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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法家之學源出儒家

原標題:何新:法家之學源出儒家


何新:法家之學源出儒家



「wenge」期間,「四人幫」史學將百家學派簡化為儒法兩家,擬構了一個儒法鬥爭貫穿全部中國史的體系,其說久已隨其政治破產而湮滅。


但我在檢讀先秦史料中卻驚訝地發現,就其本源來說,戰國時的儒法兩家非但不相對立,而且其實共出於一源,其學說最初都是來自孔子所開創的儒家。

這個問題,對於中國學術及政治思想史關係甚大,因此有必要略加考述。


一、儒分為八,匯聚於二


韓非子說,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即: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


歷戰國秦漢的大變遷後,儒家的這八個學派中,包括顏子一派在內的六派,均逐漸湮滅而無聞。真正使儒家在秦漢以後仍能夠薪火相傳的,只有三家,即子思之儒、孟氏之儒與孫氏之儒。


孟氏即孟軻(孟子)。其學術出於曾參、子思之門,子思是孔子之嫡孫。


孫氏即孫卿,亦即荀子。荀子之學,則師承於孔子弟子子張與子夏。


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學,一方面仍堅持孔子的禮制思想,另一方面提出「內聖」之學,即人格主義的儒學。唐宋以後演變為孔、韓、程、朱之理學。而荀子之學,則源於子張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學,亦即輔助王侯用權與法術之學(故有所謂「小人儒」之譏)。戰國中後期的法家一派,實際主要源自子夏學派。


孔子死後,孔門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晚年講學於魏國之西河,在這裡建立了子夏學派。這個學派就是戰國三晉法家之祖,其門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記》說:「文侯受子夏經藝」。其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吳起。


戰國初的魏國,是為尋求富國強兵之道而率先變法的國家。而魏文侯則是這一變法的推動者。


魏文侯以禮賢下士聞名於歷史。他也是戰國初期第一位招客講學養士的諸侯。《史記》中記:「秦曾欲伐魏。客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子夏及其諸門生都受到魏文侯高度禮遇,「以師禮事之。」曾從子夏問學的李悝與吳起,後來都成為一代著名變法者、政治家、軍事家。《吳子兵法》(圖國篇):「吳起以兵法見魏文侯。」可見其確出儒門,儒門亦傳兵學。子夏之西河學派,實開後來齊稷下學派之先河。

子夏之學後來為荀子有所批判地繼承。而思孟及夏荀兩派,在戰國末世,成為儒學中並立的兩大流派。


二、李悝之學受自子夏


李悝一向被認為是戰國法家的開山鼻祖,而李悝的老師則是子夏。實際上,戰國法家是針對貴族政治而出現的政治學派。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張法律平等主義,「齊貴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治與傳統的禮治思想鮮明不同。禮治主張正名,嚴分尊卑等級制度。「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因此禮治的本質是貴族主義的等級分層制度,是一種特權制度。禮法之爭,是戰國時之一大爭也。


李悝一名,典籍中或記為李克,是同一個人。其生平時代約在公元前455-395年(據錢穆說)。據《漢書·藝文志》班固注,李悝從學於子夏。《儒林傳》又記子夏傳《詩經》之學於曾申(曾參之子),曾申傳魏人李克。《漢書·藝文志》有「李克」著書七篇,編次在儒家。又有李悝所著《李子》三十二篇,列於法家之首,當由其門人所撰集(班固認為李克、李悝是兩人)。魏文侯時,李悝先任中山相,後來又作過國相。班固《漢書》說:「李悝相文侯,富國強兵」。


在中國法制史上,李悝(克)是一位有開創意義的人物。戰國初期,魏秦兩國先後進行了變法,對此後中國政治經濟之變革與發展,影響深遠。


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目的是變法圖強,其政策一是重農主義,「盡地力之教」,二是法治主義,以法治取代禮治。變法使魏文侯時代的魏國成為戰國初的頭號強國。


李悝曾審訂諸國舊法,著成《法經》六篇。李悝《法經》為秦、漢以後歷代法典之所本,因而李悝一向被公認為戰國法家之始祖。


三、商鞅學術源出李悝


商鞅學術源出李悝。《史記》記商鞅攜《法經》(李悝著)由魏國入秦,被秦孝公用為國相,以《法經》作為秦國變法的理論指導。


商鞅本為魏國貴族公孫痤之養子。公孫痤是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兄弟、魏惠王之叔父。痤曾任國相,惠王尊其為「公叔」,故又稱「公叔痤」。商鞅原籍本是衛人,因此本名衛鞅。(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李悝、吳起也都是衛人。)魏國兼并了衛地。商鞅入繼公孫痤為中庶子,故改宗從公孫氏,又稱公孫鞅。入秦後受封於商,故以「商鞅」知名於世。

商鞅法術源於李悝《法經》,其少年時代可能從學於李悝。《史記》說:商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將死,薦鞅於惠王曰:『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座又曰:『不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但魏惠王藐視年輕的衛鞅,沒有聽信公叔痤的遺言,既未重用,也未殺害。當時秦孝公新就秦君位,圖謀變法,招賢於天下。因此衛鞅於公孫痤死後入秦,被秦孝公重用,而於秦國實施李悝的變法。


商鞅以李悝《法經》為指導,依照秦國實際,在秦兩度變法。推行縣制,統一度量衡制,從而統一法令,發展自耕農經濟,使國富兵強,奠定此後秦統一中國之基礎。


王充謂:「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青年毛澤東曾稱讚商鞅說:「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之偉大政治家,商鞅首屈一指。」


秦孝公去世後,商鞅雖遭殺害,其變法新制度則仍被貫徹執行而有效。變禮治為法治的法術學派,在有秦一代成為主流政治思潮。而由以上所述簡略脈絡可知,實際上,法家政治學說的確演變而源於儒家,是儒家政治思想「與時俱進」的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戰國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是歷史上最早尊孔子為「聖人」的人之一。他說:「仲尼,天下聖人也。……而為服役者七十人。」


四、先秦法家皆與孔子有關


法家是周禮的破壞者。商鞅說:「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商君列傳》)


法家之學最早在春秋時期源於管仲和子產。孔子一生崇敬管仲,而早年曾從子產問學。


法家代表非貴族的「庶子」的政治思想,根本主張是「齊貴賤」,要求平等而反對貴族的特權制度,主張「選賢」、用賢人,而反對「世親世貴」的世襲制度。


概而觀之,先秦法家可分三大流派:

1. 刑名法家


這一派法家出現較早,是法家的先驅,先於孔子或與孔子同時,代表人物包括鄧析、子產、趙簡子。他們主張以法代禮,「循名責實」。「不法先王,不是禮儀(荀子論鄧析語)。」


子產,鄭國名相,是孔子的老師之一。子產在鄭國變法,是春秋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鄧析是其盟友。子產執政後即鑄刑鼎,將法條錄之於鼎銘。鄧析作「竹刑」,將全部法條錄之於竹簡。


向社會公布法條,明正典刑,是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制度性轉變。是對貴族領主口含天憲,隨心所欲設法施刑傳統的衝擊。


鄧析是一個平民之士(前545—501)先開私家講學之風。以現代觀點看,鄧析也是律師之祖師,他幫人打官司,並且收取酬謝物。他聚眾講學,教平民論辯術,「從之學訟者不可勝數。」


鄧析是辯士、詭辯家,也是名家的先驅。「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發明了桔槔,利用槓桿從井中取水。鄧析通過講學,主導鄭國社會輿論,影響政局,「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一襦。民之獻衣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尺)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鼎因鼎。鄭國大亂,民口歡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但是據《左傳》,殺鄧析的人不是子產,而是當時的執政大夫駟(人)端。前501年,執政大夫駟顓將鄧析殺死。雖然殺死了鄧析,但是他的竹刑並沒有廢除。「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左丘明評論曰「君子曰: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苟有可嘉於國家者,棄其邪也。」


當子產發動變法時,孔子也在鄭國從學於子產。《左傳》這種看法應也反映了孔子的觀點。


2、術勢法家

第二種法家是輔導人主勵行變法, 用權強國的政治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政治法家的特點是反對西周傳統的貴族民主制度,而主張推行君主集權專制。商鞅思想有《商君書》傳世。書云:「權者,君主所獨制也。權制獨斷於君,則威。」


戰國初年此派法家開始得勢,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都是屬於此派。子夏,就是三晉此派政治法家的宗師。


3、禮法家


此流派是結合孔子禮學與法術思想的成熟法家學派,反映戰國後期儒法思想匯合的思想,以荀子、韓非子為代表。此派法家形成了外儒內法即外禮內法、禮法兼用的成熟政治思想。


(初刊於《深圳特區報》2002年8月11日「何新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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