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塵埃落定園林依舊 「燕京最美校園」里發生了這麼多故事
作者：張鵬
後海一帶，最具北京特色的美麗，流連在柳蔭街、定阜街這些古老的街巷衚衕，時光就像靜止了一般。這一帶是北京王府大院最集中的地方，幾乎隔幾十米就是一座，恭王府、攝政王府、慶親王府， 醇親王府……獨有這一座大院，雖然主人的身份並不算太顯赫，然而百年來散發出的濃濃書香讓它的迷人氣息歷久彌深，有太多的名人雅士曾經徜徉於此，無數精彩的人生從這裡啟程，更有豪傑志士留下激蕩人心的故事，它曾被稱作燕京「最美的校園」。
它就是曾經的「濤貝勒府」，後來的輔仁大學，如今的北京師範大學再教育學院和北京市第十三中學。
喜歡養馬的貝勒爺
洋建築師馬圈上蓋大學
從嘈雜的平安大街拐進定阜街，似乎連空氣都靜謐了，遠遠就能看見那一大片雅緻的庭院式建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宮殿式的三層小樓，樓頂鋪著綠色琉璃瓦，每扇玻璃窗都是雕花木框，牆是淺灰色水磨磚，歷經80多年平滑如初，細節處的雕花與層頂處的神獸也完好無損，整個建築有種令人驚嘆的和諧與美麗。
這就是當年輔仁大學的教學樓，於1930年竣工，在當時與城東的協和醫院、城西郊的燕京大學共稱為北平三大建築。它們被列為上個世紀早期我國大型建築中具有中西合璧風格的代表性作品。
跟隨文史專家高巍先生走進校園，教學樓里幽深安靜，教室中傳出朗朗書聲，漢白玉的欄杆發出溫潤的光澤，水磨石的地面一塵不染，低垂的吊燈，雕花的窗欞，穹隆的屋頂，一切都是原來的樣子，似乎能聞到塵封多年的書卷氣。
令人吃驚的是，這片被載入中國建築史的亭台樓閣，竟然是在馬圈上建起來的，高巍先生細細講起了這座大院的緣起與典故。這裡曾經是「濤貝勒府」，再之前是康熙第十五子愉郡王居住的愉王府，光緒二十八年(1902)，醇賢親王奕譞的第七子載濤過繼給鍾郡王奕詥為嗣，承襲貝勒爵，遷居於愉王府，於是這裡就被改建成了更為宏大典雅的「濤貝勒府」，俗稱「七爺府」。
史料記載，這位濤貝勒「一生頗為通達，能夠不斷接受新事物，是清末皇室中罕見的新派開明人物，而非因循守舊之輩」，這種新派風格也表現在他建築自家花園的品味上，不但採用了西方園林的造景方式，還在花園南邊開闢了大片的空地與馬圈，以滿足他愛馬成痴的嗜好。
據說，當年不但在皇族中，連老百姓都知道，七貝勒載濤騎術精湛，他十幾歲學習騎射，能夠駕馭各種烈馬，諳熟各種高難度馬技，而且他養馬、相馬都是出了名的，改良馬種方面更是專家，由於他的這項專長，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自任命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馬政局顧問。
1925年，由於滿清皇族日漸沒落，生計艱難，載濤以16萬元將濤貝勒府永久出租，供羅馬教廷在北京籌辦輔仁大學，說是「出租」，其實只不過是個安慰性的說法 ，因他不願意擔負賣掉祖宅的名聲。
於是，在濤貝勒府原有的空地和馬圈之上，誕生了一座近代著名的高等學府。負責建造它的比利時傳教士格里森「從中國皇宮的城牆、城門和城樓造型中得到某種啟發」，將輔仁大學建築設計成一座全封閉的中國皇宮式城堡，內部空間布局仿西方修道院型制，四面圍合。這種「傳統復興式」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上獨樹一幟。
從此，濤貝勒府正式成為輔仁大學，作為當年北京和「北大、清華、燕京」齊名的四大名校之一。輔仁之美被校友們數十年來深深追憶，一位女校友這樣寫道：「其雕欄畫棟之清麗細緻，正如南北朝詩中的宮廷派，其松柏之優雅靜謐好比唐詩中的田園詩，其亭廊之曲折委婉又有幾分似宋詞中的小令，其野花小草，無意拈來還有些許元曲的俏皮嫵媚……輔仁的百轉千回，清雅況味，是京城中來來往往的大多數人不曾見過的。」然而，比美麗的建築更為璀璨的，是這裡散發出的人文之光，從此這座庭院開始在中國現代史上書寫自己的傳奇。
追尋大師的足跡
信有師生同父子
陳垣和啟功
漫步在輔仁大學當年的校園裡，這裡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似乎都在訴說著往事，那些高大寬敞的教室里，講台上站過的老師有多少人的名字名列中國文化史？課桌前端坐的學生又有多少人後來名滿中華？從這個庭院里，流傳出無數名人佳話，令今人感懷。
輔仁大學的前身是英斂之、馬相伯創立的輔仁社，英斂之是《大公報》的主要創辦人，他因揭露慈禧太后暴政、袁世凱賣國、斥責清政府殺害徐錫麟和秋瑾而名震海內外；馬相伯學識淵博，不惜變賣家產辦學。二人共同聘請了史學一代宗師陳垣先生出任校長。
在輔仁大學存在的26年中，先後設文、理、教育等學院，規模最大時有4個學院、13個系、6個研究所，共接受了1.2萬餘名學子，輔仁的歷史雖短，但學生中名人輩出，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的教育家劉達、歷史學家劉乃和、國畫大師婁師白、指揮家李德倫等等。學生如此卓著，老師更非等閑之輩，輔仁名師錄中的這些名字，胡適、朱光潛、劉半農、顧隨、鄭振鐸、沈從文等等，燦若星辰。
陳垣是輔仁26年里唯一的校長，他是和王國維齊名的世界級學者，其學術成就高山仰止。在這座校園裡，他是學生愛戴的教授，是講台上神采飛揚的老師，更是年輕教師和學子們的良師益友。最廣為流傳的，是陳垣和啟功兩代大師的輔仁故事。
1933年，啟功第一次走進輔仁大學，是一個20歲出頭的中學畢業生，當時他不得不找工作以養家糊口，經祖父輩的老世交傅增湘介紹，他拿著自己的書畫文章找到陳垣校長。當時年輕的啟功已經才華初現，畫作俱佳，雖然僅有中學文憑，但愛惜人才的陳垣對他破例錄用，推薦他到輔仁大學附屬中學教國文。
過了兩年，附中一名院長以資歷不夠為由，將啟功辭退了，陳垣不計學歷，請啟功到輔仁大學聘任他為國文系講師，專門講授大學的普通國文課。中學畢業生教大學生，無論當時還是現在，都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陳垣此舉，真正章顯了一個偉大教育家的不拘一格。
雖然沒有學歷，但是啟功絕對是一個稱職而出色的老師，1944級經濟系學生白文第這樣回憶啟功老師：「他圓圓的面孔，戴一副窄邊眼鏡，一身布衫，兩隻布鞋，標準的北京腔，不拿課本，不帶講義，講起話來行雲流水，但字字清晰入耳，深入淺出，非常有吸引力，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板書瀟洒清秀，下課鈴響後，同學們都圍著黑板欣賞他的板書，捨不得馬上擦掉。聽啟功老師講課，確實是一種藝術享受。」
為了培養提攜年輕的老師，陳垣作為校長竟然在課堂甘當啟功的幫手，啟功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件難忘的往事：「開書法課，陳校長建議我拿些帖拍成幻燈片，打出來給學生看，課由我講，指揮由陳校長擔任，他用木尺敲桌子，每敲一下，管放映的人就換一張新的幻燈片，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老校長敲桌子的神采，那微笑的神情分明是對我的鼓勵。」
陳垣和啟功的師生情誼貫穿一生，陳垣1971年逝世，啟功在輓聯中寫下：「信有師生同父子。」他說：「老校長教導我的樣子，我現在蘸著眼淚也能畫出來。」
如今重遊輔仁大學故地，令人遙想當年濃厚的治學之風，通常，校長會決定一所大學的風格，在校友們的眼中，「陳垣的精神已經成為了輔仁大學的精神，這種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輔仁大學一屆又一屆的學生。」
拒掛日偽國旗
堅守民族尊嚴的一座「孤島」
在輔仁大學舊址的後花園裡，一座白色大理石的「一二九運動紀念碑」格外引人注目，這塊碑是1988年所立，啟功親手題寫了紀念碑碑銘，以紀念輔仁大學那段激情澎湃的亂世傳奇。
當年的輔仁大學，雖然學風濃厚，師生以學術為先，但並非世外桃源，一位輔仁校友這樣回憶：「院落圍著鐵欄杆，每隔一米，柵欄上就蹲著一隻大理石雕刻的小獅子，個個威風凜凜，它們見證過『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運動』中的血雨腥風，我經常在這裡遙想當年，去揣測，去神會。很多年以後，我覺得自己總也走不出上個世紀那個『五四年代』，因為曾經在那個年代活過，憧憬過，奮鬥過……」
最令輔仁校友們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在北平淪陷的8年中，這座它們無限熱愛的校園從沒有掛過日偽的國旗，這在淪陷區北平高校是絕無僅有的一個，這座大院，在戰火連年的亂世中，成為堅守學術，更是堅守民族尊嚴的一座「孤島」。
堅守「孤島」的精神力量首先來於陳垣校長，當時北平淪陷，北平和沿海城市的國立和私立學校，紛紛向內地和西部轉移，輔仁因教會大學的背景得以保全。堅守在淪陷區，身背亡國奴的枷鎖，令人痛心疾首，然而陳垣重心長地對啟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你我要堅守教書陣地，只管好好備課，教書，這也是抗戰！」
陳垣也曾動過離開的念頭，1943年底，他的學生柴德賡有扶師南行的密謀。陳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輔仁校務長雷冕神父察覺，長談數晚，曉以利害，認為陳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於輔仁，有利於師生。校長一走，輔仁難以為繼，很快就會被日偽當局接收或關閉，幾千師生頓失依靠，將難以就職和求學。最後雷冕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陳垣百感交集，反覆思考，終未成行。
輔仁1948級經濟系校友石椿年回憶，當時輔仁大學在陳校長等人的努力下，爭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課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門不掛日本國旗；日文不必作為必修課，這「三不」原則能一直堅持8年，直到抗戰結束，簡直是一個奇蹟。陳垣曾堅定地表示，若要掛旗，自己寧肯捨生取義。
石椿年還回憶起一段趣聞，日本人曾經派一個日語教師監督陳垣講課，陳校長要求聽課者必須交作業，這個日本老師沒交作業，受到陳校長的批評，後來，在陳校長的感召下，這個日本教師居然成了反對日本侵華的人士，還和陳校長成了朋友，陳校長的人格感召力可見一斑。
在全校師生的堅守下，淪陷區的輔仁大學給數千學子開闢了一片凈土，轉入和報考輔仁的學生也越來越多。然而，勝利前夕的1944年3月，這所校園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劫難，日本憲兵隊突然衝進校園，逮捕了秘書長英千里，兩個學院院長、7個學系的教授、講師和助教，還有多名學生，當時輔仁幾乎塌了半邊天，這個案件轟動整個華北教育界，這些師生的罪名是從事地下抗日活動。
據當時被捕的四年級學生孫金銘回憶，在獄中，他們輪番遭遇酷刑，每晚午夜都可聽到慘叫聲，「常用的酷刑有灌涼水，灌辣椒水，用火筷子燒，上電刑，放入狗群中咬，手指釘竹籤等等，慘絕人寰。他們把我捆在長凳上，用水龍帶衝口鼻猛灌，把我整得死去活來好幾次……」輔仁秘書長英千里已經是第二次被捕入獄，遭遇酷刑後，致使內臟大受損傷，留下終身疾患。
涉案的輔仁師生最終被判刑，最長的判了15年，在監獄中，他們一邊看書、學英語，一邊等待勝利的消息。一年零四個月之後，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個月，輔仁的全體在押人員被假釋出獄。很快，和古老的校園一起，他們迎來了盼望已久的勝利。
8年的艱苦歲月，輔仁大學不但沒有衰落，反倒師資增強，學生質優，人數大增，成為這座大院最輝煌鼎盛的時期。
「班主任」的反思
校園故事折射荒誕可悲的時代
上個世紀50年代，我國高校院系調整，輔仁大學併入了北京師範大學，改為北師大化學系，後又變為北京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輔仁大學彷彿一個靜默獨行的旅人，漸行漸遠，幾乎淡出了京城學子的視線，曾經的濤貝勒府的北半邊，原來的輔仁男中也改為十三中。經歷了文革之後，這座校園劫後餘生，卻又因為一篇小說引發巨大轟動，再度進入人們的視線。
這篇小說就是劉心武的《班主任》，劉心武在十三中曾經擔任過15年教師，1976年，他以在十三中當老師的經歷為素材，寫下了這篇「傷痕文學」的代表作，掀起了整個文化界甚至全社會對那個荒誕可悲時代的反思。在這座校園，曾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使作家做出對時代的思考？
劉心武自己揭開了謎底，據他回憶，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還在北京十三中教書。那時他剛剛20多歲，比那些「造反」的高中三年級的「小將」們也大不了幾歲。雖然屬於天然應該受到衝擊的教師群體中的一員，但他剛開始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以他當時的資歷，無論當「走資派」，還是當「反動權威」似乎都還不夠格。但「造反派」很快找到了他的把柄：當年他在《北京晚報》上發表的一些「豆腐塊」文章恰好被刊登在鄧拓的《燕山夜話》旁邊。其中的一篇文章還認為京劇改革雖然好，但小生等行當以及水袖等技巧也不應該取消。
於是，校園裡很快出現了揭發劉心武「反動言行」的長篇大字報。學校的「群眾專政小組」更是在校門口貼出了大幅告示：下午兩點半於操場召開批鬥劉心武的全校大會，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對京劇革命」和「惡毒攻擊江青」。當天中午的時候，一幫「造反派」的小將來到劉心武的宿舍。帶頭的孩子臉上帶著一種明白無誤的不懷好意的好奇感：「啊，今天下午要斗你，你中午呆在這兒幹嗎呢？」劉心武一抬頭，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孩子居然是一個他曾經多次關心、照顧過的學生。這名學生的父親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死了，為此，劉心武還曾專程去他家探望。
當天下午，因為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對劉心武的批鬥會延期了。再後來，「工宣隊」進駐學校，劉心武的批鬥會居然被戲劇性地取消了。劉心武長舒了一口氣，但那名帶頭敲門的「小將」卻讓他渾身戰慄：除卻個人的生死，世上還有更大、更深的悲劇——心靈的沉淪。這件事讓他久久不能忘懷，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班主任》的主要動因之一。
1976年，因工作調動，劉心武從北京市第十三中學轉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現北京出版社）當文藝編輯。1977年夏季的一天，劉心武坐在自己家裡那間10平方米的小屋裡，鋪開稿紙開始寫作。「文革」期間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一直在他的腦海里盤旋，但讓他記憶最深刻的還是那些深受「四人幫」極左思想毒害的「革命小將」。很快，劉心武以自己在中學教書時的經歷為基礎，完成了一部短篇小說，名字就叫《班主任》，裡面出現的幾個的學生形象，成為受四人幫毒害的青少年的典型代表。
這篇小說的故事在在現在的人們看來已經相當陌生，但在當時產生的反響卻是振聾發聵的。如今，《班主任》中描寫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的記憶，今日的十三中，紅漆大門的後面，是如古典園林一般典雅的校舍，是孩子們朗朗的書聲。
100多年來 ，塵埃落定，園林依舊，主人更替。就像很多輔仁校友所說，這一片是北京的文脈，在遲緩而悠長的歲月里，書香依然在這裡縈繞，熏染著一代又一代人。
[說明 : 「京味兒」是北京晚報首席記者張鵬的頭條號專欄，全部為原創文章，內容以名人專訪、北京故事、人物特寫為主。如使用請事先聯繫作者，微信號zp535797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