈格里似乎是自覺的。後來他甚至直接說，「我對如何去捍衛馬克思主義，如何去復活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以及復活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都不感興趣，我更感興趣的是如何闡釋出一套當代的關於生產力、創造性、剝削、勞動和價值生產的新的生命政治的框架，這樣一個框架比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框架更有用」。（參見《「帝國」與「諸眾」》《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羅崗主編，）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這個新剝削論也是他們誤認福柯所獲得的生命政治論。

第二個方案是基於第一個新勞動價值論之上的新主體論。這是順理成章的推論。「在建立起新的價值理論後，新的主體性理論必須隨之形成，這一主體性主要在知識、交往和語言的領域內發揮作用。」這種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創造了財富卻又被剝削和壓迫的智力勞動主體，也被認定為新的反抗和革命的主體。奈格里和哈特承認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在非物質勞動的研究中取得的進展，但是他們認為原先的研究忽略了「生產和操縱情感的勞動」，而對這個肉體生產的關注也是一般智力問題分析中應該焦點性關注的重要內容。他們專門指出，自己的觀點直接受到了斯皮瓦克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尤其是關注女性工作、情感勞動和生命權力的生產」的觀點，這可以看作是對歐洲「工人主義」框架的重要補充。其實，斯皮瓦克的理論邏輯主要不是女性主義，而是反映第三世界文化身份反思的後殖民文化批判。當奈格里和哈特將第三世界作為一個過時的概念拋棄的時候，他們只會注意女性主義的觀念。

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馬克思早就告訴我們，「資本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種社會關係，一種衝突性的關係；在這一關係的一端，激勵著這一關係的正是諸眾的生產性生活。我們分析的語境必須能夠做到揭示生活本身，揭示世界的構成過程，揭示歷史」。這也就是說，如果在今天我們想透視資本帝國存在的真實基礎，就必須面對現實生活中新的關係變化。這個表述並不錯。在他們看來，這種以創造性非物質勞動剝削為基礎的新資本主義生命政治，已經「是一個由各種獨特的、確定的子體構成的複合體，子體在母體之中探尋彼此間的關聯。因此，它既是生產，也是再生產；它既是基礎結構，也是上層建築，因為它是最豐富的生活，最標準的政治」。理解了它，就能理解帝國全球布展的現實。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MZD026）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1期第5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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