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被列為《史記》列傳首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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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伯夷列傳》之所以成為列傳之首，並非僅僅因為伯夷、叔齊所處年代較早，更多地是因為本篇承載了司馬遷個人的思想觀念和志向抱負。司馬遷借伯夷、叔齊二人的言行，彰顯了自己「仁義」的道德觀念，抒發了自己身受牢獄之災的痛苦憤懣，表達了自己流芳百世的宏圖大志，同時也與《太史公自序》首尾呼應，一同表現了自己著史立傳的抒寫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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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列傳》居列傳之首，並非只是時間順序上的安排。翻閱史料，比伯夷、叔齊年代更早或與他們二人處於同時代的人物甚多，如皋陶、伊尹、傅說等都是「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的名人。但司馬遷並未將他們作為列傳首篇記敘的對象，而是不惜違背「實錄直書」的著史原則選擇了留存史料寥寥無幾，事迹僅零星見載於《論語》《孟子》《莊子》等先秦散文典籍的伯夷、叔齊。前人對此也頗不理解，唐代劉知幾就在《史通》中明確寫到：「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也？」

除此之外，《伯夷列傳》還有一個引人深思的特點。《史記》以記述人物事迹為主，通常在記事之外於篇首或篇尾以序或贊的形式加以點評，敘事篇幅大於議論篇幅。但《伯夷列傳》與此恰恰相反，名雖為「傳」，但記敘文字卻極少，佔比不到全文的三分之一。全篇大段議論，所記事件的真實性也受到後世極大的懷疑。與此篇相類似的是列傳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也是議論大於敘事。但《太史公自序》是為自己立傳，主要作用是「總覽之文，縱論太史家業傳承，概言《史記》全書要旨」，以博大的議論為主恰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而《伯夷列傳》若是為了描繪伯夷、叔齊的人物形象，詳細真實地記錄史實，則論多敘少就不恰當了。因此，司馬遷寫《伯夷列傳》的目的與列傳其餘的六十八篇並不相同，《伯夷列傳》凝結著著史人極大的心血和獨特的思考。

一、推崇仁義之德

司馬遷在列傳首篇記述伯夷、叔齊列傳的原因之一，就是伯夷、叔齊的做法符合司馬遷推崇的「仁義」之德。司馬遷十分認同並倡導孔子提出的「仁」等觀點，以六藝孔子之言為宗。司馬遷在《伯夷列傳》篇首就寫到：「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除此之外，在《伯夷列傳》和《史記》的其他篇目中，司馬遷也常常引用孔子的言語加以記述和議論。《伯夷列傳》中關於伯夷、叔齊的第一句論斷即是出自孔子：「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可以看出，《伯夷列傳》居列傳之首與此有關。

伯夷與叔齊讓位，一個遵守父命而逃，一個遵循禮法而逃；二人冒險諫武王以孝、仁之說，說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太公感喟「此義人也」；周伐商後「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餓死。在孔子和司馬遷看來，伯夷、叔齊的這些行為都體現了二人懷仁守禮的品德。正是伯夷、叔齊的「仁義」之德吸引了司馬遷。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寫道：「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在爭權奪利、霸道橫行的社會中仍能堅守道德，恪守仁義，恐怕也就只有伯夷、叔齊二人了。司馬遷將《伯夷列傳》作為列傳首篇，既是對二人「仁義」之德的讚美，也彰顯了自己著書立傳的道德標準。

二、發抒縲紲之憤

司馬遷使《伯夷列傳》居列傳之首，除因二人行為道德符合司馬遷推崇的「仁義」思想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伯夷、叔齊的結局使自己聯想到了自身的不幸遭遇。伯夷、叔齊堅守仁義而餓死於首陽山，顏回「簞瓢屢空」好學不倦而早夭，自己為維護公正挺身而出冒死諫言卻遭受宮刑，最終竟是「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之人終身安逸。這難道就是世間所說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古今之事交疊在一起，司馬遷對統治者所說的「天道」提出了響亮的質疑：「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這是史上諸多良官的悲慘遭遇，也是司馬遷個人不幸的真實寫照。李陵迫不得已而降，平日遵規守法的自己在如此必要的時機因維護「公正」而諫言，卻遭奇恥大辱，與伯夷、叔齊守義一生而最終餓死有何區別？因此，比起孔子，司馬遷更能體會伯夷、叔齊二人在首陽山上心中之情。「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以仁義之說勸諫而不被接納，隱於首陽山之上終日採薇為食，心中怎麼可能沒有怨氣？司馬遷敘寫伯夷、叔齊的悲慘遭遇，也是在抒發自己縲紲之中的憤懣之情。正如錢鍾書所言：「馬遷牢騷孤憤，如喉鯁之快於一吐，有欲罷而不能者。」

三、表達立名之願

在《伯夷列傳》最後，司馬遷道出了自己將此篇作為列傳之首的第三個原因：藉此篇表達自己創作《史記》，著書立傳的創作目的。司馬遷認為，「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一個人想要青史流芳，首先要有君子之德行，知仁守禮，心懷正義，恪修己身，言善行賢。但僅做到這些還不足以名垂青史，還需有君子聖人加以記述，像伯夷、顏回一樣「得夫子而名益彰」。司馬遷首創以記述人物言行為著史方式的紀傳體，體現了他對人物遭際命運的關注和同情。他想以這樣的方式使那些厚德懿行的人的言行流傳千古，幫助他們立名後世。同時，司馬遷也想借著書立傳的方式，借《史記》流傳後世的機會，讓自己像孔子一樣成為萬世名士，名垂千古。司馬遷著《史記》最理想的結果正如《正義》所說：「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睹見。」

司馬遷追求名垂青史，立身不朽，這樣的願望不止一次地流露出來。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就曾借孔子之言表達心愿：「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在《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也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表達了自己不願碌碌無名，渴望為後世所銘記的願望。

司馬遷的立名之願，秉承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傳統價值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司馬遷自然想做立德之人，但就算最高層次不能達成，也至少要做一個立言之人，借《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讓自己的一世言行流芳百世。

由此可見，司馬遷將《伯夷列傳》作為列傳之首篇，絕非單單因為伯夷、叔齊生活時代較早，而是將自己的仁義之德、縲紲之憤和立名之願交融其中，表現自己的思想主張，彰顯自己的著史準則，袒露自己的滿腔真情，表達自己的宏圖大志。除此之外，本篇也表達了司馬遷其他的一些人生態度，如「道不同不相為謀」、「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等。因此，章學誠評價此篇「傳雖以伯夷名篇，而文實兼七十篇之發凡起例」。《伯夷列傳》與《太史公自序》首尾呼應，將自己的所思所感表達得淋漓盡致，為後世確立了良好的立言典範。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傑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4.

2.司馬遷.史記[M].韓兆琦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10.

3.楊伯峻.論語譯註[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蕭統.文選[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6.劉知幾.史通[M].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錢鍾書.管錐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

9.章學誠.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曲利麗.《伯夷列傳》何以居於《史記》列傳之首[J].文史知識，2017，（3）：118-120.

11.琚靜齋.《史記·伯夷列傳》：司馬遷曲隱的「一家之言」[J].名作欣賞，2012，（27）：134-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