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母職：跨國保姆的困境與掙扎

「我偶爾會打電話跟我媽聊天。但又能怎麼樣呢？當她問起我最近過得怎麼樣時，我只能回答她『還可以』。我不可能告訴她我在這裡遇到了問題，因為她沒辦法幫到我。她能幫我解決經濟問題，但其他問題…… 她會試著給我一些建議，但是我並沒有多大興趣跟她聊這些事。」

當父母離開菲律賓去紐約謀求工作的時候，Jeek才八歲。八年過去了，他們一家人依舊無法團聚，他與母親之間的情感隔閡越來越深。當已進入青少年期的Jeek被問及對母親去國外當保姆有什麼感想時，他說出了上面一段話。Jeek只是千千萬萬來自第三世界的留守兒童中的一個，他的母親也只是流入發達地區的龐大外來保姆群體中的一員。

當社會化公共育兒體系無法與中產階級女性在工作市場中與男性爭取平等權利的需求相匹配的時候，在家庭中養育孩子的責任與部分成本就很可能被轉移到僱傭保姆身上。比起僱傭當地保姆，無公民身份的外來保姆更受這些中產階級的僱主的青睞。發達地區的政府也往往樂於利用跨國保姆項目轉移其本應與父母共同承擔的養育教育責任，母職的失落成為這些外來保姆不得不面對的種種困境中突出的一項。本文將主要以加拿大、美國為例展現這些女性的艱難歷程。

養育後代的權利被剝奪

與1970年之後所有針對從事家事勞動的外籍勞工的移民項目無異，加拿大政府近年來實施的保姆計劃（live-in caregiver program）存在這樣一個潛在假設，即僱傭這些勞工的行為是無法與其個人的生殖養育權利相兼容的。也就是說，政府假定或限制這些勞工只能作為單身人士生活在加拿大社會中，但這種一廂情願的處理方式顯然不符合現實。

加拿大學者Sedef Arat-Koc曾撰文介紹跨境母職及其對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挑戰。在Arat-Koc所調查的2000人中，52%的勞工是有孩子的。有一位受訪者告訴Arat-Koc，有一次她的女兒來加拿大看她，卻被僱主拒之門外，不允許在家中逗留，僱主對她說，「不要忘了你在我家工作」。在新加坡，菲律賓女傭被政府強制要求每隔幾個月進行一次懷孕測試，如果被檢測出懷孕，菲佣的工作許可就會立即失效並且被遣返回國。

與此同時，不管是來源地政府還是接收地政府，都在對母性以及母親的養育職責進行強有力的宣傳與美化，甚至非法化母親的失職。在菲律賓，一方面，這些遷移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工因其不斷匯回國內的錢財被政府奉為「國家英雄」；另一方面，媒體又通過炒作留守兒童無母親照顧的痛苦而指責這些同時作為母親的勞工失職。

當接受地國家（如加拿大、美國、西歐等地）的女性踏入更多的工作領域並不必擔憂自己孩子無人照顧的同時，這些來源地國家的女性勞工卻在無聲無息中被剝奪了生育的權利，這種現象被稱作「生育的階層化」（stratification of reproduction）。政府鼓勵有財力僱傭外來勞工的接收地中產階級及以上的家庭或者女性生育後代，外來勞工原本應該傾注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情感、體力投入轉移到了接收地僱主家庭的孩子身上，而培育這些勞工家庭孩子的成本以及此類僱傭項目的負面後果則被轉移到了來源地政府，以及缺少母親的來源地家庭上。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些女性勞工是接收地國家平權進展的犧牲品。

Arat-Koc在文中指出，遷移勞工可以被視作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想的附屬物，她們不僅隱藏了自己的養育權利，還掩蓋了那些來自自由社會的僱主們對她們的依賴，這些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女性對其公民權利的行使、她們在公共領域中與男性對等的權利地位都建立在與男性相似的勞工市場參與模式之上——即由他人代為料理家務的基礎上。

無法享受公民權利

早至1970年代，政治經濟學家就開始研究遷移勞動力是如何造福於接收地的資本與社會福利，以及這種勞動力如何分化了工人階級。對遷移勞工公民身份的否認，以及他們與自身家庭的分離狀態，使得政府只需要負擔他們個人每日的生活所需。與此同時，由於沒有醫療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和照顧勞工留守家庭的成本一樣，照顧失業、生病、殘疾以及年老的遷移勞工的成本與責任仍舊需要來源地政府承擔。一定程度上說，這些跨國勞工同時被來源地政府和接收地政府商品化，由於缺少勞動保護，只要僱主對他們的工作表現不滿意，隨時可以被僱主更換。

「Stateless」這一單詞可以被用來描述這些外來勞工的狀態，這個詞本意為「無國籍的」、「無狀態的」，而在遷移勞工的語境下，它還意味著「無權利申訴的」。遷移勞工無法在任何一個國家提出自己的權利訴求，無論是自己的母國，還是接收地國家。儘管他們的母國理論上來說可以就勞工的基本人權與接收地國家協商談判，這些國家往往不願意去這麼做，因為這樣做的代價往往是失去發達國家這些貿易夥伴和勞工項目所帶來的匯款收益。

Arat-Koc指出，接收地政府將這些遷移勞工視作「白板（blank slate）」——無歷史的空白狀態，但遷移勞工並非生活在第一世界大都市裡的歷史斷層里，他們的歷史向後延伸至他們的原生家庭，向前延伸至他們的現有家庭。

留守孩童的心靈創傷

「我很嫉妒，非常非常嫉妒。她有一次曾告訴僱主家的小孩，有她照顧他們有多幸運，而她自己在菲律賓的小孩卻沒有母親照顧。這很可悲，卻是事實。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成了只能自己照顧自己的留守兒童。你能想像嗎？」

這段話也是Arat-Koc一名受訪者的告白。受訪者的母親是一位在紐約工作的菲律賓女傭。這種跨國僱傭制的一大副作用就是被僱傭者與其子女的雙重心理創傷，「被拋棄感」往往會伴隨這些留守兒童一生。外來保姆和她們的孩子被剝奪了面對面親密接觸的權利，這種情景親近感是很難被遠距離電話替代的。另一受訪者、一名外來保姆18歲的女兒Theresa 說，「電話通話是不夠的。你不能抱她，不能親她，不能感受到她。什麼都不能。你無法感受到她的存在。你所得到的就只有空話。我想要的是一個在我身邊的母親，看著她慢慢變老。當她生病的時候，你是那個照顧她的人。而當你生病的時候，她是那個照顧你的人。」 儘管這些孩子能夠表示理解母親的難處，「被拋棄感」卻如影隨形，如同手術後所帶來的難以控制的併發症。

母職失落的癥結

進入工作市場的中產階級女性無法親自照顧自己的孩子而不得不僱傭外來保姆，而外來保姆為維持生計不得不離開原生家庭，已婚有子的無法親身撫養自己的孩子，未婚的則受到接收地政府政策的約束難以成家定居，這一連串怪象所揭示的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弊病。

新自由主義限制政府介入，因而政府的公共育兒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無法與中產階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需求增長速度相匹配，養育孩子的責任則完完全全轉移分散並內化到各個家庭之中，大大加重了了中產階級女性的育兒負擔。同樣作為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手段，建設公共育兒基礎設施所需要的成本遠遠高於與第三世界國家簽訂勞工合約，於是廉價外來勞動力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使得這些外來保姆成為全球化的犧牲品。

而這樣一種勞工協定並不僅僅局限於保姆市場。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之間簽訂的貿易協約。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該協約利用著不對等的勞動力輸出以使美國與加拿大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並將這一收益的成本轉移給了墨西哥。來自墨西哥的「季節性移民工人」像候鳥一般一波又一波地來往於墨西哥與北美兩國之間，卻從未被給予公民身份。女性勞動力由於更為廉價，更受僱主青睞。在北美的番茄種植園裡，不少墨西哥女性一干就是二十幾年，她們最初的打算是在北美兩國結婚、定居、生子，最終卻發現自己「事實上嫁給了公司」 。

在中國內地，跨國保姆雖不多見，但跨境保姆已然成為普遍現象。近年來，大量偏遠地區的女性勞工不斷湧入諸如上海、廣州等東南沿海城市，其中很多被大城市中的中產及以上的家庭雇作保姆來照顧家中的孩童，僱傭行為與女性勞工生育權利之間的不兼容同樣存在於這一群體中。為打破母職失落的怪圈，公共育兒基礎設施的建設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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