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之後，「封君制」是如何演變的？

春秋戰國之際，隨著土地國有制度的瓦解和諸侯兼并戰爭的加劇，諸侯國都先後進行了經濟、政治改革，承認土地私有權，改變賦稅制度，推行郡縣制度，加強中央集權。在這樣的背景下，封君已由「授民授疆土」的領主，逐漸變為沒有土地所有權，也不能臣其吏民的封君，只是享受虛榮，衣食租稅而已。

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封君的身份性質已不是很嚴格，庶民有功於君、國，也可以獲得封君的稱號，徹底否定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級身份制度。商鞅將封君爵位納入二十級爵中，形成了『「租秩制度」。關東各國雖屢建封君，除收其租稅外，能夠肯定為世襲的也不多。韓非子說：「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秦統一之後，土地私有制在全國範圍內合法化了，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領主制度受到了嚴格的政治批判。以秦始皇、李斯為首的革新派根除領主制度的同時，在極大程度上簡化了食封制度。他們主張皇帝子弟、功臣一律不再立為封君，可「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班固評論秦始皇、李斯這番改革說：「秦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秦始皇改革封君制度固然是一種進步，但班固認為這也恰恰是秦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兩漢時期，食封制度獲得了空前發展，但因為其分裂割據的劣根性存在，與中央集權有著嚴重的矛盾，因而又不斷遭到削弱，以至走向沒落。兩漢對封君的法律限制極為嚴格。在政治方面，諸侯王、列侯在封國內必須遵照中央法律、法令、制度，不得逾越。沒有詔書、虎符，不得擅自發兵；不得越出國界；不得藏匿亡命。漢武帝還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阿黨法」，嚴格限制封君的政治活動。漢景帝通過「削藩」，使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諸侯王國領郡由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的郡由15郡增加至44郡，實現了「強幹弱枝」的目的；朝廷「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取消「諸侯皆賦」，僅保留其「食租稅」，並且收奪鹽鐵等利源及其有關租稅，使諸侯王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

七國之亂後，兩漢的封君與富商、地主差不多。早在漢武帝時期，司馬遷就算過一筆賬：「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司馬遷稱前者為「封君」，後者為「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可以封君比「樂」的「素封」。封君既無土地所有權，又無真正的君國子民之權，只可「衣食租稅」，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生活條件是沒有什麼保障的。在政治和社會急劇變化之時，其生活變化也極大。就是他們的子孫與皇室的血緣關係疏遠之時，由於政治地位的下降，經濟地位也日益下降。班固說：「跡漢功臣，亦皆割符世襲，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班固這段傷感性的評述，正反映了食封制度日趨沒落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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