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畫家光想著賣畫，究竟能走多遠？

最新 04-02

文/張震

畫家賣畫，自古有之，以自己心智性的勞動，換取潤格，沒的可說，這就你農人賣糧食，匠人賣手藝。

古代畫家，賣畫風行，除朝庭供養的翰林畫家外，業餘畫家皆造畫而賣，一家老少嘴巴張著，全靠那桿毛筆，那點顏料。荊浩隱藏居太行洪谷，靠「山水」沽酒，王冕遁於九宮山，靠「梅竹」養生；石濤「收盡天下奇峰」，維揚鹽商視為珍寶，鄭燮擲去烏紗，揚州市面「瘦竹紙貴」。古之賣畫最堂而皇之者，要算狂逸不羈，玩世不恭的唐伯虎，他直接在畫上題詩——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近代，賣畫之風比古代更盛，不僅賣中堂、條幅，也賣扇面、手卷。北方以北平為中心，南方以上海為據點，北方最著名的有溥儒、齊白石、祁昆；南方人就多了，包括趙之謙、任伯年、錢慧安、吳昌碩、賀天健、徐悲鴻、張大千、劉海粟等等幾代人，統稱「海上畫派」。近代人與古代人相比，有了更先進的手段，可以直接把價錢登在報紙上，明碼標價，童叟無欺，願打願挨。

近代畫家又是什麼價位呢？這當然視名頭和畫質而定。就拿吳昌碩1922年登在上海《申報》上的潤筆為例：堂匾三十兩，齋匾十二兩，楹聯五尺十兩，六尺十四兩，山水花卉加三倍，印章每字四兩，題詩跋每件三十兩。當時「一兩」大約合銀洋壹圓四角。如果按這個價碼算，當時吳昌碩一張四尺整張的花卉，大約要一百二十塊銀洋。而魯迅呢？也是在這時寫了一篇小說，發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上，收到的稿費只有五圓。而像胡適、辜鴻銘、蔣夢麟、馬敘倫這樣的名教授，當時的月薪是280銀洋，有時還拖欠。所以，在那個年代像任伯年、吳昌碩、張大千、宋美齡的老師賀天健等人，日子都美美噠，拿上海話說：伊拉是小開，天天開洋葷！

傅抱石也有一個賣畫的故事，解放前他在南京辦了一次畫展，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長張道藩也來捧場，展覽時許多畫上已貼上紅紙，寫著：已售。價格在1000至3000銀洋不等。展覽結束後，他就用這筆錢蓋了一幢簡易的小洋樓，窗子還在刷油漆時，南京就解放後了，他怕別人說他是剝削階級，嚇得幾乎沒敢去住。

中國畫家並不都是向錢看的，也極講人情，中國有求字索畫一說，朋友之間感情到位了，送張畫可以長久紀念。

吳冠中就說過，我也主動贈畫給人，比如為我治癒疾病的醫生，比如朋友、學生和真正喜歡我畫的人。這一點中國人與西洋人差別很大，西洋人沒有討畫一說，你看上了，你喜歡，你就掏錢，即使是戴高樂、蓬皮杜、密特朗，他們也不會向人討畫，西洋人的腦子裡就沒有這根弦。在西洋人眼中，彷彿付錢就是對畫家最大的尊重，他們想要得到畫，就會去畫廊，去拍賣公司舉牌。

改革開放之後，畫家賣畫最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那時候還沒有拍賣公司，也很少有畫廊。雖然工藝美術商店進出口櫃檯會有一些，但要外匯券，是賣給外國人的。那時候賣畫買畫，僅僅限於私下交易，人數也僅限於少數畫家。

我曾經聽過畫家亞明的一位學生，講述亞明第一次賣畫的故事：日本人到他家來買畫，他換上最乾淨的衣服，坐在畫案前，表情嚴肅。他也不客氣，劈頭蓋臉地對日本人說：畫是我的命，錢是你的命，你要，咱們就以命換命。這位學生說出這個細節，我忍俊不禁，這哪是賣畫，而是這位新四軍老戰士，把賣畫上升到政治高度。

這幾年隨著「開放」的深入，拍賣公司在中國大地如雨後春筍，很多美術作品一經拍賣公司的燈光照射，一經拍賣師和所謂專家的遊說，突然之間價格會猛增，如神話一般進入價格仙境。乖乖，一張宣紙，一塊畫布，能換回幾套房子或別墅，甚至是一個中產階級幾輩子都掙不到的錢。於是，想走捷徑的畫家，如雨後春筍一般，於是想靠造假髮財的畫賊，也如雨後春筍一般，於是想靠「撿漏」爆富，結果買回一堆假貨的人更是雨後春筍。真是江上兩條船，往來名和利。

畫家是藝術家中一直走在市場前沿的人群，它有好處，也有弊端，好處是能為真正的藝術作品找到歸宿，並且能為畫家提供豐厚的經濟基礎。而弊端也是多多，比如公開賣假貨，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商場誰敢賣假貨？拍賣公司為什麼就可以？比如拍賣時自我炒作，把價格喊高，自己再買回來，看似一場鬧劇，其實是在價格欺詐，不了解內情的人，還真以為這東西就這麼貴。

畫家需要潤筆，購者以錢買畫或贈物互換，這都是正常的現象。歐陽修請蔡襄題字，都拿出鼠須粟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和惠山泉水作回報，何況我們這些常人呢？如今是好時代，賣畫能賣出好價是好事，但也不要被這光怪陸離的金錢夢迷惑，陷得太深不利於出作品、出人才。

試想一下，一個稍有小名的畫家，如果他總在琢磨自己的畫也要賣個二萬、三萬一平尺，他還能進步嗎？偶爾想入非非，可能不會影響人生目標，但長時間想入非非，一定會付出代價。

一個畫家，或者說一個藝術家是不能過分看重錢的，握著點金棒，點石成金的人早就死了。唐伯虎也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他中年之前活的瀟洒吧，可就是因為他不停地賣畫，流連聲色，晚年也越來越慘。晚年他仍在畫上題詩，但詩已極為慘淡——

青山白髮老疾頑，筆硯生涯苦食艱。

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

畫家賣畫，就應該像清代詩人江弢叔的兩句詩：

我去尋詩定是痴，詩來尋我卻難辭。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後的藝術家都要面對市場，國外還有多少政府給藝術家發工資？時間是仁慈的，它能使優秀者變得更加優秀，時間也是無情的，它也會讓許多曾經紅極一時的所謂的藝術家變平庸，甚至銷聲匿跡。孟子說：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應該講大義，應該以追求為大任，把目光放得遠些，再遠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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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面前，市場就是個屁

王進玉

經常有人跟我說，希望能給某某畫家寫篇評論文章，並特別補充強調，「他的市場不錯」。似乎一句「市場不錯」，就證明了一切，就是在間接告訴我們他畫得有多好、水平有多高。從中或多或少能感覺到那份對學術的輕視甚至不屑，以及市場與資本對藝術的偏見和傲慢。

每每這個時候，我都會狠狠地回復一句：「只做好市場就夠了嗎？倘若畫家沒有學術地位，作品不具有學術價值，市場再好有個屁用？」

市場當然是有用的，至少可以賺到大把的錢，但市場與真正的藝術無關，與真正的學術以及藝術史無關。的確，當前有很多這樣的畫家，其中也包括一些自稱內行但實屬「門外漢」的畫商、經紀人等，均把市場作為衡量畫家是否成功的唯一標尺。作品有市場，能賣出個好價錢，就認為其成功；作品沒市場，賣不出好價錢，就認為其不成功。奇怪的是，這種觀念並未隨著人們對市場認識的逐漸清醒而有所消減、淡化，恰恰相反，隨著金融、資本等的介入，卻在一天天地加重、蔓延。

而對於很多畫家來講，明明知道過度商業化會對藝術創作產生嚴重的侵蝕，也會大大限制創作自由，明明知道過分市場化很可能會導致思想的低智化、創作的低俗化，卻還是心甘情願地向市場屈服，被資本左右。久而久之，便再也找不到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身上所本該具有的那種感覺和狀態，相反，一開口便是所謂的「車子」「票子」，一出手便是所謂的「套路」「習氣」「行活」「大路貨」，卻仍然大言不慚，美其名曰「個人風格」。

面對這樣的畫家及其作品，越是反映說「市場不錯」，就越要高度警惕。尤其對於學術界，對於有良知的評論家來講，在進行評論之前，越要謹慎，仔細甄別。無論是對畫家的品行，還是其作品的水平，都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然後再做決定，到底值不值得為其做評論、寫文章。當然這裡涉及評論家自身的學術姿態問題。作為評論家，一定要有格調、操守和節制，不能好壞不分、黑白顛倒，甚至有意混淆視聽，毫無原則底線，見錢眼開。

而說到當下的學術界，其實一直都有這麼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即對市場特別火爆的畫家，無論是史論家，還是評論家，他們在進行史料撰寫、學術整理時，都盡量予以迴避。為什麼會這樣呢？

平心而論，目前中國的書畫市場泡沫太大，並非一個正常的、純粹意義上的藝術品市場。過度包裝、惡意炒作、虛假營銷等行為屢見不鮮，甚至已成普遍現象。毫不客氣地講，當下中國的書畫家，無論是其對外的推廣宣傳，還是作品的市場經營等，存在著太多不同程度的虛假操作行為，尤其在市場經營方面水分更大。

作為嚴肅的、公正的、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美術史書寫、學術檢驗，市場因素很難作為其參考的依據。尤其在目前，學術評價體系跟市場價格體系不存在直接或必然的聯繫，舉凡以市場因素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來進行史料說明或學術評判的，都很難令人信服。而只有當中國的藝術品市場真正走向正軌、恢復理性時，市場提供的數據及相關資料等，才會具有可信度。

所以說，對於那些在學術上還未找到位置，作品還欠缺學術性的畫家來講，即便市場做得再好，也沒有用，只能是暫時的，折騰一陣子過後自然就偃旗息鼓，甚至銷聲匿跡了。應該堅信，藝術品的價值體現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學術評判上來，回歸到作品的學術性上來。換句話說，學術價值是基石，是根本，它奠定著藝術品的價值，也最終決定了藝術品的價值高度，並直接關係到能否被寫入藝術史。

明白這一點後，畫家們就要認真考慮，接下來究竟該以怎樣的姿態來進行藝術研究、創作與經營，而不是「只做好市場就夠了」。那些屈服於市場和資本，對學術以及藝術的本體創作等表現出輕視、傲慢或虛偽的樣子的藝術家，只是在暴露出自己的無知以及修養的睏乏，最終將會失去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素養和資格，只能是風光一時。（註：本文作者王進玉，知名青年學者、藝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