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沒有這位盲人先知，今日的紐約文化將黯然失色

去年秋天的一個午後，Steve Cannon，或者說稱呼為 Steve 教授，是紐約歷史上唯一一個盲人畫廊的老闆，用他朋友 Ishmael Reed 的話來說，他就是「下東區的皇帝」，坐在小東村公寓的沙發上，穿著毛衣，戴著珠子，患有青光眼的他戴著一副墨鏡。談論著他是如何決定創辦藝術組織「部落聚會」（A Gathering of the Tribes）、一本雜誌以及此前的畫廊，而這些經歷是他的一種自我表達。

1990 年的一個夜晚，在新波多黎各詩人咖啡館（Nuyorican Poets Cafe），他產生了這個想法，這家咖啡館距離他當時在東三街的房子有一段距離。1981 年，新波多黎各詩人咖啡館在街邊開張，1990 年的時候，因其舉辦的賽詩會而在城中造成轟動。Cannon 是 1969 年那本傳奇卻鮮有人讀的《Groove，Bang and Jive Around》的作者。Reed 稱該書為「說唱的前身」，它預言了 1980 年代末流行於波多黎各詩人咖啡廳的口語文體，這種文體經常出自於俱樂部發起詰問的看客們，他們對著猶豫不決的表演者叫喊，讓他們「讀這首該死的詩」。

Cannon 通常會和他的朋友 David Hammons 一起在那裡。Hammons 是一位著名的藝術家，因其避世態度和不食人間煙火而聞名，所以他有朋友這件事看起來有些奇怪，就像作家 Thomas Pynchon 外出去買衛生紙一樣奇怪。1970 年代末，Cannon 和 Hammons 在一個公園的長椅結識對方，那時候 Hammons 從西海岸搬到紐約也只有幾年，開始製作一些以黑人形象為原型，具有煽動性和挑釁性的雕塑，這些雕塑通常是用他從城市各處撿來的廢棄物做成的。把鏈子懸掛在鐵鍬上，藉以譏諷種族主義辭彙；用從酒吧收集來的瓶蓋裝飾那些很高而又滑稽的籃筐，這些公共裝置是 1986 年的 「高等目標」（Higher Goals）；而那些從黑人理髮店地板上掃來的頭髮則成為許多雕塑和設施的主題。Hammons通常是在他從哈萊姆的工作室到市中心漫步的長途中找到這些材料的，而在這段路程中，Hammons 總是會在 Cannon 家駐足。

Cannon 的雙手在牆壁前，牆壁由 Hammons 繪製，拍攝於 Cannon 位於東三街的舊居

如今，Hammons 已經 74 歲了，但仍在所有在世藝術家中佔據一席之地，成為最受歡迎、也最難以接近的人物之一—— 例如他拒絕了一位藝術品經銷商的獨家代理，同時，儘管美國最主要的幾家博物館都想要收藏他的作品，他還是拒絕了大多數的展覽。因為他的作品確實很少出現在一些正式機構中，因此，一旦出現就會被視作是一件大事，就像他於 2016 年在上東區 Mnuchin 畫廊舉辦的回顧展，那是他職業生涯中的第二次集中展覽。

但是 1990 年的一個周三的夜晚，他只是和 Cannon 一起待在酒吧的普通人而已，抱怨沒有人為後代記錄新波多黎各詩人咖啡館正在發生的事情。Cannon 如今已經 82 歲了，早在 1989 年時就已經完全失明，他曾告訴 Hammons 他打算創辦自己的雜誌。

Cannon 說：「我在下東區認識的那些人都在抱怨沒有地方可以發表他們的作品，所以我就創辦了《部落》這本雜誌。」然後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僅僅是想讓他們閉嘴。」

「部落聚會」起初是一本雜誌，但是它很快成長為一個畫廊和沙龍，而且不再局限於 Cannon 的公寓里。這對於曼哈頓下城那些多元文化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們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這群人熱衷於敘述文體，雖然受到連續幾代自我毀滅的、且成功中產階級化的白種波西米亞人（1990 年代，因為信息時代來臨而上升到上層階級的新高級知識分子）忽視，但這裡時刻對外開放，也歡迎所有事物的到來（甚至歡迎這群「白種波西米亞人」）。作為先鋒文化的中心，這對於曼哈頓下城來說，也是最後一個可以喘息的重要場所。

David Henderson 是一位作家，同時也是 1960 年代末以及 1970 年代以哈萊姆為中心的黑人藝術運動的重要人物，他這樣描述「部落聚會」組織：「這是一個你隨時可以來並且會一直歡迎你的地方，而且這裡總是會有有趣的事情發生，如果沒有，你可以通過表現自己來開始。」對於 Henderson 來說，這是本影社會（Society of Umbra）的延續，這是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時期的一個藝術家社區，而 Cannon 和 Henderson 都屬於這裡，這個社區是由哈萊姆和市中心之間的歷史分離塑造的——「住在城裡的黑人民族主義者認為我們應該生活在城裡而且只有黑人朋友，我們覺得這很荒謬。」

《部落》處女刊的封面，藝術品由 Hammons 創作

這或許是紐約市區歷史上最後一次出現像 Cannon 這樣的人物，他謙遜而又不獨享財富，所以他才能夠掌管這種不可分類的、公社化的空間。Cannon 從像 Hammons 的這類朋友那裡籌得資金，進行一項非盈利的偉大實驗，Hammons 曾填寫了第二張支票來支持「部落」組織。Cannon 創造了一個人人都可以進入的空間，從 Reed 這樣的老友到桑拉藝術團（Sun Ra Arkestra）的成員們，他們曾於 1995 年在 Cannon 的後院有過表演。Cannon 以這種方式成為幾代年輕作家的導師，這些年輕作家都會在 Cannon 的雜誌上發表作品—— 比如 Eileen Myles，還有年輕的 Paul Beatty，他曾在《部落》雜誌的第一期上發表過長篇詩歌，並在 2016 年成為首個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的美國人。

Cannon 出生於新奧爾良，於 1962 年來到紐約，甚至在創辦「部落」之前，他在紐約的反主流文化場景中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對於那些曾與他相遇過的人來說，他已經成為一位神聖的人物。早在 1960 年代初，他曾召集像 Henderson 以及 Reed 這樣的作家以及其他本影社會的成員一起就音樂和文學進行了非正式的討論。1970 年代，Cannon 和 Reed 以及詩人 Joe Johnson 一起經營了一家出版社，這是第一批專註於多元文化文學的出版社之一。畫家 Gerald Jackson 曾經救了在哈得遜河中溺水的他。Sun Ra 曾找到他把在太空中飛行的故事講給他聽。（Cannon 說：「如果他說他飛入了太空，那麼我猜那就是真的了。」）他曾幫助整合紐約公立大學的學校系統，成為布魯克林艾維斯學院的早期教員，教授人文學科。作曲家 Butch Morris 曾在他的客廳里產生了創作即興音樂的想法。

但是，儘管作為一名文化策展人，Cannon 的遺產與 Hammons 的遺產有著密切的關係。多年來，這兩位都保持著偉大而又神秘的藝術友誼，這種友誼來源於藝術，與藝術不可分割。其中一位參與者想以某種方法為公眾闡釋另外一位藝術家的創作，比如Jack Kerouac 和 Neal Cassady，或是 Bob Dylan 和 Dave Van Ronk，又或者是 Allen Ginsberg 和 Harry Smith。

Steve Cannon，「部落聚會」的創辦人和發行商，「部落聚會」創辦於他東村的公寓里

成為一名難以琢磨的天才，其難點就在於這需要某種持續的保護與支持，而這種保護與支持只能由最親密、最值得信任的知己提供 —— Hammons，Cannon，而《部落》則提供這樣的空間和寧靜。Hammons 在他東三街的房子里創作了很多即興作品，例如一系列所謂的隱形畫作，這些畫作都是通過描摹那些已經掛在 Cannon 牆上的畫作創作的，然後從牆上把這些作品全部移除，只留下一些細小的輪廓，或者是最近，Cannon 對著一個空酒瓶讀詩，然後將其密封放入冰箱中。Tom Finkelpearl，現任紐約文化事務專員，曾負責組織 Hammons 於 1990 年在皇后區當代藝術中心的首次個人博物館展覽，他回憶說那個時候 Hammons 甚至都沒有手機；Cannon 的公寓是少數可以找到藝術家的地方。

Hammons 在他早期的職業生涯就成為了一名重要的藝術家，但是最近，由於他的作品越來越受人喜愛，卻依舊很難在市面上見到，所以他慢慢地不再是名人藝術家，而是成為紐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而《部落》就是這其中不見的一部分。曼哈頓市中心不可能有人比 Cannon 做得更多，然而 Cannon 卻沒有得到最多的讚揚 —— 並不只是為了看著紐約文化迅速消失，而是為了幫助我們這個時代一些偉大的藝術家，尤其是 Hammons 本人。

Hammons 全部作品似乎都是用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想法去創作的，但是他的作品的最終動機並不在於諷刺，更多的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誕感，是一種對於什麼是藝術的理解，或者可能是他曾在冬季設法向東村街角的路人出售雪球（「雪球售賣」Bliz-aard Ball Sale，1983 年）。沒有藝術家像 Hammons 這樣在使用紐約，他的作品是從這座城市本身開始創作的，而且通常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在廢棄的哈萊姆地區（一些從 1980 年代就沒有命名的地方）光禿禿的樹木枝幹末端放了一些空瓶子——並且把避孕套卷到皇后區地鐵旋轉門的把手上（Four Beats to the Bar，1990 年）—— 然而對於一個精力如此充沛、被外部世界所吸引的藝術家而言，他自己並不感到好奇。

隨著 Hammons 越來越成功，Cannon 就和其他人一樣 —— 例如一位名叫 Junior 的流浪漢，他在東村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已經生活了很多年 —— 成為了激發 Hammons 靈感的一個重要紐帶。然而另一方面，Hammons 為 Cannon 的雜誌創作作品，例如第 8 期的封面，從 1997 年開始，封面就以一張戴著一副拳擊手套，旁邊是咬掉一口的玉米的原始雕塑照片為特色 —— 那是當年 Mike Tyson 和 Evander Holyfield 那場臭名昭著的複賽。

藝術界鼓勵名人崇拜，為此 Cannon 和 Hammons 一直存在於藝術界的邊緣—— Cannon 是為了自己的溫暖，Hammons 是為了拒絕參加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作品。但這就如同 Hammons 決定不去做的事，就需要 Cannon 去做以達到平衡。Hammons 不會出現的地方，Cannon 卻會出現：例如寫關於他作品的詩，以及代表 Hammons 參加他的開幕式。

Hammons 一直以來在「部落」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儘管他並沒有親臨那裡。有一段時間，《C 大街》的作者，一位社會現實主義作家，經常在晚上坐在 Cannon 家畫廊沙發的後面。Cannon 說：「Hammons 無法忍受此事。」1995 年，他直接在牆上畫了華麗的紅色與金色相間的圖案，並附上了由電線和頭髮構成的臨時神殿。Hammons 並沒有給這件作品提名或簽字，但是這件作品卻成為了畫廊的最有意思的作品，由於這件作品與「部落」有關，所以當 Cannon 與房東發生爭執不得不搬出那座大樓時，Cannon 帶走了這件作品。（這件作品現存放於布魯克林的倉庫中）

Cannon 現在的公寓離原來「部落」的地點僅三個街區。現在的這個公寓比之前的要小很多 —— 只有兩個房間和一個浴室，沒有可以組織演出或音樂會的空間。但是參觀者可以隨時來參觀 —— Reed 那時在加州的一個鎮子上，Hammons 作為「部落」的十幾位常客之一幫助 Cannon 搬的家。2017 年末，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宣布 Hammons 被提名參與哈德遜河流沿岸的一個重要公共藝術設施之後，他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搶手 —— 這個設施是一座雕塑，將刻畫曾經碼頭上一個大棚子的輪廓，這座雕塑會成為這個城市最大的藝術設施之一。（毫無意外，Hammons 未對這個項目進行任何公開表態，並拒絕了所有採訪）但是他繼續去 Cannon 那裡，雖然 Cannon 可能要失去自己的畫廊，然而 Cannon 還是會在線上出版他的雜誌。而且還在前一年出版了《部落》的印刷文集，其中包括 Hammons、Myles、Reed 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他的公寓仍然是一個畫廊，Cannon 還是會坐在同樣的沙發上，和他的客人們侃侃而談。偶爾 Hammons 會帶著畫板來，問 Cannon：「誰不會給奧巴馬或者自己畫肖像？」Cannon 說：「我估計不會再跟他要錢了，如果他能讓我參加一個展覽的話。」然後哈欠連天地說：「對對 David，你說得對。」

1991年《部落》處女刊中 Cannon 的老友，藝術家 David Hammons

雖然 Hammons 很少面對鏡頭對記者講話，但是他經常參加各種對話，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 1986 年，他與藝術史學家 Kellie Jones 一起出版了《現實生活》（Real Life）這本雜誌，Hammons 為其提供了他一直以來最廣為宣傳的理念：「我從來沒有喜歡過藝術。」但是對 Hammons 最真實形象的報道，是一篇由 Cannon 和像 Henderson 這樣的朋友曾經寫的一篇報道，於 1991 年秋季在首期《部落》雜誌上發表。

第一期《部落》是用施樂印刷機印刷的，不到 1000 本，並不會像 Hammons 那樣神秘，但也差不多：公開發行的副本之一是在朔姆堡地下室里的哈萊姆黑人文化研究中心。Hammons 用自己的身體畫像做了封面，他用油脂蓋住自己的身體，然後貼一張紙在自己的身上，這件作品就是這樣創作出來的。這件作品看起來像 Rorschach 的素描，藝術家雙手的姿勢像是禱告時的姿勢，臉上毫無表情，面如死灰。這件作品發布的同年，Hammons 拒絕了參加惠特尼雙年展的邀請。

採訪中，Hammons 解釋了他對藝術界的反感，「與音樂家和詩人在一起時，會讓我有安全感，」他說，「我是認真的，如果一個藝術家在街上朝我走過來，我會躲在一輛車後面的。」Hammons 也解釋了他與市區畫廊那些人保持距離的原因，他把那些人比作牙醫和律師——「他們都獲得了學位……他們在大學裡收取了一切，但失去了自己的純潔。」他的神秘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孤立的人物，但是與 Hammons 藝術作品的最終主題有關聯的是：城市與城市居民的聯繫，不期而遇的人們之間的聯繫，不過這種不期而遇似乎只有在紐約才會發生，那一刻看起來似乎很平常，但是之後卻會發現難以忘記 —— 就像一個偶然機會在公園長椅上遇到彼此。

他談到幽默在他工作中的重要性（「當有人嘲笑一件作品時，你不必問他們是否喜歡它」）以及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你只是做這些事情，沒有任何原因和道理。視覺藝術家害怕被嘲笑，黑人也害怕被嘲笑。但是你必須願意被嘲笑，因為這是一種受傷的感覺。」在這裡，Henderson 說「黑人害怕被嘲笑」是一種「後現代事物」。

「不，」Hammons 說，「我所說的被嘲笑的意思是……就像你摔倒一樣，那是唯一一次每個人都看到你不太優雅的樣子。一條腿在這兒，另外一條腿在那兒，而你無法控制你自己的整體風格，對吧？所以當你被抓到外面展示自己的光環時，你會被嘲笑。所以為了走出去，並且把自己放在一個被嘲笑的位置上，你就會凈化你自己，尤其是當你與那種內心所害怕的感覺互動時。所以無論他們說什麼都不會讓你感到沮喪，因為你已經遠遠地超越了他們。」

這讓我想起 Cannon 在新波多黎各詩人咖啡館詰問那些詩人，以及那麼多詩人最終是如何邁出了更偉大的一步。我坐在哈萊姆地下圖書館帶著敬畏的心去閱讀，因為 Hammons 開始為 Cannon 做一些他從未以這種方式為別人做的事情。有時候，我會發現自己正在環顧整個房間，好像 Hammons 本人可能會出現，並從我的手裡把書扯走，被這種干擾所煩惱。

採訪後的一頁是 Hammons 的黑白照片，這把我拉回了現實。他穿得非常可笑，好像他在努力試圖消除他周圍的神秘感：一個圓點領結，圓形墨鏡和一頂戴在頭上的針織帽子，帽子太高了，看起來就像一個呆瓜帽。我大笑起來 —— 這是一位偉大的隱士，戴著他最好的波爾卡圓點領結，對自己的秘密不再有任何隱藏，而他總是能將一切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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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M. H. Miller

肖像攝影：Adam Golfer

微信編輯：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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