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 | 鬥爭&合作，中美建交的歷史
原標題：重溫 | 鬥爭&合作，中美建交的歷史
● 朱永嘉
最近中美關係的新動向
春節期間，在美國眾參兩院發生的兩件事值得我們注意，一件是美國當地時間2月13日，六家美國情報機構的頭頭同時被召到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參與聽證，詳細彙報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威脅。在美國歷史上，只有當國家面臨迫切的重大威脅時，國會才能持續開會討論美國對外戰略問題。這六家情報機關的頭頭分別來自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家安全局、國家情報局、國防情報局、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我們還沒有看到他們所講的中國對美國戰略威脅的具體內容，媒體公布的僅僅是聯邦調查局頭頭稱：
在我們的通信網路中，我非常擔心，由外國政府所控制的企業或實體與我們秉持不一致的價值觀，從而導致我們的政府權力被外部掌握。
具體是指責中國中興和華為的產品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不推薦美國公民使用中國公司生產的產品。事實上中國中興與華為的產品在美國市場所佔的份額不高，如華為只有0.5%，而美國產品，如蘋果手機在中國市場所佔份額很高，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戰略威脅的感覺。當然，這些情報機構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彙報的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威脅不僅僅只有這一點，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相比起來要複雜龐大得多。
美國當地時間14日，擬任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現任美軍太平洋司令、海軍上將哈里斯被召到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他毫不掩飾地直指中國現在就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他還挑戰中國在對台關係上的一中原則，攻擊中國的南海戰略，聲稱中國近年來的軍事技術發展已經對美國安全構成全面威脅。哈里斯在發言中，渲染了中國發展高科技戰略武器方面令人擔憂的進展，特別對中國推進研發高超音速武器表示強烈擔憂，認為在這方面「中國已超過美國的研發進度」。他還提到中國過去兩年和未來三年內建成的現代化軍艦，超過全世界的總和。
這位美軍高官，還曾挑釁地說，美軍太平洋武裝力量面對中國的威脅，「做好了今夜就戰」的準備，他在這次眾議院聽證會上表示，美國應該協調所有部會，視中國為美國的敵手制訂全面一致的政策，因為中國現在對美國的威脅達到了應當如此重視的程度。他說，中國是有步驟地運用其軍事與經濟力量來侵蝕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美國必須立即拿出強有力的應對措施。
這是美國兩院在中國春節前夕的兩個委員會聽證會的內容，實際上這些言論，特別是哈里斯的言論並非首次提出，在奧巴馬時代，希拉里鼓吹的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特朗普的國情咨文也把中國作為美國的戰略威脅，哈里斯只不過說得更為露骨一些，這反映了華爾街的政治傾向。索羅斯不是把阿里巴巴的股票都拋光了嘛，中國的互聯網金融很難進入美國的市場，對中興與華為的限制不僅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而且是戰略上敵視中國的組成部分。
能不能說這是美國一部分上層人士對中國的誤判呢？這確實是誤判，中國的對外政策始終是「不稱霸」，中國沒有與美國爭奪霸權主義的地位，但是美國統治者本著其霸權主義立場，從美國華爾街金融集團和軍火商的需要來思考，必然將中國的發展視作對美國的威脅，這樣在觀念上的分歧，很難靠言辭來說服他們，因為這一切完全出於他們的本質屬性，美國統治者在二戰結束以來，幾乎是一以貫之的。問題是他們不僅是如此說，而且也是這樣做的，就在最近，美國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空母艦闖入了南海，以此宣揚美軍在這裡行動，其目的是為了向中國發出明確信號。卡爾文森號橫穿南海以後，將於3月份訪問越南的峴港。英國也宣布要派出一艘軍艦巡航南海，以示對美國的支持。美國水兵發現中國有一艘驅逐艦在目視範圍內跟隨監視美國航母艦隊的活動。
另一件事是印度總理莫迪到印軍非法佔領下的中國領土藏南地區活動，接著美國對中國進一步加強貿易戰。美國時間2月16日，美國商務部向特朗普政府建議，對自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製品實施關稅和配額等進口限制措施，在此之前特朗普親自下令，動用201條款，對進口洗衣機和光伏產品加征保障性關稅，這些都是最近一個時期，包括春節期間，來自美國執政當局對中國的言和行。從美國傳來的這些信息表明，這不是認識上誤判與否的問題，而是有意識地對我們進行一種試探，也是一種鬥爭的方式，他們能做多少，能做到什麼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他們是要看看我們如何回應的態度再作打算的。那麼，究竟怎樣認識美國執政者的這些言和行？這其實是美國霸權主義者色厲內荏的表現，我們不妨看看毛主席當年如何回應他們種種挑釁的，還是可以作為今天有益的借鑒。
建國前夜毛澤東如何認識和處理中美關係
我們先重新溫習一下，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夜，美國國務院在1949年8月5日發表的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在7月30日致杜魯門的信，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就美國的這兩個文件，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和《別了，司徒雷登》這兩篇文章，如今認真讀一下這兩篇文章，對我們今後如何認識和處理好中美關係的問題是有益的。
先說艾奇遜敘述的美國當時對華政策可能有的三種選擇，艾奇遜說：
「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乾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裡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毛澤東分析：
為什麼不採取第一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裡強姦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里，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裡收復過來的地區里，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那麼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也就成了：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實際上美國人並沒有放棄艾奇遜所說的第三種政策，那就是後來他們對台灣的政策，朝鮮戰爭開始以後，他們就封鎖中國，讓第七艦隊來保護台灣，把國民黨政權保留在台灣，以抗衡大陸中國的存在，直到現在，他們這個政策還沒有變，而且扶植台獨勢力，妄圖分裂中國。
除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這篇文章外，在那一年的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澤東還一口氣寫了四篇文章，分別是《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以清算艾奇遜這篇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有關中美關係歷史的白皮書，從思想和政治上清算了長期以來美帝國主義侵華政策，在國內清算了長期以來盛行的親美、恐美的思潮，真正肅清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抗美援朝戰爭與美國對中國大陸封鎖，以及長期敵視中國的政策，中美關係有某種意義上的鬆動，那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事了。
1972年到1975年毛澤東主導下的中美談判
五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美蘇冷戰時期，中蘇之間分歧愈演愈烈，到了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蘇之間的矛盾到了劍拔弩張的狀態。而美國在越南戰爭陷於泥坑，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尼克松執政時，希望利用中蘇矛盾，同時從越南戰場脫身，在這二個因素的影響下，美國不得不有求於中國。於是在1972年才有打開中美關係僵局的尼克松訪華，才有那一年2月27日，中美雙方在上海就《聯合公報》達成協議。那個協議的最後談判是在上海錦江飯店南樓完成的，協議的簽署是在錦江小禮堂。公報中有這麼幾段話：
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係中實行這些原則。
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這個公報就是中美關係必須共同遵守的準則。那麼有了這份中美兩國在上海簽署的聯合聲明，中美關係就萬事大吉了嗎？事物總是不斷在矛盾鬥爭的過程中發展的，有矛盾，有鬥爭，也有妥協，只是表現的形式有一些變化而已，不說長遠，七十年代的中美關係就是如此走過來的。這份公報是1972年2月29日簽署的，我們不妨根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看一看那個時期毛澤東關於中美關係及世界形勢和矛盾發展的論述，這可以啟發我們對現實問題的思考。
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一行又一次來華訪問，周恩來同基辛格就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和共同關心的問題，舉行了五次限制性會談，中間毛澤東聽取了周恩來的彙報，並召集了一次與周恩來等一起討論，24日中美雙方發表公告，一致認為1972年2月《中美聯合公報》所擬議的這種磋商是有益的，繼續這種磋商是可取的。
7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人，議論了一次國際形勢，毛澤東在會議上指出：
西方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想德國向東，不使它向西，現在包括美國、英國、法國、西德都想推動蘇聯向東，推蘇向華，西方無戰事就好。我講過多次，中國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的，但現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難，過去可以，過去清朝、北洋軍閥、蔣介石的時候都可以。（按：現在中國統一了，他們找不到代理人，所以都只能以文的一手，也就是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艾奇遜所講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個人主義者身上，可以讓美國牽著中國鼻子走，這個政策美國始終沒有變化）
「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不過我也不相信會打，但準備打。蘇聯原來搞威脅，威脅不靈，威脅不搞了，只搞演習，如果真要打就不搞演習。」
「我的看法，蘇聯是聲東擊西，口裡是講整中國，實際上是向歐洲和地中海。有個英文刊物叫《新聞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筆賬，說蘇聯是整歐洲的，它在歐洲那邊，包括在東歐駐紮的部隊，有九十一個師，國內靠西邊的有八十個師，對中國這邊不過四十多個師。」
所以從毛澤東這個估計，美國所以要改善中美之間的關係，是利用中蘇矛盾，藉以牽制蘇聯罷了。我們改善中美關係的目的，在那時條件下，是為了盡量避免兩面作戰。說到底，大家還不是都想坐山觀虎鬥，看誰的技巧更高明一些。這是毛澤東當時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在這個判斷下處理國際關係，毛主席當時對形勢的判斷和所作戰略選擇，現在看來還是正確的，當然美國有他們自己的打算。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中央批語說：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大好，各級領導同志要謙虛謹慎，不要因為勝利就忘乎所以。（按：這一點非常重要，往往在勝利的時候，就會出現驕傲自滿、忘乎所以的情緒，這往往是我們容易犯錯誤的時候）
毛主席講了《明史·朱升傳》的歷史故事，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麼辦。朱升說：『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採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利。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內外大好形勢和我們所堅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立場，毛主席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更加具體化了。」
我記得這個中央批示是周總理自己寫的。12月下旬，毛澤東就要我們注釋《明史·朱升傳》上送給他，1973年的《新年獻詞》便發表了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1973年的2月1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會見了越南的黎德壽和阮維楨，《毛澤東年譜》記載毛主席對他們說：
你們過去總是講美國人頑固得很。我看美國人不那麼頑固，沒有料到居然談出這樣一個協定，聽說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事實上承認自己失敗了嘛。它頑固不下去，早已是這樣。至於美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按：這句話出自《紅樓夢》第二回：「古人有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毛澤東的講話中，慣於使用《紅樓夢》中具有生動哲學意味的語言）
那個時候，我們有些朋友們不理解為什麼我們要請尼克松到北京來。美國困難大得很，別的地方緊張起來了，它一定要使東方有個緩和的局面才能夠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國內，放在歐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這個。他們天天講平衡，而這個世界就是不平衡，整個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講從實力地位出發，實際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為在這個地方實在吃虧，再呆下去不好辦，再就是別的地方緊張。現在基辛格要到河內，聽說是要談正常化。所謂正常化，是要承認你們，建立外交關係嘛。他這次先到你們那裡，再到我們這裡，也是要講正常化。我們這個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麼容易啊。他這裡這位老朋友就叫蔣介石，他要保他。
談到《巴黎協定》簽訂後的越南形勢時，毛澤東說：
暫時休整一個時間，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產黨就是不贊成啊，說最好你們再打下去，沒有喘息的時間。這種話，就是不好聽，不好相信了。並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阮維楨說：
現在確實需要有一段休整時間，解決結束美國捲入的問題，然後再回過頭來解決政治問題。
毛澤東說：
對。只能是這樣的方針，列寧從前就是這麼做的。列寧那時候比你們弱得多，那時候有個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對同德國人妥協。列寧跟德國訂布列斯特和約，那時候蘇維埃剛取得政權，也看到德國要垮了。美國整個垮還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紹垮，那是可靠的啊。一兩年之後或者什麼時候，所謂一段時間，阮文紹要垮。我看將來還是多搞鄉村和中小城市，讓阮文紹把大城市佔領了，讓他被陷在那裡，分散之，然後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後來事態的發展正如毛主席的預料。
2月15-19日，基辛格訪問中國，15日下午，周恩來同基辛格會談，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周恩來開會，16日下午周恩來同基辛格會談，晚上毛澤東在住處聽周恩來彙報會談情況。
2月17日，晚11點35分至次日晨1時15分，毛澤東在住處會見基辛格，周恩來在座。（按：年譜幾乎全文照錄了這次二個人的對話，仔細分析，可以知道毛澤東對基辛格的講話，幾乎是句句針鋒相對，毛澤東已經看透了這次基辛格訪華的背景及其意圖）
基辛格說：我們同別的國家從未像同你們這樣開誠布公和誠實地談話。
毛澤東說：不要講假話，不要搞鬼。（說明毛當時不相信基辛格這次來華要說的話，接著表示我們的態度）你們的文件我們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裡試試看嘛，我們也不搞竊聽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動作沒有用，有些大動作也沒用。（按：換一句話說，你們別在我們面前搞什麼陰謀詭計，無論是明裡暗裡都不起作用，我們是光明正大的）你們的事情幹得好，到處飛，你是燕子還是鴿子？（按：燕子是戰爭的象徵，中國有一句老話，燕子低飛，天要下雨。鴿子是和平的象徵。可見毛澤東對於基辛格這次來華究竟為美國擔負什麼樣的使命，是打一個問號的）越南問題可以算是基本解決了。
基辛格說：我們感覺是這樣，我們現在需要一個走向平靜的過渡時期。
毛澤東說：我們也需要嘛。你們總統坐在這裡講的，我們兩家出於需要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攜手）。
基辛格說：我們雙方都面臨同樣的危險，我們可能有時不得不運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標相同。
毛澤東說：是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有時候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你們總統說是叫「思想力量」的影響。就是說：「共產黨去你的吧！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按：這是說中美之間的握手是有界線的，二個國家二種制度的矛盾是客觀存在，沒有必要去掩飾它）
談到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時，毛澤東說：我們希望你們跟歐洲、跟日本合作啊。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談過，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按：這實際上是說美蘇的矛盾和鬥爭，便在這一條橫線上展開）
基辛格說：我們的觀念十分相似！
毛澤東說：你們西方歷來有條政策，兩次大戰開始，都是推動德國打俄國。
基辛格說：推動俄國打中國不是我們的政策。
毛澤東說：我正要講這句話，是不是你們現在推動西德跟俄國講和，然後又推動俄國向東進，我懷疑整個西方有這麼一條路線。向東，主要向我們，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們，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按：這裡毛澤東把話點穿了，後來毛澤東講過美國是踏著我們的肩膀到蘇聯去，然後把矛盾引向東方。可見毛澤東與美國人打交道留了一份心思，歷來不相信他們嘴上說什麼，而是看他們背後的動機和目的。談話要把問題點穿，在國與國關係上打不得一點馬虎眼，嘴巴上的漂亮話沒有用）如果有什麼俄國人打中國，我今天對你講，我們的打法是打游擊，打持久戰。他要去哪裡就去哪裡，讓他去歐洲和你們以為這一下子可好了，總希望這股禍水到中國那裡去哩。世界上的事難說啊，我們寧可這麼想比較好，從壞處想。
基辛格說：如果進攻中國出於我們自己的原因，我們肯定也會反對他們的。
談到中美貿易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總統現在又好像要把中國的長城搬到你們美國去（指關稅壁壘——編者注。按：現在特朗普正在這樣做呢。這次美國計劃開徵鋼鐵和鋁製品貿易的關稅，實際上受損的主要還是加拿大和西歐那些盟國，當然，對中國也有影響，但有限。世界貿易上的矛盾還在西方，不在東方，這一點我們要看得清楚。我們的方針仍應是「坐山觀虎鬥」。中國有一句老話「損人者必害己」，所以耐心地看吧，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別人憐憫的基礎上，說到底打鐵還需自身硬嘛）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現在可憐得很嘍，要逐步發展。
談到民族包容性問題時，毛澤東說：中國人排外得很，你們可以容納很多民族，我們中國沒有幾個外國人，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你們研究一下吧。
基辛格說：這是因為歷史上你們同外國人打交道不幸運。
毛澤東說：有這麼點理由，恐怕過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國聯軍，後來是日本人侵略中國十四年，佔領大部分領土。現在我們對日本人，不要它賠償，他們賠不起。（周恩來：一賠就要增加人民負擔）也只有這樣，人民之間才能由敵對變成和緩。（按：日本在安倍統治下，變得敵視中國了，日本如果沿著這條錯誤的方向走下去，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這次基辛格訪華產生的一個結果，雙方互設聯絡處，美國在北京、中國在華盛頓分別設立，這也是美國當時處理國際鬥爭的需要。
4月20日，毛澤東在住處會見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在談話中，
「埃切維里亞說：現在世界有條件可以開始過和平的日子了，你不這樣認為嗎？毛澤東說：我認為不是這樣，要打，天下大亂。你說，我們跟美國沒有建交，吵了二十幾年，尼克松為什麼到這裡來啊？就是他那個事不大好辦了，要找我們啊，然後跑到莫斯科去，壓蘇聯一下。他自己不承認。今年二月，基辛格來，我就跟他說了，他說，不是。我說，你們踩了中國人的肩膀跑莫斯科，你看，那麼一個大國，打朝鮮沒有打勝，打越南也沒有打勝。現在算是和了，又是吵得一塌糊塗，還是要靠美國人民。（按：這一段話，反映了當時毛對中美關係的認識和估計，什麼事都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美國是利用當時中蘇矛盾，以強化自己對蘇聯談判的地位和力量，檯面上的那些好話並不可信，一切都建立在實際的利害關係上，基辛格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一個政治掮客而已）
1973年6月24日，《毛澤東年譜》記載：
毛澤東閱周恩來本日報送的外交部六月二十二日關於建議周恩來就蘇美簽訂該協議會見布魯斯的請示報告，報告說：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二十日緊急約見我外交部負責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來信的副本（正本已於六月十九日由基辛格交給黃鎮），並提出希望周恩來接見的請求。尼克松來信，主要向我國解釋美國擬同蘇聯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的理由，表示希望我國表達反對該協定的意見的方式，不要使美國政策「複雜化」。毛澤東閱後，讓王海容轉告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與資聯合常忌鬥爭」（按：這句話的意思，是講聯合時，不能忘了必要的鬥爭。毛主席這句話非常重要，從那時以來，這麼多年的經驗，你要與美國講友好、講團結，而他非要把戰略方向東移，搞印太戰略。感謝美國這個反面教員，有他們的不斷挑釁，才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一些。現在有一些公知，一股勁兒想當美國的奴才，結果美國那兒對這些軟骨頭根本還看不上眼呢）
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於二十五日會見布魯斯，提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歷史表明，簽訂這類協定是靠不住的。（按：最近美俄在核軍備上的兢爭，不正是證明這些協定靠不住嗎？問題還是出在美國人身上，特朗普帶頭重搞核軍備競賽，難怪普京要回擊了）
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我們不喪失立場，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許多空話，不如做一件實事。二十六日，毛澤東看過周恩來同布魯斯談話要點後，當晚讓王海容、唐聞生轉告周恩來，「這才腰杆子硬了，布魯斯就舒服了。」（按：從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這件事，看毛澤東對2月間基辛格來訪的談話，還是把問題看得很準確，與墨西哥總統的談話，把問題說得更透徹了。國際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始終是利害關係，那個防止核戰爭的協定，靠不住的。現在美國不是仍在進一步發展核武器嗎？川普這一年起勁發展美國的核軍備，這也是美國軍火商的需要。美國的「通俄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美國一個國家要主宰世界，這怎麼可能呢？目前特朗普的政策四面樹敵，以後美國霸權主義的日子會越來越難過。美國優先不是說明美國的強大，而是顯示出美國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毛澤東年譜》記載：
1973年7月1日晚上，毛澤東閱外交部六月二十八日編印的內部刊物《新情況》第一五三期刊登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基本看法》一文，該文分析了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的世界形勢，認為美蘇會談所表現出的特點是「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2日，毛澤東讓王海容向外交部的核心小組轉達他對該文的批評意見。
7月4日的晚上，毛澤東與張春橋、王洪文談話，毛澤東說：「你們倆位是負責起草十大報告和修改黨章的，今天找你們來談幾件事，大概你們也知道吧？美蘇兩家開了二次會，外交部有一個什麼《新情況》，先說大事不好，一說欺騙性更大。又說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意見，不相聯繫，對於越南問題，有人說美國戰略重點東移，還說西移，你們討論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點吧。經常吹什麼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忽然來了一個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
7月5日，閱周恩來本日報送的外交部核心小組7月4日給毛澤東、周恩來的檢討報告和周恩來3日關於《新情況》問題給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來給外交部信中說：「你們和美大組沒能認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寫了那個不對頭的《新情況》（一五三號）。我應對此事負主要責任。在美蘇會談後，我們沒認真研究討論一次。希望你們也應以此為鑒，發揮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會來交換意見。外交部的檢討報告說：這次錯誤地認為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導世界的氣氛更濃』，說明我們形勢的看法是右的，對如此大事，核心小組沒有認真討論，決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一定要抓緊大事，認真研究問題，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
11月10日到14日，基辛格又一次訪問中國。11月10日，晚九點半，周恩來和葉劍英同基辛格會談。十時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聽取周恩來等彙報會談情況。在11日晚上，毛澤東在住處聽取周恩來本日下午同基辛格會談情況彙報。
11月12日，下午五點至八點，毛澤東在住處會見基辛格，周恩來、基辛格在座。
當基辛格說目前中東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時，毛澤東說：「統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夠。我們現在跟你們有一點不同，我們什麼問題都擋回去。你們是打中國式的太極拳，我們是打少林拳。你們總是說，我們自己也這麼說，你們跟我們的觀點差不多一樣，就是蘇聯要打中國，有這個可能。」
基辛格說：「我們認為現在有更大的現實可能性，他們特別要摧毀你們的核能力。」
毛澤東說：「我們的核能力只不過只有蒼蠅那麼一點，一個國家要興起來，短時間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說：「我們認為，如果出現這種事情，將會對我們大家都產生嚴重後果，所以我們決心加以反對，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
毛澤東說：「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麼多方面，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總共只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要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歐洲、中東讓給它，它才放心。比如蒙古，它就駐了兵。我的意見，這個蘇聯野心很大，就是歐洲、亞洲二個洲都想霸佔，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夠，困難很大。」
說到台灣問題，和中美建交問題時，毛澤東說：「要把美國跟我們的關係問題，同我們跟台灣關係問題分開。只要你們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我們兩國就可能解決外交關係問題，就是說，像日本那樣。至於我們跟台灣關係問題，那就複雜了，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麼死，那麼著急幹什麼呢？至於你們同我們的關係（指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編者注），我想不要一百年。你們如果有需要就辦，如果還不行，就推遲下去。」
基辛格說：「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我們是要同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我們的困難在於，不能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但是我已告訴總理，我們希望在1976年期間完成這個過程。」
毛澤東說：「這個問題不是一個什麼重要的問題，整個國際問題是重要問題。」
最後，毛澤東說：「有一個問題想說一下，我相當懷疑你們那個民主黨，如果登台會搞孤立主義。」
基辛格說：「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我認為目前在知識分子和一些民主黨人中，有孤立主義傾向，一是要從歐洲撤軍，二是在挑釁面前不願採取迅速而殘暴的行動。」
毛澤東說：「所謂殘暴就是指打仗吧？」
基辛格說：「如果受到蘇聯的進攻，我們將進行戰爭。」
毛澤東說：「打仗也不是打原子彈，打原子戰爭我們也不贊成。你們兩家打原子戰爭，我也覺得不太好，要打，你們去打常規武器好了，原子彈，核武器，那個東西放到核武器庫，不要動，嚇人的呢。」
（按：這次談話基辛格是講蘇聯攻擊中國，美國不會支持，說到底是把禍水向東推。毛澤東是把禍水向西推，中國不用你們來幫什麼忙，還是當心自己與蘇聯的矛盾，要打你們去打常規戰爭好了。這些年來，美國確實在中東打了好幾場常規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後來的莫麗華革命，打利比亞，打反恐戰爭，現在還在敘利亞打混戰。看來美國人拿不出多少軍隊，即使戰爭打贏了，也很難收場。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都成了爛攤子。在阿富汗，他們要撤軍也困難，成了消耗美國國力的無底洞。美國打常規戰爭的能耐大體就是如此，它的規律只能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但現在還沒有滅亡，它還要搗亂下去，只要它不能從中東脫身，美國不會有什麼好日子過的。特朗普當選以後，出國訪問首先到沙特，沙特與卡達的矛盾是特朗普挑起的。接著訪問以色列，挑起以色列與伊朗的鬥爭，挑起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矛盾。搗亂的結果可以幫助美國的軍火商擴大市場。特朗普所謂的美國優先，其本質就是如此。在敘利亞，美國人沒有干過一件好事，支持反對派挑起內戰，打代理人戰爭，在敘利亞產生的難民危機，根子是在美國霸權主義身上。世界矛盾的焦點仍在中東，在歐洲。蘇聯的解體，鬥爭並沒有中止，美國的進攻反而加劇了，不停地搗亂，就是美國霸權主義這個角色最本質的特徵）
11月14日，中美雙方發表基辛格訪問中國的公報。（按：公報當然是談判的結果，但是僅看公報是不夠的，更多的內容是在雙方唇槍舌劍交鋒的過程，不看這次談話的記錄，是無法了解這次公報背後的本質和矛盾衝突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有鬥爭也有妥協）
在思想觀念上要認清霸權主義的本質
說到底，霸權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這個基本觀念，到今天我們也不能變，變了要吃大虧的，必須堅持這個立足點，不僅現在，而且若干年之內，都不能變，蘇聯吃虧就是在這一點。這對我們今天分析認識形勢是非常有益的。
美蘇爭霸，蘇聯失敗了，美國對俄羅斯還是不依不饒地步步緊逼，結果逼出一個普京來，變成美俄之間對抗。中俄關係與過去的中蘇關係不同了，美國的霸權主義是我們共同的對立面，這一點美國頭腦很清醒，他們是把中俄作為他們的戰略對手了，在霸權主義的觀念中，根本沒有什麼合作共贏的問題，還是滿腦子的零和遊戲，有這麼一個龐大的反面教員在教育我們，這還是一件好事，可以幫助我們保持頭腦清醒，這裡還是一個誰戰勝誰的問題。
當然場面上講的是另一番話，在實際生活中矛盾的焦點還是在中東、阿拉伯世界，反恐問題的焦點在那兒，難民問題的焦點在那兒，美俄不僅在中東，而且在黑海較量，阿拉伯世界兩大派的鬥爭，背後有美國的影響，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問題，根子也在美國身上，嘴上的世界和平，實際上這些年來這些地區戰亂不斷，世界矛盾的焦點還是在那兒。美國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往那兒跑得最起勁，還有土耳其插手敘利亞庫爾德武裝的事，總之那兒是一片亂局，把美國的精力耗在那兒了。
美國霸權主義的手伸得太長了，往往顧了西邊，顧不了西邊。這兩天看到新聞報道朝鮮金正恩將與特朗普見面，事實上這還會有很多變數。從奧巴馬、希拉里講戰略重心東移，特朗普講亞太戰略，想把中國作為敵對勢力，不斷在中國周邊挑起事端，實際上既反映了他們的敵對情緒，又顯示他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也只能在貿易上對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在中國的周邊打幾下邊鼓，他們已沒有多少力量直接來跟中國做大規模的較量了。
總的來看，對中國他們目前還起不了大的風浪，他們不是不想，而是由於戰線太長而力量不足罷了。在目前情況下，相互之間的貿易，檯面上的合作共事，諸如二十國會議之類，還是應該像模像樣作一點的，保持一點紳士風度吧，其實他們也是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毫不一致，背後的小動作也很多。要懂得狗急跳牆，也會有瘋狂的舉動，對這個局面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想一下我們這幾年中美交往中還有哪些軟肋捏在他們手上，反之他們有多少軟肋在我們這兒，免得他們一旦翻臉，突然攤牌時會使我們在國內輿論上處於被動地位。要有所準備，而我們也要有回擊的打算。總之要有憂患意識，有備才能無患，要有回擊的準備，也能讓對方知道，他們也有致命的地方。和平共處實際上是相持的結果，不是靠對方的好心腸維持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有那麼大的疆域，有那麼多人口，有這麼大一個政黨，有這麼一支有革命傳統的軍隊，有廣大的工農群眾作基礎，那是誰也奈何我們不得，這是我們堅如磐石的基礎。只要我們不分裂，不迷信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所謂普世價值之類的迷魂藥，說實在的，誰也別想戰勝我們。只要我們頭腦清醒，能分析世界形勢的變化，能透過現象看本質，穩紮穩打，那就有勝券在握的信心。在國內要做好知識分子的工作，目前知識分子的思想很混亂。在思想觀念上對於霸權主義的本質，還得要有一點王熙鳳講的那種「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膽識和才能才行，千萬不能讓他們用「文」的一手把自己沖昏了頭而不再設防。所以，重溫一下毛主席在建國前夜寫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等幾篇文章，和1972年毛澤東與基辛格幾次針鋒相對的談話還是非常有益的。
中美建交公報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 1979
中文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重申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強調：
──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
──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雙方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將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並建立大使館。
英文版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 1979
（The communiqué was released on December 15, 1978,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1.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 1979.
2.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3.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agreed on by the two sides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and emphasize once again that:
4.Both wish to reduce the danger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nflict.
5.Neither should seek hegemon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or in any other region of the world and each is opposed to efforts by any other country or group of countries to establish such hegemony.
6.Neither is prepared to negotiate on behalf of any third party or to enter into agreements or understandings with the other directed at other states.
7.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8.Both believe that normalizat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s not on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cause of peace in Asia and the world.
9.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exchange Ambassadors and establish Embassies on March 1, 1979.
本文原題為「重溫建國前夜和1972年到1975年毛澤東主導中美關係的發展歷程」，轉自天益思想網。
朱永嘉（1931-），歷史學者，前上海市委常委。1931年生，曾就讀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譚其驤、周予同等文史名家。後從事秦漢史、三國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曹操》等。
亨利·基辛格：回顧中美關係中美應避免爆發冷戰
美中兩國首腦之間的會晤即將舉行，屆時雙方會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上取得進展，並且很有可能發布具有積極意義的公報。不過，兩國領導人同樣得面對存在於各自國內精英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強調（中美之間）的衝突而非合作。
我在（中國）政府以外遇到的大部分中國人以及政府里的一些人似乎對美國力圖遏制中國並對它的崛起設置障礙的說法深信不疑。美國的戰略家們也在呼籲對中國持續增強的全球經濟影響力和不斷提升的軍事實力保持警惕。
我們必須得小心謹慎以免雙方在分析自身問題時陷入「滿足自我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當中。全球化的特性以及現代科技的影響迫使美中兩國在世界範圍內互動。在諸如核擴散、環境、能源和氣候等問題需要全球合作攜手解決之時，兩國之間如若爆發冷戰將會引發國際間的結幫組派、並把爭端擴散帶到各個地區的內部政治事務之中。
一個國家的崛起不一定非要引發衝突。20世紀的美國就是一個例子，它的崛起並未導致與當時位居主導地位的國家的衝突。其實，常被各方拿作引證的英德衝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當年把歐洲外交變為「零和遊戲」的是考慮不周和具有挑釁意味的政策。
中美關係不必重蹈覆轍。在大多數當今存在的問題上，兩國都能實現充分合作；它們所不具備的是一個規範雙方互動的總體觀念。在冷戰期間，一個共同的對手（註：指前蘇聯）促成了兩國的結合。然而，面對一個經歷著政治、經濟和科技劇變的全球化世界，新任務的多樣性尚未讓雙方形成共同的觀念。
這並非小事一樁，因為它意味著一種將國家利益讓位於全球秩序的理想。
美國和中國均未曾有過完成這類任務的經驗，它們都將各自具有的國家價值視為獨一無二的，並且將它看作是別國民眾自然而然渴望擁有的價值。要使這兩個版本的特殊論（exceptionalism）趨於一致是中美關係目前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美國特殊論對按照其他社會是否接受美國式價值觀來決定打交道的方式感到理所當然。大多數中國人不會將他們國家的崛起視作對美國的挑戰，而是宣告曾經輝煌的中國正在逐步回歸到往昔的正常狀態。在中國人看來，過去兩百年來的相對致弱，而非中國如今的復興，代表著一種反常態。
從歷史上看，美國一直認為她可以隨意參與國際事務或是抽身而出。中國一向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根本就沒有各個國家主權平等這一觀念。一直到19世紀末期，中國都還將外國看作是不同類別的附庸。直到來自歐洲的大軍終結了它閉關鎖國的狀態，中國還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和它相提並論的國家，。直到1861年，中國才建立起自己的外交部，而後它主要做的就是處理涉及殖民主義入侵者的事務。
美國認為世上的大多數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中國按照它幾千年歷史得出的經驗則堅信幾乎沒有什麼問題擁有最終的解決方案。美國有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國則不會假設問題可獲解決，它樂於去處理矛盾。
美國外交追求的是不遺餘力地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中國的談判代表很有可能將這一過程看作是結合了政治、經濟和戰略等方面的元素，並且通過一種更為寬泛的方式來尋求結果。美國的談判代表碰到僵局會變得焦躁不安和缺乏耐心；中國的談判代表則認為僵局不過是談判機制中不可避免的環節。美國的外交官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從未遭受大災大難（除了南北戰爭，但這並不被其視為一次國際經驗）的社會；中國的外交官則不會忘記外國軍隊向卑躬屈膝的中國索取利益的百年恥辱。中國領導人對遇到的一點點隱含傲慢意味的舉動都極為敏感，容易將美國的堅持立場解讀為對其缺乏尊重。
朝鮮問題彰顯了雙方觀點南轅北轍的情景。美國將重點放在核武器的擴散上，而中國則更關注與朝鮮唇齒相依的近鄰關係。從長遠來看，中國比我們對朝鮮掌握核武器有著更多的擔憂。中國擔心如果在防止核擴散方面施加的壓力導致朝鮮政權的崩塌，繼而就有可能引發混亂局勢。美國通常會就一個特定的問題尋找具體的解決方案，而中國則會將任何此類結果當做是關東北亞未來的一個相互聯繫的挑戰里的一個解決方案，並且沒有限定的結局。要想取得實質性進展，對朝鮮外交還需要更廣泛的基礎。
美國人經常要求中國在促進某個特殊問題的解決來時證明自己其具有「國際責任」。要中國必須展現出誠意的提議讓這個國家深感不平，中國將自己看作是在一套由它缺席的情況下設計出來的國際體系里（被動地）適應其成員身份，而這套設計計劃它並沒有參與制定。
雖然美國追求的是實用主義政策，但中國常常把這類政策視為總體設計的一部分。實際上，在中國眼裡，那些由國內利益集團驅動的政策常常被解讀為美國國家試圖壓制中國的企圖。
對世界秩序的考驗在於競爭雙方能否讓彼此消除疑慮。在美中關係方面，最為重要的現實情況就是：雙方都不具備控制對方的能力，而且它們之間如若爆發衝突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它們能不能找到一個概念框架來表現這一現實情況？「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這個概念也許可以成為避免形成多個集團的、21世紀的國際組織原則。為此，它們需要（建立）一個協商機制來闡述共同的長期目標以及在國際會議上協調兩國的立場。
這個目標應該衍生出一項提倡尊重與合作的傳統，以便現在進行會晤的領導人的繼任者能夠在符合各自利益的情況下繼續保持這一傳統，如同經營一份共同的事業那樣去構築世界的新秩序。
對世界秩序問題的思考
1961年我作為一名年輕學者去堪薩斯城做講演時，拜訪了杜魯門總統。我問他，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哪件事最令他感到驕傲。杜魯門回答說：「我們徹底打垮了我們的敵人，隨後又把他們拉回到國際大家庭中。我認為，只有美國才會這樣做。」杜魯門總統深知美國擁有巨大的實力，但最令他感到驕傲的是這一實力所包含的人道和民主價值。他更希望後人銘記他是因為美國與敵人實現了和解，而不是戰勝了敵人。
杜魯門之後歷屆美國總統都做過類似的表述，他們都對美國在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來的類似品質感到自豪。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歲月里，他們致力於捍衛的國際大家庭反映了一項美國共識：不斷擴展合作型秩序，各國遵守共同的規則和準則，實行自由經濟體制，誓言不再攫取他國領土，尊重他國主權，建立參與型的民主治理體制。來自兩黨的美國總統始終敦促——常常是雄辯地力促——他國政府同意維護和促進人權。在很多情況下，美國及其盟友捍衛這些價值觀，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境況。
然而今天這一「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面臨諸多挑戰。我們頻頻聽到各方面的呼聲，促請各國在一個共同的體系內「盡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遵守「21世紀的規則」，抑或充當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反映了該體系沒有一個各國均認可的定義，對什麼是「應盡的」力量也沒有一致的理解。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區在這些規則的最初制定上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它們對這些規則提出質疑，明確表示要推動修改這些規則。今天「國際社會」一詞在各種場合出現的次數之頻繁可能超過了任何一個時代，然而從這一詞中卻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標、方式或限制。
當今時代鍥而不捨，有時幾乎是不顧一切地追求一個世界秩序的概念。世界混亂無序，各國之間卻又史無前例地相互依存，從而構成了種種威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擴散，國家解體，環境惡化，種族滅絕現象層出不窮，以及有可能將衝突推向人類無法控制或無法想像地步的新技術正在擴展。新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方式把世界各地區前所未有地連接在一起，使人們從全球視角審視各種事件。然而這種狀況卻讓人無暇思考，使領導人不得不對任何事件都即刻做出反應。種種不受任何秩序約束的勢力是否將決定我們的未來？
不同類型的世界秩序
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當今時代的所謂秩序源於近400年前在德國的威斯特伐利亞召開的一次會議。其他幾個大陸和多數人類文明國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甚至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會議。此前中歐地區的教派衝突和政治動亂持續了一個多世紀，最終釀成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
這是一場各種政治和宗教爭執相互交織的戰爭，捲入其中的各方針對人口稠密地區發動了「全面戰爭」。中歐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於戰火、疾病或飢餓。筋疲力盡的參戰各方於是召開會議，為制止流血做出一系列的安排。新教的存活和發展導致了一統宗教的分裂。打成平手的各種自治的政治單元並存，呈現出政治多樣化的特徵。
因此，當代世界的形態大致是在歐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單元探索用於管控自身行為、減緩衝突的中立規則，它們中間沒有一方強大到可以戰勝所有其他對手，很多政治單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學，或者有自己獨特的信仰。
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對現實的妥協，而不是一種獨特的道德洞察力。它以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體系為基礎，各國不干涉彼此的內部事務，並通過大體上的均勢遏制各自的野心。
在歐洲的角逐中，沒有哪一方的真理觀或普適規則勝出，而是每個國家各自對其領土行使主權。各國均把其他國家的國內結構和宗教追求當作現實而加以接受，不再試圖挑戰它們的存在。既然均勢現在已被視為一種自然的、不無裨益的存在，各國統治者的野心因此受到相互制約，至少從理論上限制了衝突的範圍。
歐洲歷史上偶然產生的分裂和多樣性構成了新的國際秩序體系的特徵，具有自己獨特的哲學觀。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洲為結束自己大陸上的戰禍所做的努力預兆並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對絕對價值做出評判，轉而採取務實的態度接受多元世界，尋求通過多樣性和剋制漸漸生成秩序。
17世紀巧妙地締造了威斯特伐利亞式和平的談判者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為一個全球適用的體系奠定基礎。這些談判者根本沒想過把比鄰的俄國包括進來。經歷了噩夢般「動蕩時期」後的俄國當時正在重新鞏固自己的秩序。它推崇的原則與威斯特伐利亞均勢背道而馳：單一君主擁有絕對權力，信仰單一的東正教，奉行向四面八方擴張領土的計劃。其他各大權力中心也認為，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如果它們聽說過有這麼一個會議的話）與自己所在的地區無關。
當年世界秩序的概念只適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家已知的地理範圍。世界其他地區的世界秩序概念也是一樣，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技術不鼓勵甚至不允許一個單一的全球性體系的運作。由於缺少可以不斷保持互動的手段，又沒有一個可以衡量不同地區實力大小的框架，每一個地區都把自己的秩序視為獨一無二，把其他地區視作「未開化之地」，這些地區的治理方式與自己的既有體系毫無相似之處，與既有體系的構想毫不相干，只是對既有體系的一種威脅。每一種秩序都把自己界定為合法組織人類社會的標準模式，好像自己在治理眼皮底下的領土時，就是在號令天下。
在歐亞大陸上與歐洲遙遙相對的另一端，中國位居自己建立的等級分明、理論上具有普適性的秩序中心。這一體系已經運行千年。早在羅馬帝國一統歐洲時期，中國已存在這一體系。它不是建立在各國主權平等基礎之上，而是基於自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不存在歐洲意義上的主權，因為皇帝統御「天下」。
皇帝位居一個獨一無二的、全天下的政治和文化等級制度之巔。這一等級制度從位於世界中心的中國首都向外輻射到人類居住的所有地方。根據其他地方的人對中國典籍和文化體制的熟悉程度（這一宇宙觀一直延續到近代），分別把他們視為開化程度不同的蠻夷。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燦爛文化和繁榮經濟令其他社會拜服，吸引它們前來與之建立關係。中國可以通過掌控與它們的關係號令世界，進而達到「天下大同」的目標。
在歐洲與中國之間的大部分地區，伊斯蘭教的世界秩序觀占統治地位。伊斯蘭教也憧憬建立一個一統天下、消除戰亂的單一的神授政權。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跨越各大陸，開始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弘揚宗教運動和帝國擴張，先後統一了阿拉伯世界，吞併了羅馬帝國的殘山剩水並降服了波斯帝國，繼而把中東、北非、亞洲大片地區和歐洲部分地區收歸翼下。
伊斯蘭教的普世秩序觀認為，它命中注定要在「征伐之地」——不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居住的所有地區——實現擴張，直到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把全世界變成一個完整統一的和諧體系。正當歐洲建立了一個基於多國之上的秩序時，以土耳其人為主的奧斯曼帝國也聲稱自己代表唯一的合法統治，在阿拉伯世界的腹地、地中海、巴爾幹半島和東歐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奧斯曼帝國對歐洲基於各國關係的新生秩序並不陌生，認為它不僅不值得仿效，而且是孕育分裂的根源，奧斯曼帝國可以藉此向西擴張。15世紀，征服者穆罕默德告誡實行多極秩序的義大利諸城邦：「你們一共有20個國家……彼此爭執不休……世界上只能有一個帝國，一種信仰，一個世界主權。」
與此同時，在大西洋彼岸，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礎正在「新大陸」形成。17世紀，就在歐洲的政治和宗教衝突如火如荼時，一批清教徒開始了「荒野之旅」，去實現上帝的計劃，掙脫既有的（在他們眼裡也是腐敗的）權力結構。正如1630年約翰·溫思羅普總督在一艘駛往馬薩諸塞定居點的船上佈道時所說，他們要建立一座「山巔之城」，運用其正義的原則和榜樣的力量激勵整個世界。
美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認為，一旦其他民族像美國人一樣獲得了自治權，和平與均勢就會自然降臨，昔日的宿敵也會捐棄前嫌。因此，外交政策的任務不是追求美國特有的利益，而是培育共同的原則。日後對於歐洲構建的秩序，美國將成為不可或缺的捍衛者。然而，雖然強大的美國支持這一秩序，卻始終心情矛盾，因為美國人的願景不是接受歐洲的均勢體系，而是希望通過傳播民主原則來實現和平。
我撰寫本書時，以上所有秩序概念中，唯有威斯特伐利亞原則被普遍認為是構成世界秩序的基礎。隨著歐洲國家擴張時把自己的國際秩序藍圖帶到了世界各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個基於國家之上的國際秩序框架現在已延至全世界，涵蓋了不同的文明和地區。雖然歐洲國家往往不對殖民地及其人民使用主權概念，但當殖民地人民開始爭取獨立時，卻套用了威斯特伐利亞原則。在爭取獨立及此後維護國家獨立的鬥爭期間，民族獨立、主權國家、國家利益和不干涉內政等原則證明是對付殖民者的有力理論依據。
當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通行全球，被俗稱為「國際社會」。它力圖通過一整套國際法律和組織結構抑制世界的無序性。這套體系旨在促進自由貿易和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確立可以接受的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並在一旦爆發戰爭時對交戰行為施加一定的限制。由各國組成的這一體系現在涵蓋了所有文化和地區。它的各種機構為不同社會之間的交往提供了一個中立的框架，而且這一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不同社會各自的價值觀。
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
然而，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現在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有的挑戰還打著世界秩序的旗號。歐洲與它當初構建的國家體系漸行漸遠，想通過主權共享概念超越這一體系。不無諷刺的是，雖然均勢概念出自歐洲，但它卻有意識地嚴格限制新成立的歐洲機構的權力。由於歐洲已經削減了自己的軍事能力，一旦普遍準則受到踐踏，它幾乎沒有迴旋的空間。
在中東地區，遜尼派和什葉派的「聖戰者」追求基於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全球革命，造成了社會的分裂和國家的解體。國家本身——以及基於國家的區域體系——岌岌可危，既受到種種意識形態的攻擊（這些意識形態拒絕接受國家的限制，認為其限制是不合法的），又受到恐怖主義民兵組織的攻擊。有幾個國家的民兵組織比政府軍還要強大。
從某些方面看，亞洲是採用主權國家概念最成功的地區，但依然嚮往其他的秩序概念。亞洲因其成員之間的角逐和相互提出的歷史訴求而動蕩不止。100年前類似的角逐和歷史訴求把歐洲秩序擊得粉碎。幾乎每一個亞洲國家都認為自己正在「崛起」，把彼此之間的分歧推向對抗的邊緣。
美國則搖擺不定，時而捍衛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而抨擊它的均勢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前提不道德，而且落伍於時代，時而兩種態度兼而有之。美國仍然堅持認為，它信奉的價值觀在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普遍適用性，並保留在全球範圍內捍衛這些價值觀的權利。然而，在兩代人的時間裡從三場戰爭中抽身後——每一場戰爭都始於理想主義願望並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但都以國家蒙受創傷而告終——美國正在探尋如何詮釋自己擁有的（依然巨大的）權力和信奉的原則之間的關係。
所有的主要權力中心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某些規則，但沒有一個把自己視為這一體系理所當然的衛士。所有這些權力中心的內部都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具有不同文化、歷史和傳統秩序理論的各個地區能夠維護任何共同體系的合法性嗎？
若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採取一種既尊重人類社會異彩紛呈的特點，又尊重人與生俱來對自由的渴望的做法。建立此種意義上的秩序必須靠長期培育，而不能強加於人。在一個即時通信和政治劇變的時代尤其如此。
任何一種世界秩序體系若要持久，必須被視為是正義的，不僅被各國領導人所接受，也被各國公民所接受。它必須反映兩條真理：第一，沒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時的鼓噪得以維持，最終也會製造出反對自己的力量；第二，沒有一個維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會有自由，即使有也難以長久。秩序和自由有時被說成是人類體驗的兩個極端。其實二者應被視為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當今的領導人能否高瞻遠矚，不拘泥於處理緊迫的日常事件而去實現這種平衡呢？
合法性與權力
回答以上問題需要解決三個層面的秩序問題。世界秩序反映了一個地區或一種文明對它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正安排和實力分布的本質所持的理念。國際秩序是指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區——大到足以影響全球均勢——應用這些理念。區域秩序指同樣的原則用於某一具體的地理區域。
以上秩序中的任何一個均建立在兩個因素之上：一套明確規定了允許採取的行動的界限且被各國接受的規則，以及規則受到破壞時強制各方自我剋制的一種均勢。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對現有安排的合法性達成的共識並不能預先阻止競爭或對抗，但有助於確保競爭或對抗是在現有秩序範圍內做出的調整，而不是對現有秩序提出根本挑戰。均勢本身並不能確保和平，但構建的均勢若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並運用得當，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戰的規模和發生頻率，並在出現根本性挑戰時抑制它順遂的機會。
沒有一本書能夠涵蓋歷史上建立國際秩序的所有做法，或涉及現在正在積極對世界事務施加影響的所有國家。本書試圖探討一些地區的秩序理念，它們對近代演變產生了最大影響。
合法性與權力之間的平衡極其複雜。應用的地理範圍越小，該地域的文化觀念越一致，達成可行的共識也就越容易。然而在當今世界，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一批歷史上素不相干、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只是彼此保持距離而已)、只認自己實力的實體更有可能帶來衝突，而不是秩序。
中美之間經歷了20年的敵對後，1971年我首次訪問北京恢復與中國的聯繫時曾表示，對於美國代表團而言，中國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周恩來總理回答說，「你們會發現它並不神秘。一旦你們熟悉了它之後，它就不會像以前看起來那樣神秘了。」他說中國有9億人，他們覺得自己的社會很正常。當今時代，探尋世界新秩序需要我們首先了解那些基本上不為外界所知的社會。需要克服的神秘感是所有國家人民所共有的——如何將迥然不同的歷史和價值觀塑造成為一個共同的新秩序。
轉自，中美學者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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