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爭端常態化，中美經貿關係向何處前行？

「

中美經貿摩擦走向如何，自由貿易協定又將何處安放？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唐遙教授認為，矛盾、妥協和劇情反轉隨時可能出現在中美經貿關係中；長期來看，中國應做好冷靜應對貿易爭端的常態化的準備。

」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經濟以及最大的貿易逆差，其貿易政策對全球而言可謂舉足輕重。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貿易政策方面保持強硬的姿態，然而在其於2018年3月22日公布針對中美貿易的「301調查」報告、提出對中國價值600億的出口徵稅後，各國股市大幅下跌，顯示了各方對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心理準備不足。

在中國，政府、學界和業界都極為關注此事，就貿易戰的前景及中美經貿關係的走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3月29日，中國商務部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 中方談判磋商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但談判是有原則的，不會接受在單方脅迫下展開任何的磋商，美方依據301調查對中國加征關稅，是公然違反其世貿組織（簡稱WTO）國際義務的。

中美經貿摩擦走向如何，自由貿易協定又將何處安放？筆者認為，在特朗普的任期內貿易赤字會居高不下，由於特朗普個人意志及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他會跳出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框架，採取雙邊談判的手段來爭取利益，導致貿易爭端常態化。展望未來，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將不再是中美經貿關係必然或者常用的框架，矛盾、妥協和劇情反轉隨時可能出現。長期來看，中國應做好冷靜應對貿易爭端的常態化的準備。

1

背景：消費上行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居高不下

美國貿易政策的大背景是貿易長期逆差，而近期逆差很可能維持在較高水平甚至擴大。從20世紀70年代後半段以來，美國在國際貿易方面一直處於逆差狀態，在2006年經常項目逆差相對GDP的規模達到了巔峰（5.8%），近年逆差雖有所縮減但仍然維持在GDP的2-2.5%左右的高位。全球幾個最大的經濟體，歐盟、中國和日本都在對美國的貿易中有大額順差。

美國貿易的不平衡有若干結構性的原因，包括美國的儲蓄率低、國際資本長期凈流入美國等，本文不展開討論，需要強調的是，未來幾年美國貿易逆差可能會維持現有相對規模，甚至擴大。逆差規模難縮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預期特朗普減稅計劃落地以及股市財富快速上漲，美國居民消費在2017年加速，四季度的消費增長率高達4%，為三年來最高值，遠超同一季度2.5%的GDP增長率，儲蓄率降到12年以來的最低點。同時，美國的經濟已經實現充分就業，短期內難以擴大產能來滿足消費的增加，因此消費的增長必然導致進口的增加，致使美國貿易逆差水平居高不下。

2

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實踐：

兌現貿易保護的政策承諾

（一）特立獨行的經濟政策背後是民粹主義

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明顯有別於歷來按黨派套路出牌的多數美國總統，其政策同時包含了共和黨傳統和民主黨傳統的成分。身為共和黨候選人時，特朗普在總體減稅、放鬆管制及給富人減稅的這三個方面和傳統的共和黨政策保持了一致性；同時，他反對原有的自由貿易協定，支持大量增加基礎設施建設，保護退休人士的福利以及對托兒費用提供稅務減免，這些又是民主黨傳統的經濟政策。

表面上看，特朗普政策一以貫之的訴求是美國利益優先、讓美國重新變得強大，但具本質往往是民粹主義，意在爭取不同的細分選民群體的支持。2016年，特朗普選擇在底特律這座嚴重衰落的城市揭曉自己的經濟方面的競選綱領，正是為了強調美國經濟復甦中不足和不平衡的方面，旨在尋求中下階層選民的支持。其中，反對現有的自由貿易格局是吸引部分民眾支持的一項重要政策。

（二）特朗普為何對貿易持負面態度

在2018年秋季國會選舉戰的重壓下，共和黨上下團結起來在2017年末通過了稅改法案，然而，長期保持非主流政治家本色的特朗普未能有效調動共和黨內各種力量，在推行其國內政見方面遇到很大困難。與這種困難局面相比，在貿易政策方面，特朗普的施政行為則相當有效地兌現了其競選承諾。傳統上美國的貿易政策流程是由國會授權總統制定貿易政策和談判貿易協定，然後再由國會討論批准總統提交的貿易協定，因此總統在貿易事務上有很大的裁決權，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推進頗為順利。具體的動作包括退出TPP、就修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新一輪談判、徵收鋼鋁進口關稅、根據301條款對中國出口進行調查。

在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方面，特朗普雖未按競選承諾宣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但之後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一直在加劇。對於其他的經濟體，特朗普強烈批評歐盟的貿易政策極為不公平，強烈希望和日本重新展開雙邊貿易協定談判，在評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重新談判過程時聲稱如果沒有進展就終止這個協議。

縱觀特朗普在競選前的表態和上任一年後的實際行動，筆者認為特朗普對貿易政策的態度是明確和一貫的，拒絕在WTO框架下深化自由貿易，不熱心推進TPP這樣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轉而選擇通過關稅威脅和重新談判等手段為美國謀取貿易方面的利益。

至於特朗普為何對貿易持負面態度，目前西方觀察家和媒體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釋。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幾個：

其一，特朗普的本意如此。從競選過程和過去一年的執政中可以觀察到現年72歲的特朗普缺乏了解具體政策細節的耐心，更多依賴經驗和直覺，因此他對貿易的懷疑態度很可能會持續下去。

其二，特朗普認為貿易保護是重要的競選承諾，無論相信其合理與否，需要兌現。

其三，特朗普在經濟政策方面缺乏專業的團隊，內閣也沒有經濟學家的位置——而絕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是支持貿易的，在2018年3月，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辭職、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被解職，特朗普的身邊支持自由貿易的聲音就更少了。

其四，在面臨通俄門等國內困擾、且和新聞界關係不佳的情況下，特朗普可能主動選擇通過在貿易方面的行動來直接鎖定他的支持者的關注焦點。

3

政治社會環境：

孤立主義得到更多支持

在蘇聯解體後，美國及其盟國直接或者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組織間接對外輸出「華盛頓共識」這一攬子政治和經濟政策，包括推行自由貿易。柯林頓以來的數任美國總統，無論屬於哪個黨派，都著力推動多邊協定框架下的貿易自由化，和更多的國家簽訂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然而，拋開美國從推動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可能獲得的政治利益不談，經歷了20多年的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後，美國的貿易逆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同時，製造業就業繼續下滑，帶來了貧困、收入差距擴大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在2014年前後，美國社會逐步開始反思「冷戰」結束後美國貿易自由化和對外擴張干涉的政策，孤立主義的思想再次抬頭，部分人士希望美國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包括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減少參與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等。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思想在美國兩黨都得到了相當的支持，除了特朗普，在民主黨初選中頗受歡迎的桑德斯也對自由貿易持尖銳的批評態度。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受歡迎程度反映了不少美國民眾對自由貿易持有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部分民眾對國際貿易的負面態度亦有其合理的原因，因為雖然貿易整體上可以增進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利益，但美國缺乏一個有效的機制來補償在貿易中受損的企業和勞工，貿易帶來的傷害在局部尤其突出。

4

貿易保護的後果：

短期內美國未必受到重大損失

在初級的國際貿易理論中，增加關稅、實行貿易保護必然會損害本國的利益。原因是，增加關稅可提高稅收收入及本國企業的利潤，但也導致消費者的支付價格上升和消費數量下降。兩者相比，消費者的損失會大於前面兩項好處。基於這樣的理論，限制貿易肯定會招致消費者和零售商反對，遊說政府回到支持自由貿易的政策上來。

然而，由於經濟體量大，美國有可能在雙邊談判中通過壓制對手來獲得經濟利益。例如，小的經濟體無法影響美國國內的商品價格，因而在面臨關稅上升時不得不自行降價以求產品在美國市場保持競爭力，導致美國消費者面對的進口品價格大體不變、損失不大。同時，如果關稅收入以及本國企業增加的利潤足夠高，美國整體的經濟利益可能保持不變，甚至上升。在實踐中，2018年3月26日美國迫使韓國為了獲得鋼鐵關稅永久豁免調整了6年前簽訂的雙邊貿易協定。在和加拿大及墨西哥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過程中，也可能借其經濟體量的巨大優勢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作出實質性的讓步 。如果美國通過威脅和談判獲得足夠多的好處，國內的利益受損者未必有足夠的力量推動美國恢復更加自由的貿易政策。

此外，特朗普政府一貫強調重振美國製造業，除了推行稅改以及阻止企業到境外投資，貿易保護也是美國加強製造業的一些列措施之一，能夠在短期和中期內提振製造業就業，給美國帶來可見的經濟利益。

5

分析和展望：

冷靜應對貿易爭端的常態化

由於美國持續存在較大的貿易逆差，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很難避免。柯林頓時代以來推動的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並未能改善美國的貿易狀況並給美國帶來顯著的利益，因此特朗普及其他美國政客提出要重新審視美國的貿易政策。由於逆差近期無法縮小，總統傾向於干預貿易，社會缺乏強大的反對貿易保護的聲浪，加上貿易保護近期不一定明顯損害美國經濟，筆者認為特朗普會繼續在雙邊談判的框架下爭奪貿易利益，貿易爭端會常態化。

特朗普政府的策略首先是弱化WTO的功能。在態度方面，WTO部長會議上發表負面意見，在實際運行層面美國通過阻止WTO上訴機構的人員任命來降低WTO運行的效率。如果WTO運作變得低效，投訴無門的國家只能被迫跳出這個框架和美國進行談判。同時，特朗普任命了里根時代的副貿易代表、以強硬著稱的羅伯特·萊特希澤擔任貿易代表，四面出擊。

在貿易談判中特朗普政府的特點是，先施加極大壓力然後在尋求談判突破的機會，例子有三。

一，在2016年美國等12國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然而在2017年1月特朗普宣布退出後TPP。餘下的11個國家經過數月的談判，在2018年1月宣布達成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議(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這11國的GDP佔全球GDP的比重是13.5%，而美國的比重是24.5%，因此11國歡迎美國重新加入來壯大這個協議覆蓋的市場，他們在現行的CPTPP協議中凍結了美國原來主張的20條條款，預留了美國回歸的空間。2018年1月26日，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可以加入一個對美國而言顯著改善的TPP。一個月後的2018年2月27日，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進一步表示目前美國和TPP其他成員國在進行高層次的接觸，探討美國重返TPP需要哪些條件。

二，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聲稱如果不能重新談判，就要徹底廢止該協定。2017年在特朗普上任後，加拿大和墨西哥立即表示願意與美國談判。有意思的是，CPTPP協議11國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到目前這兩國和美國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行的多輪談判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其他相關各國都關注這一談判，因為談判結果可能會釐清美國重返TPP的條件。

三，在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徵收對鋼鋁進口的關稅，然後又給予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韓國和巴西臨時豁免，期限為2018年5月1日。如前文所述，在同意修改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後，韓國的臨時豁免變為了永久豁免。目前，未獲得豁免的日本表示抵制美國利用經濟力量差在雙邊談判中謀利的想法，表示要避免重新和美國進行雙邊貿易談判。

在美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中，美國顯然也使用了此類先加高壓再談判的戰術。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目前中美之間的經濟摩擦有更加深層次的長期原因，即中國的經濟實力正迅速迫近美國，美國作為領先者則力圖守住領先優勢。歷史上，在日本經濟飛速進步的時期，美日的貿易摩擦橫跨了1960、70和80三個十年，體現的是兩國經濟實力對比迅速變化過程中的調整和矛盾。因此特朗普特立獨行的政策只是目前中美經貿矛盾的一部分，可以預見未來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會超越特朗普的任期。另一方面，雖然特朗普超脫WTO等多邊貿易協定的做法讓國際經貿局面變得更為複雜，談判的動機和空間一直存在。

日本在1980年代在貿易和匯率政策上受制於美國的歷史值得我們仔細研究，但是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潛力遠在日本之上，理應有不同的道路。日本的人口總量始終不及美國的一半，限制了其經濟體量，加上以及二戰後的政治軍事安排，日本在與美國的經濟角力中一直難佔上風。對於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中國來說，時間是我們的朋友。長期中，我們要做好不斷和美國談判的心理準備，一邊爭取和其他國家一起維護自由貿易的大趨勢；如果中美能回到WTO的框架下是好事，跳出WTO之外，也應據理力爭；同時，我們要清楚意識到中國經濟的遠大潛力，面對中美經貿中長期存在的矛盾既不鼓噪強勢對抗，也不自我懷疑，而是沉著應對，努力尋求最大合作和互利的空間。Keep calm and carry on.

唐遙博士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副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青年學會成員。他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09到2017年在美國的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任教並取得終身教職。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和中國企業戰略。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