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旗人與《紅樓夢》

清代旗人與《紅樓夢》

張佳生

(大連民族大學 滿學研究所，遼寧 大連 116605)

摘 要：《紅樓夢》是一部影響非常廣泛深遠的小說，自以抄本行世以來，在社會上尤其是在旗人中的影響越來越深刻。這部由清代旗人創作的小說，很早就被認為描寫的是旗人社會生活，並一直受到旗人的特別關注，從這一角度進行了闡述。注重這部小說與旗人的關係，對深入研究《紅樓夢》和八旗文化，也許會有更多的發現。

關鍵詞：《紅樓夢》；旗人作者；旗人評論；旗人認知

《紅樓夢》作為影響最為廣泛深遠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與清代旗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它的作者和百二十回的續作者都是旗人，它在以抄本的形式行世之初，最早的讀者和評論者也都是旗人，旗人的推介對這部小說的廣泛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時，這部小說深厚廣博的內涵和極強的藝術感染力，以及對旗人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刻挖掘與細微描述，不僅深刻感動了讀者，而且在旗人社會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旗人常常將其與自己的家族史和民族史聯繫起來，使得這部小說的作用遠遠超出了娛樂的範疇，也使得旗人對這部小說產生了更為深刻和豐富的獨特認知。

一、《紅樓夢》作者與旗人

《紅樓夢》的作者是旗人，是最早出現並一直被認同的說法，也有人認為《紅樓夢》作者的身份並不確定，因為沒有直接的史料標明小說的作者身份。但還是有一些雖然間接但可信的史料，能夠證明《紅樓夢》作者的旗人身份。

《紅樓夢》在問世之初，其作者即被指為身為旗人的曹雪芹。

最早明確提出這一觀點的，是與曹雪芹同時代的宗室永忠和與滿洲富察氏明義，他們都是八旗滿洲人，也是最早記錄評價《紅樓夢》的旗人，宗室敦誠又說明曹雪芹是江寧織造內務府旗人曹寅的後人，從而明確了《紅樓夢》作者的旗人身份。

永忠是在他的詩歌《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提出《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的。永忠，字良輔，號臞仙，康熙帝十四子允禵之孫，封輔國將軍，著有《延芬室集》，他是清代中期有名的宗室詩人，與曹雪芹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的《延芬室集》中著名的《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一詩，此詩寫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曹雪芹已經於乾隆二十九年去世，故而以此憑弔曹雪芹：

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顰顰寶玉兩情痴，兒女閨房語笑私。三寸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1]778！

這首詩歌透露了很多重要信息，詩題中已經說明小說《紅樓夢》的作者是「雪芹」，詩句中則說明作者姓「曹」，「曹侯」即「曹雪芹」。「可恨同時不相識」，是說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卻不曾交往。「因墨香得觀紅樓夢」，是說從「墨香」處讀到了《紅樓夢》。墨香在宗室敦誠的《四松堂集》中被註明為宗室「額爾赫宜」，是敦誠的叔父，從現存的史料中可以知道，敦敏、敦誠兄弟是與曹雪芹交往最為密切的朋友，以墨香與敦敏、敦誠的叔侄關係，墨香從敦敏、敦誠處得見《紅樓夢》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此詩上原有眉批，據說是宗室瑤華道人弘旿所作，原文為：

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1]778。

此眉批是針對永忠詩歌而發的，其中也涉及到了《紅樓夢》，可以看出弘旿對《紅樓夢》關注已經很久了，並且非常贊同永忠對《紅樓夢》的評價，只不過恐有「礙語」而沒有讀過。弘旿是康熙帝第二十四子允祕之子，乾隆二十八年(1763)封鎮國將軍，三十九年(1774)晉貝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革退，五十九年(1794)封奉恩將軍，這是宗室中較低的爵位。嘉慶四年(1799)又被革退，至十四年(1809)才復爵奉恩將軍，可知弘旿於當時的經歷比較複雜。他所說的「礙語」無非有兩個方面，一是《紅樓夢》被認為有針砭時政之嫌，一是《紅樓夢》被認為有影射旗人之意，故而讀之怕被受到牽連。

從弘旿對《紅樓夢》敬而遠之的態度中，可以想見到《紅樓夢》對旗人並非僅僅是一部消遣娛樂的世情小說，而聯繫到永忠「都來眼底復心頭」的詩句，可知旗人尤其是上層旗人在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會直接觸及到他們的家世和他們曾經有過的種種經歷，旗人讀《紅樓夢》並不是完全用來消遣的，對他們來說有著更為深刻的意義。

滿洲明義也是與曹雪芹同時代的人，他對《紅樓夢》也給於了特別的關注。明義，字我齋，富察氏，隸鑲黃旗滿洲，曾官侍衛，是孝賢皇后之侄，其兄明仁與敦敏、敦誠交好，在其所著《綠煙鎖窗集》中有《題〈紅樓夢〉》詩20首，詩前小序中云：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為江寧知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2]。

明義更明確地說明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是曹姓「江寧知府」的後人，而曹姓江寧知府應該指的是曹寅，此時正是《紅樓夢》以鈔本形式問世之際，當屬可信。明義的這些信息大約也是從敦敏、敦誠處得到的。

從史料中可以知道，與曹雪芹關係最深厚的是宗室敦敏、敦誠兄弟，他們是確定曹雪芹為《紅樓夢》作者的關鍵人物。

敦敏、敦誠兄弟是英親王阿濟格的後代，英親王阿濟格順治年間被賜死，作為宗室敦敏、敦誠兄弟的境遇極其一般，卻與曹雪芹志趣相投。敦敏的《懋齋詩鈔》和敦敏的《四松堂集》中，都有記述酬答曹雪芹的詩作，敦敏有六首寄懷曹雪芹的詩歌，敦誠也有六首寄懷曹雪芹的詩歌，其中敦誠的《寄懷曹雪芹霑》一首最為有名，屢屢被學者引用，詩云：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

揚州舊夢久已覺，(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 且著臨邛犢鼻褌。

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松亭樽。

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扣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3]。

在這首詩歌中，敦誠表明與曹雪芹為至交，並明確說明曹雪芹名霑，是江寧織造曹寅之孫。由於敦敏、敦誠兄弟與曹雪芹交往深厚，對曹雪芹的家世有深入了解，故而認定曹雪芹是江寧織造、內務府旗人曹寅之後，已成鐵案。

在敦敏、敦誠寄懷和酬答曹雪芹的詩歌中，沒有提到《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也沒有提到和涉及到其他旗人，可知曹雪芹與永忠等人並無交往，但是永忠等人何以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呢？這還是應該與敦敏、敦誠有關係。

在乾隆中期，一些宗室詩人，如永忠、永、書諴、弘旿等等常常聚會，飲酒賦詩，可以稱為文學沙龍。墨香是敦敏、敦誠的叔父，相互交往密切，不過永忠等人以往與額爾赫宜(墨香)、敦敏、敦誠並無交往，他們之間的交往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曹雪芹去世之後，故與曹雪芹並不相識，他們是與敦敏、敦誠定交後了解曹雪芹的。

敦誠於《四松堂集·鷦鷯庵筆塵》中曾記載了他們相交的緣由，說明了這種事實。

昔秋，登城南萬柳塘水閣，曾有「人語落秋空」之句。一日，遇嵩山於紫光閣，初不相識，遽問曰：君非「人語落秋空」之敬亭乎？遂定交而去[4]。

從上面的記載中可以知道，敦誠與永是在偶遇中相認識的。此條內容未記年代，不過下一條記為「丁亥」年，丁亥年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們「定交」應該在此前後。敦誠,字敬亭。永字「嵩山」，是禮烈親王代善五世孫,康修親王之子,封鎮國將軍,有《神清室詩稿》，他與永忠、書諴等人關係極為密切，他們能夠相互交往應該是永結識敦誠之後,相互引薦的結果，而在此之前他們沒有一首相互唱和的詩文，也沒有其他任何史料證明他們有過交往。在永忠的《延芬室集》中，從乾隆三十三年(1768)開始，才出現了他們在一起詩文酬唱的記錄，至此以後他們相互酬唱的詩歌一直未斷，永忠的《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即寫於乾隆三十三年，大約也是因為這時結識了墨香、敦敏、敦誠，因此知道了小說《紅樓夢》和作者曹雪芹。他們留下的這些史料，為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旗人曹雪芹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於曹雪芹先世的祖籍，現有遼陽說、豐潤說、鐵嶺說、瀋陽說等等，眾說紛紜，然其先祖世居瀋陽卻是事實。關於他的旗籍經馮其庸、周汝昌等先生研究，曹雪芹家族之始祖即正白旗滿洲包衣佐領下人曹錫遠，他的家族情況見於《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了他們入旗後的情況。據《通譜》載：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代無考。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孫曹璽，原任工部尚書；曹爾正，原任佐領。曾孫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護軍參領兼佐領；曹荃，原任司庫。元孫曹顒，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員外郎；曹頎，原任二等侍衛兼佐領；曹天佑，現任州同[5]。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完成於乾隆九年(1744)，又因曹雪芹一生僅以貢生終老，故未及錄。

從以上記載中可以看出，曹氏早在清太祖之天命年間即已入旗，且久已「世居瀋陽地方」。其子孫多有任高官者，頗受朝廷信任，且曹寅之母為康熙帝之「保母」，關係更進一層。康熙帝下江南時，曾書「萱瑞堂」匾額賜予曹家，對曹家多有顧眷。雍正時曹家敗落，然而曾經有過的家族入旗經歷及富貴生活，成為曹雪芹寫作的原始素材與創作動力。

對《紅樓夢》作者和描寫的內容，胡適、王國維與魯迅以及其他紅學家也都進行了研究並提出了觀點。

二、《紅樓夢》百二十回續書作者與旗人

永忠和明義在提到《紅樓夢》的時候，都沒有說明他們讀到的小說是否是全本，不過從他們的語氣看，應該是全本，尤其是明義說到「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一句非常重要，此處提到的「鈔本」的語氣似為全本，而且永忠也沒有提到他讀的《紅樓夢》是殘本，如果他們讀到的是殘本，應該會特別說明的。

《紅樓夢》後來僅以八十回殘本流傳，也有人認為《紅樓夢》並無全本，作者僅僅寫到了八十回。不過百二十回程、高本《紅樓夢》,是流行最廣泛的版本，後四十回續書的作者，史料一直認為是鑲黃旗包衣佐領人高鶚。

有清一代，《紅樓夢》的各種續書有數十種之多，然皆未流行，只有高鶚的續書為世人普遍接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高鶚與曹雪芹一樣，都是八旗滿洲包衣佐領人，都隸於內務府，他們對旗人社會和旗人生活有著漢人難以感悟的認識和感覺。儘管高鶚的續書還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並因此遭到許多詬病，但實事求是地講，高鶚的後四十回續書還是要比眾多其他續書更貼近本意，尤其是忠於原著的悲劇結局，使《紅樓夢》能夠以比較完整的面目流傳於世，以至有人認為百二十回本即是原書。

對於高鶚的籍貫眾說紛紜。

高鶚，字蘭墅，號紅樓外史，隸鑲黃旗滿洲包衣佐領，著有《高蘭墅集》《三合吏治輯要》。乾隆六十年(1795)進士，常自署「鐵嶺高鶚」，故一直被認為是祖籍鐵嶺。近來有人發現了高鶚科舉時自己填寫的履歷表，其中祖居地填寫的是「瀋陽三檯子」。清代的科舉制度非常嚴格，應試之人必如實填寫祖、父及本人情況，還要填寫籍貫，如有瞞報不實之處，即犯科律，因此他填報的「瀋陽三檯子」應該是真正的籍貫。現今瀋陽城北仍有「三檯子」的地名，按照八旗分布方位，這裡正是正黃旗和鑲黃旗駐紮的方位，而高鶚即為鑲黃旗人，也就是說高鶚是瀋陽人，應該在瀋陽生活了多年。其實高鶚在《蘭墅硯香詞》中曾自署「奉天高鶚」，這也透露了他本祖籍瀋陽的消息。不過，高鶚自署「鐵嶺高鶚」，也為他真實的籍貫留下了疑問，以致今人多有爭議。然而瀋陽、鐵嶺均屬盛京將軍管轄，隨意署之亦屬可能。從上面的情況看，被廣泛接受的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與續書作者高鶚均為八旗內務府包衣旗人，這並不是一種巧合。

據今人研究，《紅樓夢》的另一種續書《紅樓夢影》，作者是宗室奕繪側室顧太清，西林覺羅氏，如果這個研究結果不錯的話，也表現了旗人一直熱心和關注著《紅樓夢》。

三、旗人對《紅樓夢》的評價與認知

旗人對《紅樓夢》的評價和認知並不一致，他們不同於一般的讀者將其作為消遣之物，或褒或貶皆出於對自身、民族和八旗的感受，這種感受已經超出了一般讀者對小說的認知範圍，小說描寫的旗人風格的場景與暗含的旗人社會生活內涵，使得旗人具有了「都來眼底復心頭」的真切感受。因此，應該說旗人對《紅樓夢》的評價與認知最為深刻。

旗人對《紅樓夢》的評價以褒揚為主流。

前面列舉的永忠、明義所作詩文，都對《紅樓夢》給以了極高的評價，這種評價到了清中期以後仍然存在，宗室裕瑞即是極為熱心《紅樓夢》的旗人。

裕瑞，字思元，豫親王多鐸後裔，曾官副都統，嘉慶十八年(1813)因林清攻入皇宮案被發往盛京，永不敘用，此年裕瑞43歲，直到他68歲去世，在瀋陽居住了25年。在此期間有《沈居集吟》，收入《思元齋全集》中。裕瑞對《紅樓夢》深有研究，評價也很高，他認為《紅樓夢》八十回後所有續書，都有悖於原著。

裕瑞與《紅樓夢》發生關係，主要是他熱衷於此書並有《棗窗閑筆》。《棗窗閑筆》收錄了他7篇評論《紅樓夢續書》的文章和一篇評論《鏡花緣》的文章，對七種《紅樓夢續書》進行了多角度的批評，裕瑞評《紅樓夢》諸續書的文章也因此成為重要的信息來源，為研究《紅樓夢》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如《後紅樓夢書後》一文，記載描述曹雪芹的形象是：

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風雅遊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6]175。

這是對曹雪芹形象最為具體的描述。

裕瑞是研讀《紅樓夢》的專家，對前八十回本精讀至深，故而認為所有續書均為續貂之作。不過他認為程、高本「草草看去，頗似一色筆墨，細考其用意不佳，多殺風景之處」[6]165。雖有批評，但未指摘其遣辭用句有不合時宜之處。而對其他續書則認為不僅雜亂無章，令人不忍卒讀，而且乖誤之處甚多。

如《雪塢續紅樓夢書後》一文評此書「荒唐不經，有失前書意旨」且滿篇用「克食」，「玉搬指」等，並指出海圃《續紅樓夢》，以及《綺樓重夢》《紅樓復夢》諸續書不僅多有此病，而且「攆趕」、「叫教」不分，「咱們」與「我們」亂用等等。總之，裕瑞對《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推崇和對各種續書的評論，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及方法。

在旗人中除了給予《紅樓夢》極高的評價之外，還有一些旗人則貶低《紅樓夢》，這兩種立場儘管截然相反，但都反映了旗人對《紅樓夢》的關注，這是旗人對其他小說很難見到的態度，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紅樓夢》與旗人社會的密切關係。

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中記載了滿洲旗人玉麟及那彥成的反面看法：

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為奇寶，往往向人誇耀，以為助我鋪張。……那繹堂(那彥成)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為邪說詖行之尤，無非糟躂旗人，實堪痛恨。」[7]688

玉麟，字子振，號研農，隸正黃旗滿洲，哈達納拉氏，乾隆六十年(1795)進士。歷官禮部、吏部、兵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

那彥成，字韶九，號繹堂，隸正白旗滿洲，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內務府大臣，陝甘、兩廣、直隸總督。

這兩人都是八旗中有影響的人物，他們貶斥《紅樓夢》的立場，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旗人的看法，也從別一種角度反映了《紅樓夢》對旗人產生的深刻影響。

玉麟和那彥成入仕時，《紅樓夢》已經在社會上流行了三十餘年，玉麟的「《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為奇寶，往往向人誇耀，以為助我鋪張」之語，反映出了《紅樓夢》對旗人影響的廣泛和深刻程度。玉麟與那彥成感覺最深的應該是《紅樓夢》所揭示的複雜尖銳的旗人社會矛盾，以及悲劇性的內涵與結局會對八旗社會產生巨大的衝擊，他們出於對滿族和八旗社會現狀的擔憂，故而從現實的反面對這部小說提出了抗議，雖然他們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並不公允，但是也可以反映出旗人對一部小說的重視程度，以及《紅樓夢》對旗人各個階層的影響深度。

另外一個不滿意《紅樓夢》的典型，是道、咸年間特別針對《紅樓夢》「糟躂旗人」的情況出現的小說《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作者文康，字鐵仙，號燕北閑人，費莫氏，隸鑲紅旗滿洲，道光至光緒年間人。《兒女英雄傳》大約成書於咸同年間，此時八旗正值漸衰之際，作者有感於此寫作了這部小說。小說除了有想振奮八旗精神的動機之外，與《紅樓夢》爭勝，也是作者的一個重要目的，這能夠從作者表述的創作動機和創作主旨上明確地表現出來。

清代旗人長篇白話小說只有《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

《紅樓夢》將真事隱去，暗寫八旗社會，儘管如此，讀者仍能清晰感覺出濃郁的旗人社會氣息。《兒女英雄傳》則明言寫的是「正黃旗漢軍」安學海的旗人家庭，時時處處突出旗人的社會與生活，書中的人物設置與《紅樓夢》一一對應，創作主旨卻大相徑庭。

《紅樓夢》是盛世中對八旗社會行將沒落的一首輓歌，揭示了八旗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兒女英雄傳》則通過對以往強盛時期八旗的無限眷戀，唱出了對已進衰落階段八旗的一首讚歌，雖然不合時宜，卻也顯示出了在民族衰落時期強烈的憂慮感。

最能表現作者這種思想的是在《兒女英雄傳》的第三十四回中，作者文康用了將近1200字針對《紅樓夢》發表了一大段議論，進行了刻意詆毀：

與其看燕北閑人這部腐爛噴飯的《兒女英雄傳》小說，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艷談情的《紅樓夢》大文？那可就為曹雪芹所欺了。曹雪芹所作那部書，不知合假託的那賈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個完人，道著一句好話。燕北閑人作這部書，心裡是空洞無物，卻教他從哪裡講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話來[8]！

文康還覺得不夠，又將《兒女英雄傳》中的人物安驥、安學海、何玉鳳、張金鳳、長姐等等，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賈政、薛寶釵、林黛玉、襲人等等作了比較，認為《兒女英雄傳》中的人物個個都比《紅樓夢》中的人物完美，以此抬高《兒女英雄傳》的地位，抵銷《紅樓夢》的社會影響。

對《兒女英雄傳》的這種寫作動機，後人也給予了揭示。《續小說閑評》中說：「燕北閑人特著《兒女英雄傳》，極寫義俠以稱滿人，將藉此以平局外之氣，用心可謂厚矣。至思奪雪芹一席，而阻《紅樓》行世，尚屬未能。」[7]711這種評論可謂公允，兩者之間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兒女英雄傳》首次將傳統的世情小說與俠義小說結合，開啟了中國「情俠」小說的先河，這也是它能夠在清代小說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

此外，對於《紅樓夢》不僅旗人認為是寫旗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小說，漢人亦認為此書與旗人密切相關。

解弢在《小說話》中說：「書中所寫規矩禮節，皆八旗世族中家法。近今清室雖亡，而八旗世族中人，對於此等規矩禮節，仍不少變。」[7]740這種評論解說大量存在，如有人將《紅樓夢》指為寫清世祖與董小宛者，有指為寫康熙朝權相明珠家事者，有指為寫乾隆朝權相和珅家事者，亦有將賈寶玉指為納蘭性德者等等，這些看法皆與八旗世家大族有關。從這些情況看，認為《紅樓夢》是寫旗人社會生活的認識，在旗民中很早就被廣泛認同，從鈔本流行之初就已經形成。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紅樓夢》的作者、寫作內容和角度，乃至於評論者，都與旗人有密切關係，作者的家族如果沒有入旗的經歷，是寫不出具有如此深刻的旗人文化的《紅樓夢》來的。《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以及與《紅樓夢》關係最為重要的一些人物和線索，都與旗人有關的事實，不僅展示了旗人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貢獻，而且成為了八旗文學的代表作品。重視《紅樓夢》與旗人的關係，對全面深入地研究《紅樓夢》、八旗文化乃至於清代社會，都將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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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義.綠煙瑣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05.

[3] 敦誠.四松堂集·卷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46.

[4] 敦誠.四松堂集·卷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23.

[5] 弘晝.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74[Z].瀋陽：遼海出版社，2002:808.

[6] 裕瑞.棗窗閑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 朱一玄.明清小說資料選編·下冊[Z].濟南：齊魯書社，1989.

[8] 文康.兒女英雄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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