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對書法大家沈曾植推崇備至，但為何又罵他是「神經病」？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國學大師王國維與舊派學者沈曾植的交往與友情向來被傳為佳話。王國維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連日本人鈴木虎雄都說，王國維很少讚譽什麼人，惟獨對住在上海的沈曾植，「推許其學識既博且高」。可以這樣說，沈曾植的文名，雖不是王國維吹出來的，卻與王的揄揚大有關聯。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對沈曾植的推崇備至的王國維，為何傷心欲絕地斥沈曾植為神經病人？

沈曾植是個非常博學的舊派學者。1915年4月中旬，由於羅振玉的關係，39歲的王國維與65歲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識。據悉，沈曾植曾經對王講：「天下書痴，唯我輩耳。」兩個書痴遇到一處，自然非常快活。王國維不僅從沈曾植那裡讀到一些罕見的古籍珍本，為沈氏編輯詩稿，而且通過聊天，受到諸多啟發，直接促成了一些學術論著的寫作。例如，1916年2月，繆荃孫與王國維談到清代音韻學家江有誥的《音學書》，恰好沈曾植藏有此書，王即借來閱讀。另據1916年12月20日王國維致羅振玉函，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就是在與沈曾植聊天的基礎上完成的。王國維並在該書的自序中說：「方伯音學上之絕識，與餘一得之見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來小學極盛之結果，他日音韻學之進步，必由此道。」足見其對沈之推重及自負之深。不過，對沈曾植來說，學問已屬自娛之事，所以很少動筆著述。王國維卻是有心人。他不僅及時把兩人的談話內容記錄整理出來，還根據自己的見解予以裁斷，揚棄其「奇突」者，寫成專著。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確實強化並擴大了沈曾植的學術地位。

但是，由王國維1918年12月3日致羅振玉手札可知，王國維與沈曾植之間絕非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樣伴隨著諸多齟齬和彆扭。

事情發生於1918年12月初。據王國維說，當時沈曾植將一些貴州漢刻資料交他審閱，以便拿去翻印。王讀後發現，全是贗品，便交給喜歡翻印這些東西的好朋友鄒安（景叔，號道廬）看。鄒了解到是假貨，即退給王國維，表示不願意翻印。王國維於是又把這些東西交還給沈。但是，怎麼對沈曾植交待呢？王國維感到為難：說假話，顯然不可；直言其偽，對方又可能不高興。於是，他採取了一個折中手段，委婉地對沈說：「有人說這些東西是贗品，我從文章上看，也覺得有未妥處。」沈曾植一聽，果真就不高興了，沉默著，一句話沒有說。又過一會兒，兩人聊到兩位日本漢學家，沈便話中帶刺地影射說：「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輩，今中國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則更驕，如漢刻一事，彼輩竟斷定為偽。余因知上海評價書畫皆由掮客把持，學術亦由一種人把持內，學術上之物非由彼輩出者，皆斥為偽也。」這顯然是對王國維不滿了。王國維不好說什麼，「僅敷衍，少時而去」。

不過，王國維心裡卻感到很不痛快。他對羅振玉說：今後，沈氏那裡「雖不能不往，將視為畏途矣。」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王國維在信中對羅振玉又談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鬱悶和委屈。

第一件：「當《浙江通志》初修之時，先生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一言之，大觸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沈曾植為總纂。其後，沈曾植聘朱祖謀、張爾田、王國維等為分纂。孔子曾經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左傳》又記孔子的話說，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義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於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國維的意思大概是說，沈曾植委屈了他，給他的職位太低，卻又不許他表示不滿。

第二件：「維之就哈園而不能兼辦《通志》，亦其一因。」哈園，即英籍猶太人哈同(Silas Anron 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稱哈同花園。王國維自1916年春開始，在哈園工作達七年之久，鄒安就是他在哈園的同事（也是同鄉）。王國維在哈園是本職，修《浙江通志》乃屬兼差。他覺得，沈曾植對自己不能專心修志也有所不滿。

第三件：「即維今歲辭大學之招，恐亦為所深悉。」據悉，在哈園期間，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委託馬衡邀請王國維去北大任教，王國維猶豫不決，便徵求羅振玉的意見，羅要他聽聽沈曾植的看法。沈認為，應該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國維最終卻沒有應聘。

從上面所牽連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神經是多麼脆弱和敏感。後來，他自沉於湖，不能說不與這種脆弱和敏感的神經相關。而且，他還預支了一件對沈曾植的不滿，說他給徐乃昌（積余，號隨安）的《隨庵吉金圖》寫了一篇序，「此書出後，此老又必生妒」。

據悉，1918年12月，王國維改定《唐韻別考》、《音學余說》二書，合在一起，署名《聲韻續考》，請沈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卻被沈氏遺落。這件事，大概也很讓王國維不滿。他在12月21日致羅振玉的信中說，作序這種事，是沈曾植所樂意做的。詞氣之間，大有「當面輸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麼說吧，王國維感覺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極大傷害。他甚至說出了「因疑生畏，觸目皆是幻影」，「因緣際會，皆為罪狀」，「非精神異常，又何至於此！」一類過於情緒化的語言。可見，王國維的憤懣已經到了極點。在其心目中，沈曾植已經和「神經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兩人鬧彆扭之後三個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沈曾植七十壽誕，王國維撰寫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說沈某「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龔自珍、魏源），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戴震、錢大昕），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國維撰《挽沈乙老聯》寫道：「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對沈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錢仲聯先生指出：「王氏的這個概括，雖然對沈氏的學術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對沈氏的整個評價卻有過分推崇之處。」

錢鍾書先生講過一段名言：「歷史上很多——現在就也不少——這種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確切地說，很不合學者們的理想和理論的事例。這些都顯示休謨所指出的，是這樣（is）和應該怎樣（ought）兩者老合不攏。在歷史過程里，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彆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塗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王國維與沈曾植之間的睚眥，為錢先生這段話作了很好的註腳。

當然，王、沈之間的關係，並未因鬧彆扭而破裂。事實上，1921年8月，沈曾植還曾手書杜甫詩句於扇上贈給王國維，沈並於詩後題跋。次年四月，王國維又手書沈曾植1915年還家雜詩四章以儷之。只是，當我們看到歷史非常順暢理想的那一面時，也該看到不那麼順暢理想的一面。

需要補充的是，1917年7月，沈曾植曾參與張勳復辟活動，並親赴北平，擔任所謂的「學部尚書」。沈的這類政治活動，是背著王國維進行的。當時，王國維到沈家串門，沈已北上，沈家人卻托稱沈某到蘇州去了。問何時返回上海，沈家只答還須耽擱一段時間；問與何人同去，則雲朱某。可見，在政治上，沈曾植並不信任王國維。他們的關係，大體以學術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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