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奈良·平安時代日本對中國古代宗教習俗的受容與展開
日本對中國古代宗教習俗的受容與展開
－以奈良?平安時代為中心－
劉曉峰
從時間文化的角度而言，人類面臨著兩種時間。其一是循環變化的四季所代表的。它的基本特徵被認為是無限的循環反覆，周而復始，無窮無盡的。另一種是我們的生命過程，它從母腹中的嬰兒到幼年、少年、青年、成年以至老年，這樣的時間是有限的，是一張單程客票，每一個階段都不可重複。「死生亦大矣」，當我們從第二種個體的有限生命出發，面對第一種無限的自然循環的時間的時候，當我們不得不面對生老病死，並不得不思考生命的意義、思考如何超越有限生命、尋找用各種手段最大限度地維持生命長度之時，人類的精神世界最根本的東西——宗教思想就產生了。
圍繞這一根本問題，不同的宗教給出的結論是不同的。在中國，這一問題也當然被儒教和道教作為核心問題思考。儒教早在春秋時代就形成了「三不朽」的思想，認為人可以依靠「立德」「立功」「立言」這三種行動獲得對於個體有限生命的超越。因為此三者「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但是，「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人間事業，都需要記憶的媒介，中國古代人選擇了歷史敘事作為這一媒介。這也是中國從上古開始各個年代的歷史一直被認真記載的根本原因。而道教則是世界上對於生命最執著的宗教。道教信仰神仙世界，通過內丹、外丹、儀式、法器、符咒、祈禳等各種方式與手段,讓生命能躲避災難，找到一條將生命延續或轉換的途徑。以下，我們擬以年中行事為中心，圍繞生命的持續和永久，就奈良到平安時代日本人生活中中國古代宗教習俗的影響做一個回顧。
一、四方拜與北斗信仰
日本古代每年宮中年中行事最開始的一項是四方拜。這是以驅邪祈福為目的的宮廷年中行事。能在宮廷正月年中行事中排在第一位。從這一點足以看出這一行事的重要性。四方拜在平安時代成為恆例的年中行事。幾乎在所有的平安朝有關年中行事的典籍中，我們都能找到四方拜的記載。
成書於平安前期的《內里儀式》【正月拜天地四方屬星及二陵式第一】中記載了這一儀式的基本內容。雞鳴以後，掃部司設三所御座。一所為了拜屬星，一所為了拜天地，一所為了拜山陵。拜屬星、天地、山陵構成四方拜的三部分主要內容。根據拜的對象不同，所做的準備也有所不同。拜屬星座前要燒香、置花、燃燈，而拜天地座前只置花、燃香。拜屬星、天地都敷設短畳，但拜天地還多了設褥的環節。拜山陵鋪畳，但不用花、香、燈。天皇出來行四方拜之禮時要端笏北向，稱所屬之星名字（當年屬星名祿存字祿會，此北斗第三星也），再拜讀驅邪祈福為主要內容的祝詞。然後向北拜天，向西北拜地，再依次拜四方，最後端笏遙向二陵，兩段再拜。儀式結束後，相關職司撤掉御座和香花。儀式完成。
日本歷史上最早的四方拜記載出現於《日本書紀》皇極天皇元年八月朔，天皇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祈雨。這是為祈雨而拜四方，和每年元日之初舉行的四方拜明顯是不同的，是臨時舉行的祭祀儀式。但是發展到平安時期的四方拜，構成整個儀式的拜天地、拜父母、拜屬星這一系列活動中，卻包蘊著非常豐富的大陸文化特有的宗教色彩。這裡我們只從星辰崇拜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其中拜屬星的環節。
拜屬星這一環節中，天皇端笏朝北所稱的星名，是 「北斗第三星」，這位星神有名有字，「名祿存，字祿會」，這一切顯然是有來歷的，是中國古代的北斗七星崇拜的影響。
北斗七星的信仰，是中國古代與生命文化相關的最核心部分。這一信仰的發生和中國農業文明的曆法確認關係密切。從黃河流域這一緯度看，北斗處於恆顯圈，終年不沒於地平，非常易於觀測。研究天文學的學者們證明，北斗在上古時代曾與天極十分靠近，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從黃河流域一帶觀測北斗離北極很近，終年常顯不隱，是當時人們觀象授時的重要標準星。所以古代人很早就發現了觀斗杓所指以定節候的方法。《鶡冠子?環流》記載：「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所以中國先民於制定曆法以確定時間時，北斗是最重要的時間刻度。聰明的古人於是把從東北向西南、從西北向東南畫出兩條線，將星空分成了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四個星區，又在每個星區選出代表性的七顆星，這就是二十八星宿。如果把一年的時間比喻為一個鐘錶錶盤，那麼北斗七星就是指針，而二十八星宿則是周圍的時間刻度。古人就這樣在遙遠的天空，發現了一年又一年循環著的時間的存在。遙想古人第一次發現這片星空就是一個巨大時鐘的瞬間，他們的心情該是怎樣的激動啊。遙望神秘的宇宙，發現時間秘密，曾給他們的思想帶來過怎樣的衝擊呢？
對於他們來說，北斗就是掌握這個世界運轉的樞紐。《史記?天官書》說：「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分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北斗管理著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也管理著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准南子?天文訓》則如此形象地表述北斗在十二時辰之間的運行：「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徒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尚書緯》解釋說：「北斗居天之中，當崑崙之上，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為七政。」這樣運轉於天的北斗，古代人認為運轉能決定的不止於時間。古代中國認為北斗主人生死的北斗崇拜由此發軔。根據史料，西周時人已有向北禹步祈求之事。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載：「禹步三，勉壹步，呼皋！敢告曰：某行無咎！先為禹除道。」就是採用北向用「禹步」祈求之做法，這和後世道教基本相同。到秦漢時期，朝廷設壇奉祀北斗史有明文。《史記?封禪書》就記載有秦並天下後令祠官祭祀北斗等星宿。漢武帝立太一祠壇，祭神太一在上，下為五帝、北斗。北斗演化成擁有神格的神。此後有關北斗的說法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河圖帝覽嬉》說：「斗七星，富貴之官也。其傍二星主爵祿，其中一星主壽天。」又說北斗七星影響年歲生產，「斗主歲時豐歉」。東漢道教創立，奉北斗為人神主宰。《度人經》曰：「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鬥上生，中斗大魁，總監粲靈。」北斗主司人命、消災度厄等說法變得廣為流傳。干寶《收神記》卷三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授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南斗七星與北斗七星，被認為與人的生死關係密切。尤其是北斗七星更被認為專司人的壽夭。葛洪《西京雜記》記「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北辰即北斗，求長命於北辰，即求北斗也。《甘石星經》曰：「北斗七星，主天子壽命，也主宰相爵祿之位。」
到了後來，有關北斗七星的各種說法變得日趨複雜。蕭衍著《五行大義》所引《黃帝斗圖》中七顆星已經各有名字和所司命的屬相。其云：「一名貪狼，子生人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辰申生人所屬；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又引《遁甲經》列其五行屬性云：「第一水（子），二土水（丑亥），三木土（寅戌），四木金（卯酉），五土金（辰申），六火土（巳未），七火（午）。所以子午各獨屬一星，其餘並兩辰共屬者，子午為天地之經。斗第一及第七魁剛兩星，亦是斗之經，建所用指也。」因為宗教流派傳承不同、時代不同， 這七顆星的叫法有很多種。以第三顆天璣星而言，或稱其名為祿存、真星、九極上真、真人、天璣星、真人星、天璣星、祿存真星君、祿存星君等等。北斗七星信仰為佛教吸收後，則稱為光明照菩薩。但不知《內里儀式》所載此第三星名字源出中國古代何種典籍，因為此星「字祿會」，在我所寓目的資料中尚無所見。儀式中再拜所稱祝詞的「賊寇之中，過渡我身；毒魔之中，過渡我身；危厄之中，過渡我身；毒氣之中，過渡我身。五兵口舌之中，過渡我身；五危六害之中，過渡我身。百病除愈，所欲從心，急急如律令」，也在中國已經找不到出典。
二、卯杖與剛卯
在奈良正倉院，至今仍舊保存有椿木製的卯杖，上面依稀可見用金銀泥划出界線，並分別塗成黃、綠、褐三色。同樣得以在正倉院保存的，還有陳列卯杖用的桌子——「卯日御杖機」。桌上還有「卯日御杖機覆 天平寶字二年正月」的字樣。《日本書紀》持統3年（689）正月乙卯條：「大學寮獻杖八十枚」。據此可知，早在公元689年日本朝廷已經有了正月向天皇貢獻卯杖的制度。有關卯杖的記載，《日本書紀》中只有這一條，《續日本紀》一條也沒有，《日本後紀》天長7年（830）有一條，《續日本後紀》中有兩條，分別見於承和3年（836）與承和5年（838）。到《文德實錄》增為5條，《三代實錄》則幾乎每年都有記錄，達24條之多。從這些數字上看，自奈良到平安初期卯杖好像不曾流行。但正史上沒有記載，並不說明實際上沒有流行過。坂本太郎據此認為，卯杖的行事在天平寶字年間是實際舉行過的，《續日本紀》之所以不加記錄，是因為《續日本紀》的編篡者有不收入每年的年中行事的編篡方針。這分析是很有說服力的。卯杖在日本古代一般被認為有厭鬼除惡的作用。
從時間上思考中國古代宗教習俗對奈良平安時代的影響，這是一個時間跨度非常長的過程，有許多可以追考的痕迹。儘管丸山真男非常感性地使用「古層」「執拗的低音」等語彙來努力揭示日本古代獨特的文化傳統的存在，但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要在日本古代文化中簡單地尋找出「古層」是很難的，甚至是近乎不可能的。我們知道，中日之間很早就存在文化交流。一方面歷史上一直有大量的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帶入大量的大陸文化要素，另一方面來自日本列島的使者也一直保持著主動吸收大陸文化的姿態。然而不管是主動或者被動，大陸通常是文化輸出的一方，而日本則是接受的一方，這一基本態勢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
歐亞大陸是人類最重要的文明母體，擁有極為豐富的原創性文明資源。與日本隔海相望的，是地球上最大的歐亞大陸。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中，有三個起源於歐亞大陸，而第四個埃及文明，其與希羅文明之間的深厚的文化淵源已經得到非常充分的論證和研究。二則歐亞大陸疆域遼闊，有大片大片適應人類生活的土地，人口藩生為數眾多。歐亞大陸是人類最重要的文明母體，擁有極為豐富的原創性文明資源。三則儘管古代交通不像今天這樣發達，但歐亞大陸諸文明之間一直存在相互影響。發生在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各種思想觀念、各種與生活、生產相關的發明創造，被商人、旅行者和出於各種目的移動的人群攜帶到新的地方，給當地以新的刺激，並在受容中不斷獲得改良和發展。成為新的發明和創造的基礎。可以說，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歐亞大陸的文化發展一直是處於領先地位的。而日本相對人口比較少，從日本文化起始之點，大陸與日本列島之間這一文化落差就存在並發揮作用，決定大陸文化對日本發生持續性影響。
大陸文化對於日本的持續性影響，是我們思考中國古代宗教習俗影響奈良、平安時代日本的重要前提。早在奈良、平安時代之前，日本人與生命信仰相關的生活習俗早已經多層面為大陸文化所浸潤。這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角度來看。從時間角度上說，在隋唐以前伴隨大陸移民進入日本半島，相關知識和儀式傳播到日本，可以說是確定無疑的。儘管對於日本宮廷年中行事的起始由於史料不足我們不能武斷地確定是某一時間點，但與生命信仰相關的中國古代生活習俗已經影響到日本，這在後來的日本宮廷年中行事中，可以找到一些明確的線索。
關於卯杖的起源，《明文抄》引《漢官儀》稱：「正月卯日，以桃枝作剛卯杖，厭鬼也。常以正月卯日作之。逐精魅。方六寸，長一分二寸，以金玉犀象作之。以正月卯日作，謂之大剛卯。」此外，《年中行事秘抄》收有廣業卿所作《卯杖詩》云：「請見漢家靈壽物，女羅色舊大椿枝。」由「靈壽物」三字推想，在古代日本人的頭腦中，卯杖還與壽延相關。
古人確有以剛卯逐精魅、辟邪的觀念。而以卯杖為靈壽之物，恐怕是把剛卯和漢代賜老人靈壽杖事聯繫到一起的緣故。日本學者普遍認為，卯杖起源於中國。歲時史研究的權威學者江馬務在《日本歲時全史》中稱：「正月獻卯杖、卯槌[1]的風習，始源於代替漢朝滅亡興起的新朝的王莽等，因為漢室國姓的劉字為『卯』『金』『刀』三字的合字而忌諱卯日，令官吏以剛卯為吊飾。」原東京大學教授山中裕在《平安朝的年中行事》中也講，剛卯起源是「學漢朝故事」，日本學者提出剛卯與漢朝皇族劉氏相關，這是正確的。剛卯的起源是為了「興劉」因而多用「卯」。《漢書·王莽傳》明確記載說因為考慮到皇室劉氏的氣運開始衰萎，劉字由「卯」「金」「刀」三字結構而成，所以號召大家佩戴剛卯這一裝飾物來增強劉氏氣運。不過佩剛卯這一習俗，大概並沒有迅速被大家接受，所以王莽由此推導出漢朝運氣已經衰竭，老百姓不再喜歡漢朝的結論。這是他利用輿論篡奪政權的一個環節。正因如此，一旦王莽得到政權建立了新朝，他就發布禁令禁止人們再佩戴剛卯。而劉秀得到天下後，剛卯再度得到流行的空間，並發展出辟邪去疫以祈長壽的內容。
但是祝福漢朝劉姓興盛的剛卯習俗，對於取代劉氏天下的下一個王朝來說，是眼中釘肉中刺，總須除之而後快，一如《晉書》載：「桃印（卯——原注）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王莽得到政權後如此，曹魏得到天下後亦當如此。所以佩剛卯一俗，在後來的時代已經不再流行。從《漢書》的晉人對剛卯的注釋就看得出，剛卯究竟為何物到了晉人那裡看法已經頗不相同。唐人顏師古注釋《漢書》時對晉人的爭論做了判斷，不過其依據也不是現實的風俗，而是來源於出土於地下的考古文物。然而剛卯這樣流行於兩漢的祈禳長壽習俗，為什麼保存到日本呢？它是什麼時代傳播到日本的呢？我們很難想像，是隋唐時期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們學習了中國文化後在日本成功「復古」了漢代的剛卯習俗。這一習俗只能是早期渡來人帶過日本來的。所以，古代日本保存的具有鮮明漢代習俗要素的卯杖，是隋唐以前中國歲時文化影響日本的有力證據。
我曾有幸在奈良國立博物館見到過卯杖和陳列卯杖用的桌子。那一天在這兩件展物面前，我陷入了對歷史深深的追憶。在日本還沒有文字記錄歷史的年代，是誰堅持著將大陸漢代流行的習俗漂洋過海帶到了日本列島？又是誰將這一習俗帶入日本大和朝廷，並變形發展成後來的卯杖？這一切都已經茫不可考。但可以感知到的是，在科學尚未發達的年代，從剛卯到卯杖貫穿其間的那種對於生命溫暖的祝福。
[1]卯槌是用來懸掛的一種裝飾物。一般用桃木作成，長3寸寬1寸，四角形，有豎孔。通常穿系十到十五根五彩絲，使用的五彩絲很長，有五尺左右，長長的垂下來。依據《枕草子》的記載，當時曾以卯槌為互贈之物。日本學者認為卯槌是卯杖的一個變種。但與卯杖相比，卯槌從形狀和大小上和中國的剛卯更為接近。
三、粥祭與蚩尤
在今天的日本，很多地方正月十五日都保存有粥祭的習俗。喝著紅小豆煮成的粥，有多少人會想到這樣的習俗來自大陸中國？
《本朝月令》引用《月舊記》云：「正月十五日祭。日本博士中臣丸連張弓、林連佐比物、田邊史凈足等去天平勝寶五年正月四日勘奏云：昔黃帝伐蚩尤之時，以此日伐斬之。其首者上為天狗也，其身者伏成蛇靈也。是以風俗此日亥時煮小豆粥，而為天狗祭於庭中案上，則其粥上凝時，取東向再拜，長跪服之，服者終年無疫氣也。」這條記事告訴我們流行於正月十五日護佑除疫性質的粥祭，與蚩尤祭祀相關。
正月十五日的粥祭，在古代中國普遍流行。但有時被解釋為是祭祀門戶之神。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記載「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在南方，則流行祭祀蠶神的說法。《續齊諧記》記載相關傳說云：「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今君蠶桑百倍。』言訖而去，遂失所在，成如言，為作膏粥，自此以後，年年大得蠶。」這兩種古代中國的正月十五日粥祭記事，所記的粥或由豆糜加油膏，或由白粥加油膏，和紅小豆粥並不相同。同樣在正月十五日，同樣是粥祭，三者之間或者原本是有共同的源頭，但沒有明確的史料證明，今天只能存疑。我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起源於祭祀蚩尤傳說的以紅小豆粥為祭品的粥祭，只保留在古代日本，所以是很寶貴的。
正月十五日以小豆粥中祭祀的蚩尤，在中國古代被稱為兵主，是《史記》所記載的「八神」之一。站在日本或站在今天，我們討論源自中國的文化影響，很自然地會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但實際上中國自身也是一個諸多文化要素的集合體，是不斷擴張和演變的。從空間上說，大陸並非是一元的，南北東西，因為地域的不同、族群的不同，其宗教習俗文化發展有許多差別。中國文化本身具有的多元性、地域性差別，也在傳入奈良、平安時代的宗教習俗生活中留下了痕迹。這種差別在祭祀蚩尤上就有體現。
兵主在古代是對蚩尤獨有的稱呼，這一稱呼與古代齊地有關。《管子》記齊地祭祀八神，即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時主。兵主即蚩尤，因為蚩尤老家在齊地東平縣。《史記?封禪書》於八神所釋與《管子》同。《史記?孝武本紀》亦記載漢武帝東巡海上曾祭祀過八神。蚩尤原本是「九黎之君」（《尚書?呂刑》疏），是中國古代部落首領。他曾與炎帝大戰並打敗了炎帝。失敗的炎帝與黃帝一起聯合來戰蚩尤。最後蚩尤戰敗，黃帝斬蚩尤首而葬之。蚩尤雖然戰敗，但他在戰爭中顯示出的強大的戰鬥能力，使他獲得戰爭之神的身份。蚩尤又和古代金屬文化、兵器文化關係密切。傳說中不僅他本人「銅頭鐵額」（《太平御覽》引《魚龍河圖》），而且「蚩尤之時，爍金為兵」（《太平御覽》引《兵書》），他是很多兵器的發明者。蚩尤「造立兵杖、大弩」（《中華古今注》）。善於使用各種兵器作戰，讓蚩尤在戰爭中獲得不少勝利。《管子》記載他曾經利用源自葛廬之山的水製造了劍、鎧、矛、戟，一年就兼并了九家諸侯。又利用源自雍狐之山的水製造了「雍狐之戟、芮戈，一年又兼并了十二家諸侯。所以他又是兵器之神，鍛冶之神。兵主在春秋戰國時代主要是齊國地方對蚩尤神進行祭祀時的稱謂。但伴隨秦始皇和漢武帝追求神仙，秦漢時代對蚩尤崇拜的範圍有逐漸擴大之勢。
和蚩尤祭祀緊密相關的是今天在日本依舊存在的兵主神社。據調查日本今天說最少有54所兵主神社，我所探訪的一位兵主神社的神官講實際上有60所以上。這裡面見於《延喜式》神明帳的式內社有八國19座。其中大和穴師坐兵主神社（奈良）和壹岐島兵主神社（長崎）、近江兵主神社（滋賀）三社為名神大社。可知在奈良、平安時代日本已經有了對兵主神的信仰。
問題是日本兵主神社的兵主，和蚩尤是否有關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在中國古代「兵主」這個稱謂是只屬於蚩尤的專有名稱。作為專有名詞出現在日本神譜中，本身就意味著這個辭彙的使用者不可能無所知。第二，將八千矛神稱為兵主，首先就顯示出這一系列神社的武神、戰神性質，這是和蚩尤神格相一致的。這表明兵主一詞的使用者對於蚩尤的戰神神格也是在了解的基礎上使用的。第三，是兵主神社多有和鍛冶相關者。以近江兵主神社為例。依據近江兵主神社的《兵主大明神緣起》記載：近江兵主神社創建於奈良時代的養老二年（718），祭祀的主神為八千矛神（大國主命，大己貴命）。依據《三代實錄》，該神社貞觀4年被授予正五位下神位，其神格即包括兵器製造神、北方守護神、農耕神等等(辻広志《兵主神社庭園の保存と活用》)。我們知道，神社所祭祀的神，會根據地緣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文化而發生變化。比如近江兵主神社的農耕神神格，應當就與現地的農業生產需求相關。而北方守護神的神格，應當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與北方玄武神習合的結果。近江兵主神社的兵主的祭神像為「白蛇乘於大龜甲上」，曾守護鹿橫渡琵琶湖。這一傳說讓人們很容易就聯想到龜蛇與北方真武帝，兩者之間的習合關係是非常明顯的。而該神社號為「兵主」，其與鍛冶相關的兵器製造神的神格毫無疑問應當是最早的。所以我認為基於使用「兵主」這一專有稱謂，神格又為兵神，又與鍛冶相關，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日本早期的「兵主」之神實際上就是大神蚩尤，八千矛神則是其與日本本地神的習合。兩者之間的聯繫是確定無疑的。
然而同樣在古代日本，我們又可以看到對於蚩尤的另一種態度。日本古代年中行事在中，正月十七日的結射出現的很早。檢索《日本書紀》，自清寧天皇四年九月丙子朔天子御射殿，以降，孝德、天智朝皆有記載。至天武天皇四年起幾成定例，基本上逐年舉行。《日本書紀》記載：「元明天皇和銅八年正月庚子，賜大射於南闈，新羅使亦在射列。賜綿各有差。」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銅八年的結射，連外國新羅的使者都參加了。此後的平安時代當然一直也都有舉行。
那麼，為什麼正月十七日要舉行結射之儀呢？《年中行事抄》正月「十七日射禮」事給出了非常準確的回答：
《十節記》云：正月十七日、結射。傳云：蚩尤與黃帝爭天下。蚩尤銅頭鐵身、戰坂泉野、弓刃不能害其身。爰黃帝仰天誓雲、我必王天下致蚩尤、時玉女自天降。持式即返閇禹歩。此時蚩尤身如湯沸顛死也。蚩尤天下怨賊也。故歲首射其靈、以鎮國家。凡村裡皆可射結，邪氣不起也。的者，面目也。球者首也。因射蹴也。
這條記載還見於《明文抄》「帝道部」。按照這段記載，正月十七日的結射射的靶子和蹴鞠踢的球都是代表「天下怨賊」蚩尤靈魂的頭。後來中世形成的蹴鞠專業書籍《革鞠要略集》中亦提及「可罰蚩尤之樣作教，此時以頭蹴鞠」「就蚩尤之頭有其所表」。可見蹴鞠踢的是蚩尤的頭，這一說法影響久遠。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兵主蚩尤在日本有兩種待遇。在一些地方，兵主蚩尤被做為神崇拜，在另一些地方，兵主蚩尤的頭被作為射箭靶子和踢在腳下球。單純看這樣一邊舉到天上一邊踩到地下的現象多少有些奇異。但如果能將古代中國的空間元素放進來考慮事情就會展現出合理性的一面。在今天，華北地區漢民族自稱炎黃子孫，其文化大多以黃帝傳說為中心。而遷移到南方的少數民族如苗族、羌族，則以蚩尤為祖先，以蚩尤崇拜為自己民族文化的中心。他們對待蚩尤的態度，就是天上地下截然相反的。
蚩尤死後頭被用來作為射箭的靶子和蹴鞠的球，在可以查到的中國古代典籍中都沒有記載，這應當也是從中國產生但最後失傳，只在日本有所保留的一條非常珍貴的有關蚩尤的史料。但蹴鞠起於黃帝的說法，見於劉向《別錄》。其云：「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於戰國時。」而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了一件帛書《十大經》，記載黃帝擒殺蚩尤之後剝其革以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賞。剪其髮而建之天，名之曰尤之旌；充其胃以為鞠，使人執(踢)之。這說明，流傳到日本黃帝戰蚩尤與使用蚩尤軀幹用於射箭和蹴鞠的傳說，在當時的日本是有一定流傳的。
四、庚申信仰與中國古代數字文化
庚申信仰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不可考。円仁《入唐求法巡行禮記》承和五年（838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記：「夜人咸不睡，與本國正月庚申之夜同也」。由此可知九世紀前半日本已經有庚申信仰傳入了。大江匡衡《江吏部記》載他侍奉天皇的守庚申所吟詠的「於是守庚申而不廢延齡之術」，卷下還有「續傳老子之玄訓，守夜漏於三屍」。記載平安時代年中儀式的《侍中群要》《新儀式》，記載了天皇出御、飲饌、終夜圍棋、作詩、遊戲而待天明。待及黎明奏樂，賜物臣下的整個過程。舊曆用來計日的六十甲子，是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構成的十天乾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構成的十二地支相互搭配而成的。在每一輪天干地支的搭配中，天乾的庚都會有一次和地支的申搭配到一起，即庚申日。舊曆每年甲子輪流六回，所以每年有六個庚申日。在日本流行庚申信仰的地方，對於那些信仰庚申的人，在這六個特殊的日子，要守夜，即守庚申。守庚申這一古俗後來流傳非常廣，至今日本各地還保留下來有許多神社和很多石碑遺迹。這一切構成日本特有的「庚申文化」。
庚申信仰本是起源於中國古代道教的一種俗信。其原型的一個側面與古代中國人的數字信仰有關。在中國古代，天道的循環——包括日月星象的諸多變化，都是被神聖化的。為了準確以數字計算把握日月星象的變化，古代中國的算數非常發達。同時天道的神聖化，也讓中國人發展出了獨特的神化的數字文化。《太平御覽》卷二引《三五歷記》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文，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按照這裡交待的數字中間的邏輯，數字由一到九是一個出生、發展、完成、興盛到衰亡的過程。史載「大饒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六十甲子就是中國古代人很早就創造了的以天干配地支的記數方式。這一記數方式中的十個天乾和十二個地支，同樣也被分別看作是出生、發展、完成、興盛到衰亡的過程。按照許慎《說文解字》所釋，十天干分別為甲乙（東、春）、丙丁（南、夏）、戊己（中宮、季夏）、庚辛（西、秋）、壬癸（北、冬），而十二支也分別被看成是寅卯（東、春），巳午（南、夏），申酉（西、秋），亥子（北、冬）辰戌丑未（四季土）。代表秋天的秋氣，在天干中是庚辛，在地支中是申酉。這其中，庚為秋氣初見，辛為秋氣已壯。申為秋氣初見，酉則為秋氣已壯。所以六十甲子中庚申相遇和辛酉相遇，干支雙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時間轉換點，很容易被視為特殊的時間節點。加以庚申、辛酉之後，六十甲子經壬戌、癸亥即重新進入新甲子。所以，在古代陰陽觀念中，庚申和辛酉都不是普通的干支組合。可以說，夜守庚申和古代日本頗有影響的辛酉革命說，都是古代中國人的數字信仰的衍生品。前者關乎守庚申者個體的生命，後者亦關乎朝廷的氣運生命。庚申信仰就是從庚申這組神秘干支組合中生長出來的。不過論及庚申信仰的形成，還必須到古代中國人的另一個關於生命的數字信仰，即命數觀念。古代人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壽數。這個壽數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中。緯書《河圖紀命符》說：「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紀。惡事大者，奪紀，紀一年也；過小者，奪算，算一日也」。道教典籍《雲笈七籤》引《太上三屍中經》云：「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飽味於五谷精氣，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屍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所以晉代葛洪已視三屍為修道大敵，南北朝以迄隋唐，更有不少道書專論三屍及守庚申。道教更發明了包括辟穀、服氣、符咒、服藥等多種對付三屍的方法，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守庚申」。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二云：「庚申日，伏屍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屍一日三朝，上屍青姑伐人眼，中屍白姑伐人五藏，下屍血姑伐人胃命。……七守庚申，三屍滅，三守庚申，三屍伏。」《三屍中經》云：「凡至庚申日，兼夜不卧，守之，若曉體疲，小伏床數覺，莫令睡熟，此屍即不得上告天帝。……經曰：三守庚申，即三屍振恐，七守庚申，三屍長絕。」
道教以虛靜為佳，守庚申很安寧。但八世紀後半佛教吸收了守庚申的習俗，形成了守庚申會。參加者在庚申日會打鑼誦經做法事，動靜很大。日本平安時代包括天皇在內的庚申信仰信者們是在黎明後才開始奏樂的，可見其中道教的成分更大些。天皇家之外，平安時期的日本貴族也會聚在一起通宵開酒宴、借詠詩歌、講故事、玩遊戲等以守庚申。《宇治拾遺物語》有一則記載，說有一次大家在宮中守庚申，因為覺得沒有意思，就找來了陰陽頭安倍晴明。貴族們拜託安倍晴明說：你是天文和算學的大家，能不能做一件有趣的事情讓大家笑一笑。安倍晴明說：那麼就用算術來讓大家笑一笑吧。於是他把算術時使用的算木「砰」的扔到大家面前。在座的人於是都不知為什麼沒完沒了地笑了起來，以至最後笑得鼻涕眼淚都流出來了。沒辦法大家只好向安倍晴明道歉，安倍晴明收起算木，大家這才止住笑。《宇治拾遺物語》成書在13世紀前期，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那個時代，日本的庚申信仰已經很普遍的在世間流傳了。有關庚申的故事中出現了大學頭安倍晴明應該說不是偶然的，而是可能還潛含有很深的一層意義。安倍晴明（921-1005）受業於日本陰陽道世家賀茂家的忠行、寶憲父子，在日本一條天皇時任天文博士，著有《金烏玉兔集》。在古代日本，作為日本陰陽道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安倍晴明和從中國帶回《大衍曆》的吉備真備、後來被尊為雷神的菅原道真一樣，是傳說中有通天徹地之神通的人物。在古代，算學和天文學都是擁有神秘力量的，安倍晴明的神通就是來源於他對於天文和算學的精通。這和我們上面從數字信仰分析庚申信仰的起源是一脈相通的。
五、土牛、儺與大祓
儺儀進入日本，也與護佑生命相關。《續日本記》記載慶雲年間，因為連續幾年出現疾疫，「百姓多死，始做土牛大儺」。可知對抗可怕的疾病，是日本引進儺儀的直接動機。《續日本記》寶亀三年（772）十二月乙亥條記有瘋馬咬壞了陳設於城門附近的土牛和偶人。由此可知當時陳設土牛，旁邊也是有打扮成童子模樣的芒神的。此後的日本宮廷，有關儺的記載史不絕書。把這些有關儺的記載加以檢討，我們會發現這些有關儺的記載，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第一，儺的時間，一般安排在十二月歲尾。第二，儺的地點一般在朱雀門前。第三，有關儺的記載經常和歲尾的大祓連在一起。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十二月歲尾於朱雀門前舉行大祓、儺儀，為奈良、平安時期宮廷行事的常例。而這些做法都與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相關。
土牛和儺儀都有驅除陰寒，迎接陽氣的意蘊。土牛一如文字所示是以土做成的牛，在這裡是代表陰寒的符號。在中國古人看來，土是大地，和天相對是陰性的，《周易》中是歸屬「坤卦」的。牛也是陰性的，《周易?說卦》稱「坤」「為牛」「為子母牛」，所以出土牛就代表著將陰氣送走。和牛這一陰性符號相對的是陽性歸屬於「乾卦」的馬。《周易?說卦》稱「乾」「為馬」「為良馬，為老馬，為瘦馬，為雜色馬」，所以十二月送土牛和正月觀看白馬的白馬節會，是有內在的邏輯關係的。正月季冬出土牛的古俗，見於《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後漢書?禮儀志》也載：「是月（十二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醜地，以送大寒」。十二月在古代為丑月，《周易》中「六」這個數字是老陰，這裡的「土牛六頭」即代表走到盡頭的陰氣。鄭玄稱「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出土牛就是把土牛放置到它應當停止的地方，即醜地。中國的大儺最初是將土牛出送「醜地」，醜地是指東北偏北，從方位上看是東（春）與北（冬）的邊界，「出土牛」是將代表陰氣的土牛送到它的最後的邊界，是除舊布新迎接陽氣的意蘊。在漫長的冬季，人們盼望春回大地，盼望寒冷的冬季早日結束。
使用儺儀也同樣有驅陰迎陽的意蘊。關於十二月晦日大儺的起源，儒家傳統上也多從陰陽消息轉變的角度進行解釋。因為疾病疫鬼與殺氣陰氣一樣都是陰性的，驅除病患追求生機和用土牛送走寒氣的做法根本上是一脈相通的。古代的儺儀並不僅僅在春季，《禮記?月令》記載季春、仲秋之月、季冬之月國家都要舉行儺儀,目的都是用以通陰陽消息之轉變。儺儀以送寒氣為目的，夏季盛暑，需要寒氣滋補，所以不舉行儺儀。而季冬之月的儺儀因為是一年的結束，所以比較特殊：「大難旁祓,出土牛，以送寒氣。」從這條記載可見漢代和儺一起登場的還有祓除和土牛，這和日本古代的歲尾祓除的記載是一致的。在古代中國，驅儺通常被認為是周代傳下來的制度，是驅鬼逐疫的一種儀式。《周禮?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說的是驅儺時方相氏要披熊皮，穿著黑色衣服外套紅色上衣，拿著矛和盾，帶著人們挨家挨戶驅趕帶來疾病的惡鬼。到漢代宮中行儺,則已經發展到方相氏率甲作、肺胃等十二神及一百二十名「侲子」驅逐虎、魅、不祥等凶神（參見《後漢書?禮儀志》）。
日本古代歲尾的大祓，和中國古代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從《禮記?月令》的用大儺、祓除、出土牛送寒氣的記載看，而且可能其中一些具體的做法也是淵源於中國的。《延喜式》卷八神祇八載有六月晦大祓的祝詞，其云：「東文忌寸部獻橫刀時咒《西文部准此》謹請。皇天上帝。三極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諸神。司命司籍。左東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時四氣。捧以銀人。請除禍災。捧以金刀。請延帝祚。咒曰。東至扶桑。西至虞淵。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國。精治萬歲。萬歲萬歲」。東文忌寸一族與大祓的密切關係早見於《續日本紀》卷九神亀三年（726）十二月壬申條記載：「太政官處分。東文忌寸等自今以後。令任弁官人。上大祓刀」。這一族本是從著名的大陸過來的渡來人王仁的後人。他們自稱是漢高祖之後，後來輾轉百濟，《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王仁攜帶《論語》等圖書來到日本，成為了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續日本紀》延暦十年四月戊戌條記載了這一族人經過爭取最後獲賜姓宿禰的經過。這篇祝詞中所列舉的皇天上帝、三極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諸神、司命司籍、左東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時四氣這份神譜非常古老，其中諸如三極大君等不見於今天任何一個道教神譜，應當是自有非常古老的來歷。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本古代的歲尾的土牛、儺儀和大祓的原型可以說都是來自中國的。
但是還要看到的一點是在傳播過程中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這裡邊特別要提出的是伴隨穢的觀念越來越深入的發展，日本的大祓和儺實際上都慢慢發展出一套自己獨特的做法。比如在中國傳來的祓除觀念的基礎上，日本古代神道在奈良平安時期已經建立起一整套複雜的祓的文化體系。儺儀的變化也非常明顯。不僅「大儺」的稱呼逐漸被「追儺」取代，更重要的是方相氏的角色的變化。
在中國古代的儺儀中，方相氏的位置和作用都是非常突出的。他披著熊皮，穿著紅黑色彩對比鮮明的衣裳，手裡拿著矛和盾，是整個儺儀中驅邪隊伍的領導者。是他高唱儺詞發出威脅，是他指揮甲作、肺胃等十二神及一百二十名「侲子」，挨家挨戶驅逐虎、魅、不祥等各種兇惡的事物。在日本古代，最初方相氏也應當是這樣一個位置。日本文德天皇齊衡十二月記載，為了驅儺武藏國曾進貢一名個頭大的人，這個人大概就是為扮演大儺儀中地位重要的方相氏才供進的。但在《延喜式》中已經規定年終追儺，追儺隊伍的率領者已經是「官人率追儺舎人等或候於承明門外或頒配東宣陽門、南承明門、西陰明門、北玄暉門等四門」。陰陽寮儺祭畢後，也是「親王已下執桃弓葦箭桃杖儺出宮城四門」。參照《江家次第》等文獻我們得知，儺儀中的方相氏在日本已經從邪惡的追趕者變成被追趕的邪惡的化身。整個儀式中發儺聲後方相氏不僅被群臣追趕，被弓矢射，而且儀式結束後天皇遇到方相氏的都是被忌諱的。對於儺儀在日本的這種轉變，從穢的觀念出發有非常富有啟發性的專門討論，從方向性上說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因為穢的觀念從奈良到平安時代，越發展越複雜是不爭的事實。而驅儺中的方相氏，在古代不僅出現在儺儀中，同時也出現在葬儀之中。如《後漢書?馬融傳》所云「詔靈保，召方相」，在古代方相氏出現民間送瘟神的迎神賽會中。宋高承《事物紀原?吉凶典制部?方相》引《軒轅本紀》曰：「帝周遊時，元妃嫫祖死於道，令次妃姆嫫監護，因開方相。亦曰防喪，此蓋其始也，俗是險道神。」一直到明清時代的葬禮中，方相氏都扮演走在死者前邊的引路神的角色。在《續日本紀》中，天平勝寶八歲五月乙卯條太上天皇崩於寢殿，為營葬封外從五位下大蔵忌寸麻呂為造方相司。《續日本紀》天應元年（781）十二月丁未條記太上天皇崩後，封從四位下石川朝臣垣守、從五位下文室真人八島為作方相司。又《日本文德天皇實錄》卷十天安二年（858）九月甲子條記夜葬大行皇帝于田邑山陵。殯葬之禮。一如仁明天皇故事。但有方相氏。《續日本後紀》卷二十嘉祥三年（850）三月癸卯條記奉葬天皇于山城國紀伊郡深草山陵。遺制薄葬。綾羅錦繡之類。並以帛布代之。鼓吹方相之儀。悉從停止。可知至少八世紀到十世紀，日本的宮廷葬禮中都有引路的方相氏。從穢的觀念來看，與葬禮相關的方相氏當然是不凈的，有穢的。可見方相氏由追儺者演變到被追者是有內在邏輯支撐的。
結束語：東亞古代的生命觀
生命是最寶貴的。為了讓我們有限的生命得到福佑，為了讓我們的生命得到延長，從古以來人們根據對於這個世界的不同理解，構想了各種各樣的做法，並由此形成了色彩紛紜的習俗事項。
本文所討論的四方拜、卯杖、粥祭、結射、土牛、儺、守庚申、大祓等，都歸屬與這一類事項。本文圍繞這些事項對奈良平安時代的中國古代宗教習俗的影響做了一個回顧。首先很抱歉這個回顧是不徹底的。不僅很多重要的話題沒有涉及，而且文中議論到的話題，很多也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但透過這一回顧，我們至少可以看清楚，在科學尚未發達的古代，實際上人們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時，理所當然依據自己所信的道理。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盡量追究清楚這些背後的道理並將它們呈現給讀者，是本文為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我們認為，人永遠活在自己所理解的世界中。本文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持續性、中國文化的地域性與多元性、中國古代宗教的陰陽五行思想、數字信仰以及北斗信仰等角度，對卯杖、粥祭、結射、土牛、儺、大祓、守庚申、四方拜等事例進行了分析，這些道理可能並不科學，甚至就是錯誤的，但在當時卻被認為是衛護生命延續的最重要手段，是那個時代東亞地區存在的對於生命的理解，裡面蘊含著那個時代人認同的道理。
記得第一次讀《愚管抄》，我深深為這位一生都在思考事物的「道理」，年歲日長已近暮年依舊孜孜以求的哲人所感動。人類的文化一直都在進步，回首看奈良平安時代中國古代宗教習俗的影響的感覺，一如未來的人看我們一定有許多事情做的非常笨拙蒙昧，但在我們今天活著的人，確實竭盡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能力。這些習俗中，包蘊了古代的人們敬重自然與神靈的思想，愛惜生命的真諦，這些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想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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