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位文化大師，卻遲遲沒有結婚！

都說女人的才華和容貌成反比，因為漂亮的女人心思不會用在做學問上。姑且不論這個理論是否正確，至少它對傅斯年是適用的。傅斯年並不俊朗，他身材肥胖，戴著一副大大的眼鏡，憨態可掬。或許是這副平庸的皮相不吸引人吧，或許是他依然無心男女情事，他一直都單身。1934年，俞大維將妹妹俞大彩介紹給了自己的好友，同年他們就舉行了婚禮。俞大彩這樣評價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學問，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頭，所以我願意犧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隨他，陪伴他，幫助他。

結婚之後他沒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動，但我完全自動放棄了，十幾年來我們的經濟狀況一直非常困苦，但我們仍然過得很美滿很快樂。」她欣賞他的才華，在他面前，她就像小巫見了大巫。也許愛情會讓人變得卑微，而愛上一個優秀的男人，更教人學會謙虛。不管己如何優秀。爛漫如春花，皎皎如秋月，而他就是至深至靜的水，讓我們照見自己的好，也照見自己的缺憾。

俞大彩對於傅斯年，便是由仰慕而生愛。斯年的外號叫「傅大炮」，脾氣又「粗」又「直」，剛烈果敢，嫉惡如仇，從來不做八面玲瓏的事。蔡元培和胡適都是他的前輩，他認為他們學問做得好，但辦事不力，直言不諱地批評道：「這兩位先生辦事，真不敢恭維。」他還曾向蔣介石提出尖銳批評，所以坊間現在還流傳著只有傅斯年敢在蔣介石面前蹺二郎腿的傳言。

但他也有細膩溫柔的一面，正如胡適誇讚的那樣，「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的一個人。」戰火中，傅斯年曾帶著妻兒遷往昆明，他和陳寅恪同住在靛花巷宿舍，傅家在一樓，陳家在三樓。傅斯年和陳寅恪既是同窗好友，又是姻親，關係很親厚。當時局勢很亂，為了躲避敵機轟炸，宿舍樓下的空地都挖了防空洞。每次警報響起，大家爭先恐後地往樓下跑，傅斯年卻一個人拖著肥胖的身體往樓上擠，因為陳寅恪雙目失明，行動不便，他擔心不已，總是攙著他下來，一起進入防空洞。

他對妻子同樣體貼周到。傅斯年特別孝順，雖然他在學界呼風喚雨，言行耿直，到了母親面前，他就是十足的好脾氣。傅母愛吃肉，尤其喜好肥肉，但她患有高血壓病，醫生囑咐不能吃肥肉，身為兒媳的俞大彩記在心裡，不敢再讓傅母吃油膩葷腥之物。傅母因此不喜，幾次當面斥責她，她既委屈又無奈。這時，傅斯年便跪在傅母面前，替她解釋，直到傅母消氣為止。

事後，他悄悄囑咐俞大彩，「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制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只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么?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撫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俞大彩一直記得這件事，晚年還念念不忘，經常對旁人提起。

傅斯年和俞大彩育有一子，出生於1935年，傅斯年為他取名為傅仁軌。外面一直打戰，昆明幾度遭到轟炸，死傷無數，傅家跟隨史語所搬遷到龍泉鎮。傅斯年在那裡租了一塊地，蓋了五間房，一家三口住了進去。那會傅仁軌才4歲多，在他生日時，傅斯年為愛子畫了一張旅程圖，題字道：「小寶的一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得。爸爸在南京看空襲。剩下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在傅斯年心裡，他是希望這個家安安穩穩的，不再分離。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還在美國，於是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裡接辦北京大學，這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如何處理原先招錄的那批任教職員是個頭等難題。傅斯年私下和俞大彩商量，最後，他決定一律裁撤那些職員，他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我決心掃蕩之，絕不為北大留此禍根。」事後，他還頗為自得地對俞大彩說：「實在說，在這樣的局面下，胡先生來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這語氣簡直像討要誇獎的大孩子。

後人以此認定傅斯年有功於北大，但在當時，他得罪了不少人。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經公然寫文章批判傅斯年，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外強中乾的人，又怕人家看出懦怯卑劣的心思，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不屑之情，溢於言表。細究其原因，這和傅斯年「北大絕不錄用偽北大的教員」的主張脫不了干係，因為周作人恰好就在那批教員之列。

不管時人如何議論，傅斯年在北大學生中卻是有口皆碑，頂著校長的頭銜，卻仍然自顧自地在其他教授和學生跟前戲謔、扮鬼臉，人緣很好。在李庄避難時，有一次，傅斯年撞見兩個教授的兒子打架，雙方不過五六歲，都弄得鼻青臉腫的，兩位教授夫人因此鬧了矛盾，吵得不可開交。傅斯年連連向兩位夫人賠禮道歉：「你們兩個消消氣，都不要吵了，都怨我。」他一邊說一邊作揖，兩位夫人又好氣又好笑，也忘了生氣。

有人笑話傅斯年傻，其實，他是尊重那兩個教授，為了讓他們安心做學術，所以不介意這樣「低三下四」地道歉。他私下生活態度就是這麼隨便，也很簡樸，最愛看書，俞大彩說他「腦子裡全是書本、書本、工作、工作」。他最不喜歡朋友和學生為他操辦生日，他也從來不記得自己的生日。傅斯年有嚴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壓，俞大彩早就對他下了禁口令：每天只能吃半碗白飯、青菜與半個木瓜。她也不給他零用錢，為了避免他出去亂吃，壞了身體，不過他照樣溜出去。他人緣好，又不擺架子，連家裡的司機都是他的棋友，很談得來，這位司機常帶著他去南昌街買小吃，全是他買單請客。

傅斯年嘴饞的名聲在學校和教授群里是有名的，他最愛吃魚翅，只要有人以翅請客，他也不問是誰，絕不缺席。錢復還曾經回憶，他小時候寄住在傅斯年的家裡，每次傅斯年領到稿費，總會偷偷地帶著他出去打牙祭，買上一大盤愛吃的鹵豬腳。1947年，傅斯年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他在俞大彩的陪同下去了美國就醫。但他待不住，第二年夏天就回國了，俞大彩勸他多療養一陣，他不肯，「國內要做的事太多，豈可偷閑而安居異國？」

1948年底，傅斯年前往台灣，出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他的身體已經每況愈下，高強度的工作量加速了他的病情，在1950年12月20日的下午，他倒在「省參議會」的現場，當晚便與世長辭。傅斯年執掌台灣大學只有七百餘天，但學生無不悲痛，當時新聞廣播里說「傅先生棄世」，學生們誤聽為「氣死」，紛紛走上街頭，聚眾遊行，要求懲辦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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