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的思想傳統與組織流變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
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經濟持續低迷，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經濟地位的削弱，卻促使其在其他國際事務上以高調姿態的形式變相出現，不能不令人眩惑於其所謂「普通國家」化的華麗轉身。
於是，日本「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社會右傾化」，乃至「警惕軍國主義復活苗頭」等輿論開始明顯增強。與此同時，經濟蕭條的長期化，使此前有效支撐日本社會的政治、經濟系統運轉失靈。
隨著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改革的深入，社會流動性呈上升趨勢。而那些陷於被過剩的流動性帶來的不安中的人們，出於某種自我保護的弱者本能心態，又在政治上與新保守主義同調，更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右傾化。
在這個過程中，「右翼」成了一個被媒體反覆提及的關鍵詞，對其作為「增量」的趨勢性描述，常常被作為判斷日本社會右傾、保守化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如此判斷在社會學、政治學上成立與否，另當別論。
到底何為「右翼」，它從何而來，呈何種生態，政治訴求是什麼，發展走向如何，等等，對這些問題從來少有提及，更鮮見理性、認真的學理性檢討。充斥耳邊的，凈是「保守」、「民族主義」、「民粹」、「右傾」等便易而空洞的道德批判和價值判斷，其本來面目反而有在話語泡沫中湮沒無形的危險。
01
右翼思想的起源
在從幕末到所謂「大東亞戰爭」終結的近百年中，右翼思想對日本的國家道路確實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那麼，究竟什麼是「右翼」呢？日本三省堂出版的權威的《戰後史大事典》關於右翼的定義是：
「一般指極端的國家主義，但很難下明確的定義。源於法國革命時期，當時從議長的角度看，右手一側是保守的吉倫特黨，故對於革命來說，右翼被視為反革命或反動。可以被稱為近代革命的反命題。後來，左翼被看作是代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右翼與之相對，代表為帝國主義權力服務的勢力，如法西斯即被看成廣義的右翼。」
這是對一般意義上的右翼的定義。這裡，右翼的概念擴大到思潮或思想，即「主義」。
就日本而言，多數情況下，國家的權力操縱在部分為政者和官僚手中，他們既非左翼，也非右翼，而是在左右兩極間尋求平衡的自由主義政客集團。正如戰前日本的統治者不是右翼一樣，戰後統治日本的，也不是左翼。
雖然具體到某一個特定時期，有可能呈現偏左或偏右的傾向，但整體而言，日本的左右翼與歐美政治光譜中的「左」、「右」是有區別的。
如果硬要作一個類比的話，以法國為例，日本「右翼」並非與左翼輪流執政的傳統右翼政黨，而大致相當於極右翼的國民陣線（以勒龐為代表）。
那麼，何為日本「右翼」呢？著名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在《林房雄論》中指出：「所謂右翼，不是思想問題，它純粹是一個感情問題。」
思想史學者松本健一則說：「給右翼下定義實際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與左翼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相互關聯，即二者相抗衡，並隨時代發展而變遷。」
如幕末維新時期，左翼表現為開化、歐化主義；右翼表現為攘夷；明治中期，左翼主張民權，右翼主張國權。而到戰後，右翼的表達空間日益狹小，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反左翼」而存在。
戰後日本最富代表性的政治學者之——橋川文三在其著作《民族主義——神話和邏輯》中，對民族主義原理和構造的分析，對我們理解右翼思想的來源頗有幫助。
首先，橋川對愛國主義（Patriotism）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邊界作了明確的界定：相對於「作為人永遠的情感的一種非歷史性實際存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在「特定歷史階段中形成的一定的政治教義」。
而什麼叫「特定歷史階段」呢？
橋川把探究的視野投向「國學」開始形成的江戶中期，發現近代民族主義的廣泛發育是在幕末時期。人們一般以為，美國佩利率領的「黑船」艦隊來襲所喚起的對歐美列強的危機意識，對日本民族主義的形成有決定性影響。但橋川在這種外因之上，更加看重幕末時期形成的平等思想。認為後者才是釀成日本民族主義的主要原動力。
為什麼江戶時代的封建統治者對民族主義抱有敵意和警惕呢？因為他們的生活全靠起源於中世紀的土地支配及與之相伴的特權來支撐，所以不僅以對中央集權的淡漠、消極來抵制民族主義，而且為了維護區別於一般民眾的等級身份制，斷不會輕易應對旨在否定出身歧視的民族主義「平準化」要求。
橋川指出，對體制一方來說，對「狡猾的夷狄」的警惕與對底層民眾的疑惑其實是一枚銅幣的兩面。以水戶學（在水戶藩形成的追求日本固有傳統的學問，對幕末時期的尊王攘夷運動發生了深遠影響，成為後來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之一）為中心的攘夷思想，在提倡旨在維持既成的身份秩序、封建制度的所謂「神州擁護」這點上，逐漸與以「國民平等」為前提的民族主義主張拉開了距離。
繼而，幕末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力倡「新的人間觀」和「忠誠論」，主張在虔敬天皇的同時，對女性和底層人，對「部落民」也要「無差別地抱有熱烈的人間共感」，以所謂「一君萬民」的超越性天皇觀，批判封建幕藩體制，其影響逐漸溢出水戶學的範圍，為近代民族主義的生成開創了道路。
橋川認為，正是松陰的思想，使日本誕生了新的國家（Nation），同時也構成了近代日本右翼思想的基礎和來源。
因此，原本右翼思想是包含了對明治國家的批判要素的，決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文本。因為從古代日本發現了天皇統治的「平等社會」，所以從根本上放棄設計主義的政治構想，從而祈願「一君萬民」的美麗烏托邦得以呈現眼前，這就是「右翼」。
而恰恰是其中某些非合理、非政治性的姿態，構成對明治國家的激進批判，坐下了引發後來一連串士族叛亂和自由民權運動及農本主義運動的動因。
回到三省堂版《戰後史大事典》，它在釐清「右翼」概念的基礎上，對「日本右翼」是如此定義的：「日本的右翼與民權運動是孿生兄弟，是作為對明治藩閥政府的統治的抵抗者而產生的。」
通常，人們比較注意右翼的保守、國粹的一面，即其反民權、重國權的一面，但實際上，「孿生兄弟」的描述，則表明他們之間即使對立，也擁有共同思想淵源的共生關係。
需要強調的是，在日本的政治光譜中，「右翼」與「保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作為極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表達，「理想的過去」（特別是古代社會）成為前者政治敘述中預設的前提，以為回溯到過去，便能實現一個理想社會，根本否定基於人類理性的政治設計的可能性，主張一切交給形而上學的超越性之力，以實現「理想秩序」，有很強的烏托邦色彩；而後者則把當下看成是永遠的過渡期，力求通過漸進式改革來謀求秩序和穩定。
其對實現所謂「理想社會」是完全斷念的，只是在若干相互糾纏的價值中，維持平衡，推進共識的形成。而民族主義，未必被他們看成是原初的永恆價值，只是作為特定政治共同體的一員，接受並重視其意志表達而已。
02
形形色色的右翼
日本右翼，不同的團體，政治訴求不同，形成時期各異，組織結構、行為方式也不盡相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很難作「一勺燴」式的概括。如果打破縱向時間關係，從組織特徵出發，大體說來，大致可分為觀念右翼、組織右翼、行動右翼及「新右翼」。
前三者為戰前就已然存在的傳統右翼，「新右翼」為戰後70年代出現的新生代。不同的右翼之間，不排除組織上的承襲、交叉，也不乏內訌與相互的攻訐、批判。
但作為影響日本政治的一股極端保守勢力，由於其組織、動員方式的准軍事化色彩及行動的暴力化傾向，雖然受到包括執政者在內的主流社會的警惕，但影響力始終存在。
這與「右翼」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及社會思潮，其思想特徵及部分政治訴求與社會底層人們的精神狀態有相當程度的契合是分不開的。它對政治及社會政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憲，二是排外。
擇其要而言之，日本右翼的譜系大致分為：戰前，玄洋社—黑龍會—革新右翼-原理日本社；戰後，盾之會、一水會等「新右翼」。
作為日本右翼的鼻祖，「玄洋社」由1878年成立的「向陽社」改稱、發展而來，其靈魂人物為右翼的宗師頭山滿（1855~1944年）。其成立的規約有三條：擁戴皇室、熱愛日本、堅決維護人民的權利。
頭山滿
第一條不僅是玄洋社的最基本原則，也是所有日本右翼最重要的原則立場。第三條中的「人民的權利」原為「人民的主權」，後被警察指出該措詞與「天皇的大權」相抵觸，於是改為「權利」。
第二條的「熱愛日本」是有明確政治訴求的：因為玄洋社成立時，日本國內正圍繞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進行艱苦的鬥爭，這條的宗旨是在「熱愛日本」的口號下強調「國權」，維護日本的國際地位。
明治維新後，由於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響，日本在亞洲各國中率先意識到這一問題，出於其維護自身「國權」的需要，玄洋社也以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獨立的支持者面目出現，客觀上對後者有積極作用。
這也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與頭山滿等東洋右翼活動家一度過從甚密，並接受後者政治資助的主要原因。但是，玄洋社對不平等條約的反對首先是站在「尊皇」的立場上，其背後是日本主義的「神的國家」。
因此，從本質上說，其對不平等條約的反對，無非是國粹主義框架下的排外主義使然。在這種情況下，對第二條中「民權」的維護，其實不過是裝飾而已，因為在皇權與國權並重的前提下，所謂「民權」只能是空話，更遑論日本以外的、其他亞洲國家的民權。
「黑龍會」其實是玄洋社的衍生組織，1901年由玄洋社成員內田良平（1874~1937年）創立，頭山滿為總顧問，以赤裸裸的國家主義為理論基礎，發行機關刊物《黑龍》，是戰前「大亞細亞主義」的始作俑者，也是在實踐上走得最遠者。
孫中山 和日本黑龍會成員合影
「黑龍會」的名稱本身，即包含跨越中俄國界黑龍江之意，表明「大洋的日本」將取代「大陸的俄羅斯」，劍指中國滿蒙的戰略野心。
上個世紀20年代，一方面是經過「大正民主」，言論空間相對開放，日本有如一個思想實驗室，各種時興的社會思潮輪番登場，尤其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日本國內形勢發生深層互動，這些社會動蕩導致右翼思潮的變化和右翼組織的分化、重組。
另一方面，一戰後的經濟恐慌加上關東大地震，使日本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左翼輿論對政府及其導致貧困化的政策的批判升級，矛頭開始指向政治家、財閥等特權階級，甚至出現了針對這些人的恐怖性攻擊活動。
這種情況下，右翼的政治議題也發生變化，開始從國際問題轉型為國內問題，出現被稱為「革新右翼」的新動向。其中，最有代表性者為朝日平吾的個人恐怖主義與北一輝的國家改造主義。
北一輝
前者把社會貧困的原因歸結為存在一個把大眾應平等享受的幸福剝奪了的特權階級，於是通過恐怖暗殺的「鋤奸」活動謀求恢復平等，實現社會正義，並親自踐行了對安田財閥創始人安田善次郎的暗殺。
後者則以長達八卷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系統表達了其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被當時的右翼分子奉若神明，成為二、三十年代指導右翼的行動綱領，影響力不下於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議會政治日益捉襟見肘，軍部專政色彩與日俱濃，整個國家迅速滑向軍國主義。
正當「革新右翼」風頭正健之時，1933年，另一位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在其著作《學術維新原理日本》中，對北一輝的「社會改造」論進行了系統的批判，認為「社會改造」純屬無稽之談，因為社會的元素是人和人心，無法改造，從而打出了以「日本國民生活」為出發點的「原理日本」論，主張對「作為宿願之力的日本意志的復歸」。旋即成立「原理日本社」，並發行機關刊物《原理日本》，被看成是對「革新右翼」的反動。
隨著「2·26」事件的失敗，北一輝等「革新右翼」被肅清，原理日本社得以強化。1938年，《原理日本》的忠實讀者荒木貞夫就任近衛內閣的文部大臣，「原理日本」的理論被體制化。進而，被認為「反國體」的帝國大學教授遭到整肅。
至此，幕末時期以來一直充當體制批判急先鋒的「右翼的邏輯」變成「體制的邏輯」，完全失去了對現實政治批判的鋒芒與契機。「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連存在意義本身也喪失殆盡了。
戰後，由於美國對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徹底性，特別是基於「冷戰」戰略需要的佔領政策的首鼠兩端的轉型，導致右翼勢力在日本社會迅速復活。戰後右翼的一個重要政治訴求，是「反YP體制」（即雅爾塔、波茨坦體制），認為YP體制破壞了日本的歷史傳統，使日本陷入到「萬劫不復」的深淵，必須予以徹底粉碎。
從關係上說，戰後右翼中的絕大多數是戰前右翼的因襲。戰後右翼中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新右翼」的登場。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盾之會」和「一水會」。
三島由紀夫
前者是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於1969年創立的文化右翼組織，成員多為三島文學的青年學生「粉絲」。之所以稱「盾之會」，意為要成為保衛天皇的盾牌。這支被稱為「世界最小軍隊」（起初40餘名，後發展至90餘名）的組織，實際上是三島的私家武裝，完全聽命於三島。
他利用自己名作家的社會聲望，與自衛隊組織建立聯繫，讓自己的私兵接受自衛隊的正規軍事訓練，並對會員約法三章：涵養軍人精神、磨鍊軍事知識及領會軍事技術。
三島是一名狂熱的文化保皇派，創造出了令人致幻的迷宮般小說美學，具有極強的行動性。1970年11月25日，三島率領5名盾之會成員闖入東京自衛隊營地，綁架駐地總監，發動了一場小型政變。
三島在千餘名自衛隊官兵的面前發表了8分鐘演講，並散發檄文，呼籲改正憲法，號召官兵們「決起」。「聽眾」無動於衷，還以鬨笑和怒吼。三島感到失望之極，當場以古時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戕。
這個事件是一個隱喻，給一味陶醉於經濟高增長神話中的日本社會以強烈的刺激。翌日的《朝日新聞》發表社評指出：
「三島由紀夫以魔術師般的語言製造了一個虛幻的世界，僅此還不滿足，還要讓他的世界在當今實現，其核心依然是戰前『天皇歸一的日本民族』這一空幻的大虛構他的政治哲學裡只有天皇和貴族，絕沒有民眾。他對暴力的認可，說明他不接受民主主義理念的傲慢精神，而民眾在他的自我表現欲里不過是個小道具而已。」
可以說，這種聲音代表了戰後民主國家主流社會的批判態度。
但是，同年12月11日，右翼團體在東京豐島公會堂公然為三島舉行公祭——「憂國忌」，參加者逾5000人。此後每年11月25日（即三島忌日），右翼們都要集會紀念。
另一個「新右翼」中堅組織「一水會」就是在三島事件的「激勵」下誕生的，會長鈴木邦男是追隨三島一同慷慨赴死的森田必勝在早稻田大學的同學。所以，某種意義上，也許正是三島之死，「喚醒」了右翼們此前萎靡的「武士精神」，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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