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游補記之永和豆漿與如來神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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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的《武夷四美之柳七朱熹》（1），貌似對儒學有所「批評」；但其實並非如此，因為我根本就不懂儒學。所以，比較準確的說法也許是給傳統儒學划了個「範圍」——上不接天，下不著地，中間又不是很有邏輯。
我知道這不全面，至少漏了近現代的新儒學——這次就用幾年前的另一篇舊文把這塊補上。不過說實話，我對新儒學的「了解」比傳統儒學還少；後者好歹我還看過幾頁原著，前者基本就是道聽途說。據此，我覺得新儒學的自我感覺似乎有點太良好了（參見本文結尾部分）；而這，我懷疑又跟上述傳統儒學的「缺陷」脫不了干係。
但還是那句話，這麼說並不代表我否定儒學的價值。畢竟，上不接天、下不著地、沒有邏輯的事多了去了，如果因此就沒了價值，那這個世界上大概就不會有價值這件事了。
我比較擔心的是那個自我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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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永和區與台北市隔新店溪相望，這裡是永和豆漿的發源地，也是「師母」道場的所在地，還是我在台北臨時的「家」。
「師母」就是師父的夫人。除了照顧道場的「師兄」，大家都叫她「師母」，所以我也這麼叫。「師兄」則管師母叫「師父」，因為他跟「師母」修習「止觀」。而我稱他為「師兄」，也是跟著別人亂叫——我連止觀是什麼東東都不知道。
後來「師兄」給我解釋了，說那是一種禪修的方法，先盡量定住，然後再內觀。可我還是不明白，這豈不是要求既靜止又運動？
我雖然什麼都不懂，但「師兄」認為，我能來「道場」必有難得的因緣，所以還想教我練《易筋經》——不過得等他清明掃墓回來後。
這讓我很糾結，因為幾天前高雄街邊的一盆睡蓮，曾讓我想起火雲邪神的暗器。而學了《易筋經》，就能打通全身的經脈；打通了全身的經脈，就能學如來神掌；學了如來神掌，就得保衛世界和平——可我明天還得上班呢。
就算是下了班，我也更願意種蓮花，而不是跟美國搶飯碗。
在北京，我可以把蓮花種缸里；在悉尼，我可以把缸種院子里。
可要拒絕「師兄」，我也覺得很難開口。「師兄」人不錯，雖然素昧平生，但在我到達之前，就幫我收拾好了房間。
不過轉念一想，我就安心了——清明假期要到7號，等「師兄」回來，我已經走了。
第二天一早師兄就回家掃墓了，我睡到11點才起床，磨磨蹭蹭洗漱好，匆匆忙忙趕往「紫藤廬」。
「紫藤廬」位於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因院中的三株老藤得名。當年以自由主義在台灣政治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刊物《自由中國》，其主編雷震與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等人常在此探討哲學與國家大事。在1977年至1980年代，「紫藤廬」為台灣民主運動「新生代」聚會的場所，民進黨美麗島系諸如林濁水、范巽綠等人常在此聚會。阿扁還是台北市議員時也來過這兒。
雖然十分想念阿扁，但我到「紫藤廬」不是為了緬懷他，而是要見素未謀面的Z小姐。
我一直想不出是怎樣的因緣，能讓台北的Z小姐跑到南印度的阿羅新村（聖哲阿羅頻多的道場，一個致力於消滅國家、種族、宗教差別的地方），還住了很長的時間，並因此有機會參與整理徐梵澄先生留在那的書畫文章。現在我忽然有點明白了，那因緣中可能有姻緣的成份——她的男友是法國人。新村雖然頂著阿羅頻多的名字，但聖哲早就不問世事了，新村從一開始就是由來自法國的「神聖母親」打理的，直至六十年後她以96歲高齡辭世。
在新村住過的中國人似乎願意稱「神聖母親」為「院母」。而我這個沒住過的人，更願意用Mother這一英文稱呼——徐梵澄先生翻譯過Mother的著作，名字就叫《母親的話》。前幾年看的時候，覺得那真是一位「神聖母親」所說的「母親的話」。
離開「紫藤廬」，就去台大附近的書店買書。書店雖然都不大，但感覺種類很多，題材很豐富。相比之下，我們這邊的差距，或者叫限制，就顯現出來了。
把幾包書放回永和的道場，就到了晚飯的時間，趕快去拜訪台北的親戚。他們帶我去了一家海鮮大排檔。賣酒的小妹不時殷勤地斟酒、勸酒，推銷本地的啤酒和威士忌。在很大程度上，這彌補了我此次旅行中的遺憾——沒見到傳說中「檳榔西施」，大概是季節早了點。
吃完飯已經是八點半了，我決定從忠孝東路走回永和，因為實在是太撐了。走到「家」已經十二點了。
一進「家」門就發現廚房的燈亮著——難道我忘關燈了？正琢磨著，就聽見「師兄」的聲音：「你回來了。」我心想：要壞，嘴上卻說「『師兄』，你也回來了。怎麼這麼快？」「師兄」說：「過兩天再去。」說著，就從自己的房間里拿出了兩本書。
感謝上帝，不是《易筋經》，而是《牟宗三全集》中的兩本——《中國哲學十九講》和《時代與感受》。拿著兩本書，師兄就開講了。
我以前只知道師父是牟宗三先生的入室弟子，不知道「師母」更是——她曾經侍奉牟先生十八年，直至先生過世。對於一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過博士的女性，這有點令人不可思議。更不可思議的是，「師母」還曾到緬甸跟隨南傳高僧修鍊，從初禪到四禪八定只用了七天，轟動仰光。而此後還有更更不可思議的事情，不過，那就都屬於不可說、不可說的了。
比如，牟宗三先生過世前，「師母」曾在病榻前問：「先生是菩薩駐世吧？」
先生說：「你怎麼知道的？千萬不要……」
可不管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是否菩薩駐世，他精研佛、道則是不爭的事實。所謂「宗三」者，儒釋道三教之宗是也——一切早就在名字里了。
但這還不是全部。在三教之外，牟先生還精通西學，特別是康德哲學——牟先生認為那是西學的巔峰。
我不知道康德哲學是否是西學的巔峰，我只知道自己從十五、六歲到二十齣頭的那幾年，不知天高地厚，時不時跟康德較勁，結果是只記住了《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這三個書名，以及兩句話：1）靈巧的鴿子在空中飛翔，感覺到了空氣的阻力，於是它想，在真空中一定會更加自由吧？2）位我上者燦爛的群星，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後者據說是康德的墓志銘。
記得的雖然少了點兒但已經不容易了。所以，我後來碰都不敢碰康德。
而據「師兄」說，牟先生不僅搞懂了康德哲學，還能將其與儒學融匯在一起， 甚至還看出了西學的死穴——什麼東西一到上帝那兒，就完了，再也不能向前一步。
對於這個「死穴」，我小有體會：牛頓想尋求天體運動的原因，最後只能找上帝做第一推動；量子力學裡有個「玩兒骰子的上帝」；宇宙大爆炸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礎是：敢於對上帝創造宇宙之前的事情說三道四的人，上帝為他們準備好了地獄。即便是對於人自己，基督教的基本信念也是：任何人都需要上帝的拯救，絕不可能靠自己拯救自己。
相比之下，牟先生認為中國的學問——儒學——彰顯了人的自信與尊嚴，比西學要高出一籌。因為，其中不僅沒有上帝，還人人可做聖賢，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佛教更是說「眾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
我當然不敢說牟先生說得不對。但要說他說得對，似乎也有問題。
首先，如果中國人真是這樣想的，那豈不是太不謙虛了，而謙虛可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呀？！反觀西方人，雖然一貫的不謙虛，但在上帝面前，無論是國王，還是乞丐，那豈止是謙虛，簡直就是終極的謙卑。
其次，也是最最重要的，歷史似乎並不支持中國人。不信「神」或自信能成「神」的中國人，與信「神」並將「神」放在心中的西方人比，在現實中不僅相當地沒「尊嚴」，僅有的那一點，似乎也都是拜後者所賜。
不信？把西方傳來的技術、科學、人權、民主、自由等統統拿掉，中國人現在將不僅還要為填飽肚子而努力，女的八成還在裹小腳；男的雖然未必留辮子了，但應該還在給皇帝和各級的老爺們磕頭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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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文中有關牟宗三先生和「師母」的內容均為「師兄」所述。任何錯訛，均由「師兄」負責，與本人無關。
但本人認為，首先，「師兄」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早年留學美國，學習電子工程。他曾當著我的面秀英語，見我聽不明白，又改成法語。其次，「師兄」是個認真的人。在我離開「道場」前的半個小時里，他抓住最後的機會，終於將《易筋經》傳授給了我。
現在，我每天都在努力修鍊，希望能儘快掌握如來神掌。到時，奧黑要是再敢趁我小弟三胖抽風的時候欺負他，我就一巴掌把他拍成非洲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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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連接
1.《武夷四美之柳七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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