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揚和我有個約定

鍾揚走了，然而我不會忘記我們的約定。

和鍾揚的相識可以追溯到少年時代。初中時我們一個年級，上高中後成為同班同學，甚至還有半年是同桌。他外向，我內向，總是他說，我聽。1979年我倆一同從高一參加高考，他考進了中科大少年班，可惜，是他不喜歡的無線電專業，而我讀的彈道學專業，也不是自己想上的。我倆都很沮喪，一直通信，常常一寫就是十來張信紙，談觀察、思考和感受，談論形而上的主題，聊各自的哲學思考，在現在不少人看來，或許算是老派的知識分子作風了。有時，他會到我的大學來，我們能在操場上走上四五個小時談人生。年輕的鐘揚是有股子傲氣的，總是竭盡全力應對最大挑戰，正如後來的幾十年，他總是到處搜集種子。

鍾揚從小就憋著一股勁兒，可以為一個目標付出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他父親原是教師，卻因只會講方言而不得已放棄了這個職業。鍾揚從小就發誓，一定要把普通話講好，當個好老師。大學時，一次他到我學校來，告訴我現在經常對著鏡子練說話，目的是為當老師做準備，調整自己的神態、語氣、風格。我那個宿舍當時有15個人，他一來，常常能把大家的思想攪動，他一個人跟15個人辯論，舌戰群雄，大家都辯不過他。他成為學者後，演講也總是引人入勝。有一次，我邀他來我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學演講，講完，當場就有3個學生表態要從工科轉學生物。之所以產生如此神奇的「魔力」，是因為鍾揚的演講並非簡單地傳遞知識，而是將知識轉化、蛻變成對生命的深刻理解。他的學生們也說，鍾教授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有宏觀理解和哲學思考，並且能夠站在更高的高度來看研究領域，這就是他生前常說的「思考的層次」。他把教師能不能真正影響學生，視為教師生涯的生命，哪怕是飽學之士，若不能給學生的心靈帶去什麼，也會被他視為不合格。而鍾揚的言之鑿鑿，也來自他30多年來的日常功課——每次演講前，他都會「對著鏡子演練9遍」（鍾揚語）。

鍾揚是理想主義者，一向樂觀，會竭盡全力尋找應對問題的方法。正如對待全球暖化問題，他認為人類總能找到辦法，所以，他到處搜集種子。他在拉薩有搜集西藏種子的基地，四五間平房，那裡有許多稀有的種子。當時他還提到了格陵蘭大學，我聽出他很高興剛被聘為那所學校的教授，因為「那裡的冰川，是觀察全球暖化的最佳地點」。在他看來，隨著暖化的加劇，即將消失的西藏稀有植物實在多矣，他把搜集西藏種子的工作，視為搶救。

在西藏的這些年，他的外貌有了很大改變，以前他是高瘦、帥氣的，後來卻胖了起來。我和他共進過一次早餐，那頓他吃了7個包子、3碗粥、4碟小菜。他說，在西藏習慣了，一頓飯必須吃很多，尋找植物種子的登山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需要儲備足夠的體力。長時間下來，胃已經被撐大了。然而，他對這些滿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採集到更多的植物種子。

在登山界，登山有兩種方式：金字塔形兵站式登山和阿爾卑斯式登山。金字塔形兵站式登山，領隊就是保姆，車輛、線路、吃、住等都由領隊考慮，登山者只管走，背不動會有背夫幫忙背，還有人事先架好繩索。而阿爾卑斯式登山的精髓是：獨立自主，不依賴他人，不靠外界的補給，完全靠登山者自身的力量去攀登，所有東西必須自己背。而對植物學家來說，也有兩種途徑來研究課題，一種是利用各地標本館已有的標本和種子庫儲存的樣本，或是將採集任務交給一些服務於科研單位的採集力量；另一種是親自採集，全程自行把控。無論登山還是研究種子，鍾揚都是後者的踐行者。兩年前，鍾揚和我聊起著名的攀山專家喬·辛普森，他說那是他的偶像。他很嚴肅地說：「過去，我們對登山、對科學研究，都會賦予其一種所謂成功的意義——登山一定要成功，科學研究攻關一定要成功。這是一種比較糟糕的觀念。登山，有時候失敗比成功更有價值，它體現的是一種精神；科學研究也如此，你做了很多次攻關都成功不了，但這種精神能夠感染年輕人，從而讓精神代代相傳。」對失敗，鍾揚有更為成熟的心態，他說，在西藏尋找種子就必須能夠忍受各種失敗，無論是體能上還是心態上。

他曾跟我商量，能否拍一部電影，通過一個植物學家去西藏尋找雪蓮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結合起來，然後通過這種結合體現我們想傳達的精神。我很快就把梗概寫好了，打算先寫出小說，在此基礎上再找人寫劇本、拍電影。鍾揚很支持這件事，希望自己成為電影原型，還給電影取名《失敗者》。為了小說，我和鍾揚聊過很多次，他給我講了很多他在西藏尋找植物種子的過程。有一次談到青稞，他說已搜集到了十多種青稞種子，一旦平原地區暖化受災，無法種植糧食，西藏就可以大規模種植青稞。他曾三番五次勸我自己去西藏看看，但因我有嚴重的高原反應而使計劃擱淺。經不住他勸，我本決定去年9月出發，誰能想到，終究未能成行。最後一次和鍾揚用微信聯繫是在9月24日晚，他詢問我去西藏的行程，我說準備9月29日飛去西藏，他回復：「好的。我來安排。」誰能想到，就在第二天，鍾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車禍，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些年來，他還致力於做科普，比如抽空為上海科技館撰寫中英文解說詞，這於他個人學術並無用處，但他願意為孩子們做各種勞神的事。他為什麼要去做科普？他曾說：「有很多事情自己是做不完的，需要有後來人不斷加入到隊伍中來，我多做一份，就能影響到更多的人。」為什麼要自己去高原搜集種子？他說：「全球變暖後的問題需要提早考慮。」在他看來，在西藏搜集的4000萬顆種子，是他為保障人類未來的生活作出的努力之一。有人說他「有點傻氣」，但實際上，他是看得更為長遠，他是大智若愚。

鍾揚本質上是普通人——他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喜歡把路上的所見所聞編成搞笑的段子講給別人聽，喜歡品嘗各類新奇美食，喜歡研究各國酒文化；他也有著普通人的情感，有自己的「私心」，為孩子的成績擔憂，權衡去西部的好處和壞處……但鍾揚最為可貴的一點是，他想得會多一點——他想到的不僅是自己，還有社會、國家，甚至是全人類。

他曾說，一個人單幹的代價很大，人們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可節約大量的社會成本。於是，他跨界去做很多事，也發動其他行業的人攜手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我也算得上是他跨界的朋友，所以拍攝那部電影的約定，我無論如何也要完成。

我一定會去西藏的。

（作者：黃梵，系詩人、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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