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至1913年，政府收入主要靠借外債度日，但大半部分外債卻用於戰爭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財政就十分拮据，不能不靠借債度日。南北統一後，財政狀況並未緩解，庫空如洗。新任財政總長熊希齡接任時，「南京庫儲僅餘三萬，北京倍之，不及六萬」。按照前清財政體制，中央的主要收入來源於各省的解款。據前清宣統三年所作四年預算，中央歲入為1.89億元，而其中中央解款則達1.74億元，佔總收入的92%。然而，自武昌起義以後，各省不僅截留了原應解歸中央的稅款，連在前清時期不敢耽誤的「賠款」(庚子賠款)、「洋款」(外債)也截留不解，中央政府幾乎沒有收入。儘管中央政府一再向各省呼籲解款，但應者寥寥。1912年一1913年間，中央政府從國內徵集到的財政收入，為數不多。

庚子賠款

因此，1912年一1913年間，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於外債。1912年一1913年間，用于軍政費用的外債收入，除南京臨時政府結束時期的比國借款一百二十五萬英鎊和善後借款墊款規元銀三百一十萬兩不計外，主要是1912年五六月間善後借款三次墊款共規元銀九百萬兩(約合一千一百九十萬餘元），1912年9月到1913年春的克里斯浦借款五百萬英鎊（實收約合銀元三千八百三十四萬餘元），以及1913年4月達成的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其中，1913年12月底以前用于軍政各費的數目為六千五百三十一萬餘元，1914一1915年間為二千四百二十萬餘元）。三項合計，1912—1913年間軍政費支用的外債為一億一千五百五十五萬餘元。除上述借款之外，中央政府還四齣謀求小借款。財政部於1913年3月1口與德商瑞記洋行達成了三十萬英鎊借款，4月10日又由瑞記洋行經手與奧國公司達成了兩筆分別為一百二十萬英鎊和二百萬英鎊的借款。這三筆借款都以購買軍火為條件，「所付現款，僅得半數」。兩筆奧國借款，在1913年內，「已交者只一百萬(英鎊)」，約合一千萬元。而民國元年、二年間，中央各部的零星借款約有二百二十萬元。估計上述幾筆外債用于軍政開支的部分，約達一千五百萬元左右。

財政預算

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賠款和外債是一筆沉重的負擔。本來，在前清時期，關稅是國家財政收人的主要來源之一。武昌起義以後，列強把中國的關稅控制起來，由稅務司存入列強在華銀行，以備抵付賠款和歷年所欠的外債。但關稅收入撥付之後，仍不足以償清外債。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其主要用途也是清償賠款和歷欠外債。按照善後借款甲、乙、丙三號附件，清還1912年底到期賠款約二百萬英鎊；清還到期的前清中央政府和各省借款本息，以及1912年的銀行團歷次墊款和比國借款本息共約六百七十八萬餘英鎊(其中銀行團墊款和比款本息為三百二十二萬八千英鎊)，共計約合八千七百八十餘萬元。其餘一些無確實擔保的外債，因為無力償還，只好與債權人商量付以國庫證券，延期清還。中國政府為了借債還債，蒙受了巨大的財政損失。如克里斯浦借款優先權取消時，中國即被迫賠償了十五萬英鎊。而1912年一1913年間，大小借款利息、扣用、匯水、貼費損失竟達六千萬元左右，真是一筆驚人的負擔。當然，這些都不得不在借款項下撥付。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

南北統一時，民國財政的另一沉重負擔，是軍費支出的膨脹。當時無論南北都擴張了軍隊。就陸軍部直轄軍隊來說，北洋方面增加了拱衛軍、備補軍、武衛前軍，相當於三個加強師。南京方面，留守府所轄軍隊，完全之師即達十六師之眾，總計兵額達二十餘萬人。「月需經常費三百六十餘萬元，即軍隊額給一項，已佔三百零六萬餘元。」南北兩方軍餉合計，據財政總長熊希齡聲稱，每月為七百萬兩，約合九百七十餘萬元，較前清宣統三年所作四年中央軍費預算平均每月二百一十六萬餘元之數膨脹達四倍多。為了裁兵，必須清還欠餉，發給恩餉，又是財政的一大負擔。留守府軍隊迅速裁遣後，一部分劃歸江蘇整理，中央軍費才得以大大減輕。當南方裁軍之際，北洋軍費卻在擴充，收入的外債主要用于軍費。僅在《政府公報》公布的墊款、克里斯浦借款、國民捐和大借款所支出的九千二百八十八萬餘元中（到1913年底），軍費即達五千餘萬元，其中陸軍各師費用達四千五百多萬元，占支出總數的一半。在1913年7月以前，支付的遣散費一項達四百七十九萬餘元。同時，地方上也因軍費支出龐大，感到財政困難。

二次革命示意圖

鎮壓二次革命的戰爭費用，是又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雖然大借款規定了具體用途，但由於列強對袁政府的支持，這筆借款中規定的裁兵費項下被挪作戰爭的經費，據說達一千九百萬元。至於其他來源的經費，難以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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