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80後」墨西哥美女作家：「西方很難了解我們」

「80後」墨西哥作家瓦萊里婭·路易塞利被稱為「當代拉美文學最具潛力的新星」，今年年初她的第三本小說《我牙齒的故事》出版了中文版。

這本小說講述了世上最好的拍賣師古斯塔沃·高速路和他的收藏品「牙齒」的故事。

事實上，該書的西班牙語版在作者故鄉墨西哥遭到了「爛笑話」和「純閑扯」的批評，但有趣的是，2015年，該書英語版面世後在歐美文學圈裡卻贏得一片喝彩。

《我牙齒的故事》封面

其中最引人注目點之一便是「去經典化」——該書的西班牙語譯者鄭楠說，路易塞利將小說中諸多平凡人物以大作家命名，賦予這些世界文壇上如雷貫耳的 「經典／標杆」新身份：比如養了只金剛鸚鵡、死於破傷風的鄰居，和「文學爆炸」代表作家之一的胡里奧·科塔薩爾同名……

鄭楠稱《我牙齒的故事》是一部充滿遊戲意味的「後現代實驗小說」。

然而，路易塞利拒絕被標籤化。「後現代主義有著和我祖母一樣年齡，又像我八歲大的女兒一樣傲慢。」她說。

不可否認的是，路易塞利進行了一場寫作實驗。

瓦萊里婭·路易塞利

當初，路易塞利受藝術機構的邀請寫作，引發大眾對藝術館藏和藝術品的思考。恰巧這個項目由墨西哥一家果汁廠贊助，她便有了用文學將藝術與工人這兩個相異的世界相連的構想。她決定將19世紀古巴的一種奇特職業「雪茄廠朗讀者」的歷史與同時期出現一種文體「連載小說」，運用在此次的創作中。

路易塞利告訴參考文化：「我不得不在胡麥克斯果汁工廠工人們漫長的一天勞作之後，招待疲憊他們，能從他們那裡獲得足夠的材料來寫小說的下一部分。他們提供了小說中包含的微型故事，也提供了氣候、氛圍，甚至是對正在進行中的寫作的解讀。有時很難同時處理這麼多的事情。」 她形容這段經歷為「就像同時做一個小丑和一個心理學家，非常讓人臉紅。」

對於藝術品跟普通大眾的關係，路易塞利認為：「並非所有的藝術品遠離現實生活和真實的人。所有藝術形式的力量都是一種豐富我們生活經驗的東西，使我們的觀點更加複雜和微妙。」

她相信，講故事的方式比內容重要得多。「就像是再純凈、甘甜的水，放進一個破罐子里，也是不能喝了的。」

由胡麥克斯果汁廠全資贊助的藝術中心——「胡麥克斯藝術博物館」

聯結藝術與日常生活

參考文化：有人批評「你的新方法帶來的是虛構，招致參與和反應，甚至懷疑論。」你怎麼看？

瓦萊里婭·路易塞利：我想予以反駁與爭論。我對獨白後的鼓掌聲沒什麼興趣。我想參與討論，因為我發現，這比單純的默默接受更有成果，更有說服力。

《我牙齒的故事》只是一本嘗試採用舊藝術形式的當代文學作品。但這本書的故事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猖獗、並在「發達國家」生產壓力之下苦苦掙扎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中。這本小說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背景下，對藝術作品相對價值的一個調查。

在墨西哥，我們國家的女性是不允許有幽默感的。在墨西哥的文化歷史中，婦女一直是被研究、被批評的對象，她們為人渴望又遭受嘲弄，卻很少能成為文化批評家，而擁有幽默感的女性就更少了。

瓦萊里婭·路易塞利

有一些文學批評者以你提及的詞語評論了我的小說，這些批評家都很保守，我想他們似乎很不解，因為一位年輕的墨西哥女作家創作了一本關於諷刺性文化批判的書，而且在我之前，已經有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家）深入探討過這個內容了。

也許因為我進入了他們有特權的領域，所以這些批評者覺得我威脅到了他們。但我想，有這樣想法的人將要面對一個壞消息：那就是他們將不斷受到越來越多的、我這一代的女性的衝擊，而一些像我一樣的女性正在試圖翻越了古老文化所設置的壁壘。

一個有趣而認真的人

路易塞利1983年出生於墨西哥外交官家庭，她從小隨做駐外大使的父親在南非、韓國、印度等國生活。由於總是被當做外國人，所以她不愛說話，反而在寫作中找到了自由表達的空間。

從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課程畢業後，路易塞利現任教於紐約州霍夫斯特拉大學。

據鄭楠透露，接觸這位近幾年在北美興起的西語美洲文學潮最重要的青年作家後，發現她是個有趣而認真的人。

路易塞利與她的書架

有一次，鄭楠問路易塞利，「güera de huipil」這個自相矛盾的文化形象怎麼翻譯才好，路易塞利本給鄭楠寫了一段長長回復，但後來她索性刪了，將這個問題發到社交網路上發起討論：有人建議用「逛精品時裝店的嬉皮士」；還有人貼出了以此造型製作的一對人偶。

看路易塞利的照片，流露出古靈精怪結合犀利篤定的獨特氣質。這位35歲的青年作家，還擁有一個8歲的女兒和愛她的丈夫——她最喜歡的西班牙語作家阿爾瓦羅·恩里克。

路易塞利說，她剛剛寫完的小說《失去孩子的檔案》，可能會在2019年或2020年在中國問世。這是她第一部完全用英語而不是西班牙語寫的小說。

路易塞利與丈夫阿爾瓦羅·恩里克（《時尚》雜誌網站）

Q：對你來說，寫作意味著什麼？

A：寫作對於我來說是我唯一一件能做得足夠好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的專業技能了，甚至連做飯都做不好）；寫作時，是我一天中唯一能感到自由的時刻；如果沒有筆或鍵盤，我就無法條理清晰地思考；寫作可以讓我理直氣壯地抽煙、熬夜；如果我不寫作，這個世界要麼讓我厭倦，要麼讓我恐懼。

但是對我來說，文學的目的是更神聖的東西，比寫作的原因更古老、更偉大，並且完全超越個人的控制、意圖或原因。

文學就像一張大桌子，我們都可以圍著它坐下。在逝者和生者的永恆對話中，文學把我們分隔開又把我們聚攏起來。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我相信，文學是一股能在對話中將人們聯結在一起的力量，它迫使我們去反對、解讀、同情、反叛、承認、感受、思考、憤怒，最終讓我們對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個複雜且綜合的認知。

如果生活中沒有文學，那麼人生將會是枯竭的、極度孤獨的。因為，沒有來自過去的聲音來指引你現在的經歷，也沒有未來可以暢想。放棄文學的社會將失去生存的機會，也不可能成為我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Q：當代拉美作家如何打破對拉美文化的刻板印象——南美地區盛產魔幻現實主義作家？拉美當代年輕作家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A：魔幻現實主義只是拉美文學史上一個非常小的部分，但無疑也是最廣為人知的部分，因為它被認為是「拉美文學大爆炸」的標誌性風格。

如今的拉美年輕作家並沒有想過要打破把拉美文學等同於魔幻現實主義這個的「刻板印象」。魔幻現實主義不是困擾我們的鬼魂，相反，它屬於我們厚重、豐富的歷史中的一部分，指引和滋養我們的世界、讀者和作家。然而，在出版譯本時，如今的拉美作家們的確仍會被問到「拉美文學大爆炸」的那一代作家，並被要求說出自己作品與魔幻現實主義之間的差別。

我想在「拉美文學大爆炸」一代作家成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從西班牙語翻譯到其他語言的作品變得越來越少了，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從「拉美文學大爆炸」一代到羅貝托·波拉尼奧之間，有一段很長時間的「沉寂期」。這並不意味著在此期間，拉美地區沒有新的文學作品，相反，這隻意味著很少有拉美文學作品被翻譯成英文。

羅貝托·波拉尼奧

我想知道，在「拉美文學大爆炸」以後，中國的圖書出版商是否仍然持續、及時、系統地出版拉美文學，還是像美國一樣，中國也有一段「拉美文學沉寂期」？（參考文化詢問業內人士，回答是肯定的。）

至於拉美當代年輕作家的生存狀態，我覺得僅靠寫作是不能維持生計的。一些家境不好的拉美作家不得不做很多其他的工作來養家糊口：像教書、給別人代筆、做自由職業、做辦公室工作……為了寫一點點作品，我們付出太多了。

「西方很難了解我們」

Q：你的青少年受教育期是在印度，能說說印度作家對你的影響嗎？

A：是的，我在印度成為一名讀者，我只是在印度讀了高中，所以我在那裡讀到了影響我一生的書。

你問題的後一部分很難回答。墨西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和散文家奧克塔維奧·帕斯曾寫過一本不錯的書，叫《印度札記》，他試圖在這本書中比較墨西哥和印度。在20世紀60年代，帕斯在印度擔任大使，足跡遍及印度。但坦率地說，我認為這本書沒有擺脫關於東方主義的那些陳詞濫調。它是以西方一位高高在上的外交官的視角寫出來的，並帶有一種墨西哥式的凝視，但最終卻沒有滲入到印度的內核。

《印度札記》的作者奧克塔維奧·帕斯

西方人對印度或中國的書籍，總會讓我想起那些試圖解讀墨西哥的歐洲人或美國人，不論他們是多麼善意、多麼學富五車。中國、印度和墨西哥有著同樣的特點：西方很難了解我們。但是，對於今天的西方世界來說，墨西哥仍然和印度、中國一樣，是一個相當不舒服的存在，因為我們是西方無法解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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