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研究的社會學轉向——讀舒德森《發掘新聞》
舒德森是美國當代最著名的新聞史、媒介社會學學者之一，現任美國加州大學傳播學教授、哥倫比亞新聞學院教授。除了這本《發掘新聞》，他的其他著作譬如《好公民》、《為什麼民主不需要可愛的新聞界》、《新聞的力量》等也具有廣泛影響力。但正如舒德森自己所說，在他三十年的學術生涯中，知名度最高、影響最廣、口碑最佳的就是這部《發掘新聞》。他甚至抱怨後來寫的書比《發掘新聞》更好，但卻沒有獲得應有的熱烈反響。
回到書中，正如其副標題所指出的——「美國報業的社會史」，舒德森以社會學的視角，準確來說是以「媒介社會學」的路徑審視新聞業的變革。由於《發掘新聞》是最早運用這一方法的，因此有學者將這本書稱為新聞史研究社會學轉向的開創之作。
如我們所知，20世紀六七十年代，學界流行「新聞室觀察」的研究方式，研究者深入到媒介組織中，觀察媒介機構的運作和媒介內容的生產，譬如甘斯的《什麼在決定新聞》、塔奇曼《做新聞》等著作都是在這一階段產生。但是，這種從自身出發觀察自身的方式，很難突破固有認知框架，也難以發現宏觀社會結構與新聞機構的互動。而在舒德森之前，新聞史研究領域最早的研究範式以哈德森的《美國新聞業》為代表，他按照編年體方式，觀察報刊、廣播或影視媒體的產生、發展和演進脈絡，注重廣泛收集史料，盡量展現新聞業的發展全景。而後來興起闡釋性研究範式，以莫特的《美國新聞史》和埃默里《大眾傳媒解釋史》為代表，這種視角已經開始強調從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更宏觀的情境中解讀新聞業發展，超越了從新聞業自身出發總結髮展規律的狹隘思路。但這種模式對新聞史的闡釋具有強烈的人文色彩和主觀色彩，而非科學、理論的解釋，因此無法對行業發展規律做出科學總結。
舒德森首創了一種從社會學視角出發，在社會與媒介的互動中觀察新聞業變革的新聞史研究方法，也就是媒介社會學範式。這一範式強調在社會語境中觀照媒介，抓住新聞業的獨特屬性，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中以點帶面地發掘新聞業發展規律，後來的學者比如布羅斯瑪、查德·約翰也都沿著這一路徑開展新聞史研究。
所以當國際傳播學會ICA將最高學術獎「院士圖書獎」的榮譽，頒給這本《發掘新聞》時，強調的也是舒德森在這方面的成就：
「它充分運用一手、二手的資料加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社會、文化、政治、商業與媒體的互動驅動美國報紙的進化，而不是關注個人或機構。該著作強調媒介史上的變革是清晰地與嵌入其中的更宏大的文化的、社會的時刻相交融的。該著作激發了後面幾代媒介學者去探究特定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形態下的新聞業和媒體。」
——國際傳播學會
當然，在媒介社會學研究這一主業之外，舒德森也結合社會背景，對美國新聞業「客觀性」理念誕生和發展的歷史予以解釋，這也是本書的重要成果。誠然，對客觀性的討論佔據《發掘新聞》論述的大部分篇幅，「客觀性」理念線索隱隱貫穿於全書內容。而本報告也將對其予以重點關注。
1
便士報與美國報業革命
第一章的時代背景是19世紀30年代，此時美國新聞業正掀起一場革命，便士報的出現就是這場革命的標誌。第一份便士報《紐約太陽報》於1833年創刊，幾個月內就成為紐約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它們通過大發行量來吸引廣告，不依靠訂報費和政黨補助，因此報紙出版的經濟結構趨於合理。廣告內容迎合廣大民眾的生活需求，並因此成為純粹的經濟信息交換，不牽扯道德判斷，一切向錢看。
在政治立場上，由於不依賴於政黨的資助，報紙開始政治獨立，不受政黨影響，對政治事件和政治新聞也不關心。於是，「中立性」的概念就在這一階段出現了，有學者比如丹·席勒將此視為客觀性的誕生，但舒德森指出，中立性指的僅僅是政治立場中立，並不能等同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客觀性。
《發掘新聞》作者 邁克爾·舒德森
在內容方面，便士報發明了現代的新聞概念。在它出現後，報紙不再報道常態的經濟消息，而是僱傭作者去主動尋找新聞，反映商業政治活動，刻畫社會生活。因此，便士報使新聞成為一個市場化的產品，新聞開始成為報業的重心和主流，而主觀性強的社論開始沒落。
這就是便士報引發的新聞業變革。而這場變革與舒德森所說的「民主的市場社會」興起，也就是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範圍的擴大有關。一個問題出現了：社會背景為何會與新聞業革命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到底是哪些社會因素的變動促進了這場變革的發生？
學界流行這樣三種解釋：一是科技論，認為印刷技術及相關行業的科技進步、鐵路交通運輸以及電報通訊行業的發展，是新聞業得以變革的先決條件。當然這三個方面與報業的互動是雙向的，比如便士報的發展也將蒸汽印刷機引入美國，並促進了電報行業的發展。但舒德森認為，科技論只能解釋便士報為何成本低廉以及發行量巨大，但卻不是便士報成長的必然因素，而且也不能解釋便士報的獨特內容為何形成。
第二種解釋是識字率論，認為19世紀教育和識字的普及刺激了人們對報紙的需求，新形成的讀者文化水平不高，品味簡單，注重實際，重視當地新聞，這就使得便士報發行量增長，並且重視地方新聞和人情味新聞。這種說法看似有道理，但是識字率對報紙發行量增長來說，也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
第三種解釋是自然史論，這是一種帶有輝格史觀色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認為報紙的歷史是一種社會形態的漸進演化過程，它經過自然過程演進到了現代化，但過程怎樣，如何演化卻不加以解釋。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李普曼和帕克。通過對這一觀點的批評，舒德森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認可帕克對社會歷史條件進行闡述的角度，但他表示自己不會書寫自然史，也不會不加解釋地陳述歷史。他主張既考慮歷史的進程，也重視人類的自覺活動。這也就是他關於媒介社會學的基本理念。
舒德森認為，便士報的出現以及報業革命的發生與民主市場社會的崛起有關。如他所說，理解社會構架，能幫助我們解讀便士報，而便士報也解釋了社會結構的形成。19世紀30年代是傑克遜民主時代，政治上，共和黨政黨體系土崩瓦解，政黨組織改變，在綱領和制度方面煥然一新，管理更為民主。經濟上，經濟發展，市場擴張，主要投資方向由航運業轉向製造業和交通業，商人中產階級興起，便士報廣告為商品擴大了潛在市場，而便宜的價格使讀報也更為便捷。文化上，市場文化與民主文化滲透到美國人的社會意識中，利己主義成為生活主流。社會層面，城市生活使基本人際交往被次要關係取代，宗族紐帶弱化，家庭的社會重要性下降，社會團結的傳統基礎日漸衰弱，人們與陌生人打交道，同時又意識到自己的價值。這就是便士報產生的社會土壤。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現代新聞業的產生幾乎是必然。
2
新聞記者職業化
第二章講的是職業記者的出現。舒德森首先舉了一個《紐約新聞報》的例子，表明記者開始在報業世界扮演主角，並以此宣告記者時代來臨。他總結說「新聞是19世紀30年代的發明，而記者是八九十年代的社會發明」，要知道，早期的報紙印刷、廣告、編輯、報道都由一個人完成。但問題在於，記者為什麼會在這一時期走向職業化呢？
舒德森總結了以下幾條原因：
一是當時美國內戰加速，戰事報道使報紙的投入上升，推進了新聞界的前進步伐，記者隊伍迅速擴大。二是新聞業開始看重大學文憑，對大學生記者的僱傭成為業界潮流，這使報道質量提高，記者群體日益壯大且素質和地位也有所提升。三是記者的薪水穩步增長，大量的記者組織出現，新聞報道逐漸成為一個穩定的職業。
這段時期記者的工作理念和報道理念相同，受文學上反形式主義影響，記者堅信自己既要報道事實，又要使事實鮮活生動。這種對事實的態度，代表當時進步主義人士的立場，卻不同於現代的客觀性概念。而在實際的報道工作中，記者們看重塑造獨特、流行的個人寫作風格，其實對事實沒有太大興趣。舒德森指出，記者可能是迫於每日新聞工作的組織壓力，才不得不養成呈現事實的報道風格，這體現了記者與編輯的「抗爭」。
3
報道的故事模式與新聞模式
強調個人風格的取向與強調事實的取向愈發分離，逐漸推向兩個極端。於是來到了第三章，舒德森講述了新聞報道的兩種模式——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即強調娛樂性和強調事實性。這裡他以普利策的《紐約世界報》與奧克斯的《紐約時報》為例對這兩種模式興起的社會背景進行了說明。
19世紀80年代，商業發展，對報紙廣告版面的需求增加。發行量開始成為報紙競爭優勢的核心標準，美國報紙的商業化進程由此被推動。而普利策重視改善報紙與廣告客戶的關係，對報紙的廣告政策進行理性化改革，使報紙順應了商業社會組織的整體變革，這是《世界報》成功的一項原因。普利策的另一項創舉是大搞煽情主義，即增加報道的誇張程度以及注重自我推銷手段，也就是打自家報紙的廣告。隨之而來的變化就是報紙版面和報道內容的變化，插圖增加，色彩重，字型大小大，內容簡單有趣。聯繫當時的社會背景，大量移民湧入紐約，他們文化水平低，但迫切想知道周邊世界發生了什麼，於是《世界報》便成為了他們的選擇。
《紐約世界報》
當然深究下去，《世界報》或者說故事模式的興起還有更複雜的社會語境。不僅為了迎合移民工人階層的新特性，也是為了迎合中產階級的新的生活方式。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愈發以消費為發展導向，人口增加，城市社會關係網路改變。社會發展帶來中產階級的流動性，為了適應車上快速閱讀，紙張小，字型大小大，圖多，有導語，簡單有趣的便士報便受到了歡迎。
另一種模式就是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信息模式。奧克斯在1896年對《紐約時報》進行改革，確立了「保守、莊重、準確」的風格。它的報道以商業報道為主，且政治立場偏向於保守，支持共和黨因而更受富裕階層的追捧。在總結時報崛起原因時，舒德森分析認為一是因為它自我宣傳時強調莊重，而非新聞報道、準確性或政治立場；二是價格從三分降到1便士，使發行量大大增加。
《紐約時報》
舒德森還討論了時報對便士報的「道德戰」攻擊，這裡的分析頗具洞見。他指出讀報時的「心態」問題：時報之所以受到富裕階層追捧，是因為它本身已經成為了一種尊貴的象徵，因而得到了社會的認可，而讀便士報卻成為一種恥辱。他進而對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進行比較，指出「19世紀90年代紐約信息新聞與故事新聞之間的道德戰，是階級衝突的一種遮掩」，這場道德戰的本質是面對日益崛起的中產階級和新階層，富裕階級和保守階級的一種抵抗策略。當然舒德森並未對兩種模式做出高低優劣的判斷，這兩種風格的形成在他看來是社會變遷導致的報紙功能分化和讀者社會分層的必然結果。
在本章的末尾，舒德森討論了客觀性的問題，他指出信息取向的新聞也不等於是客觀性。直到，20世紀20年代之後，記者們開始不再相信事實可以不證自明，不再堅信信息的功效，拋棄了進步主義時代的所謂的「中立性」概念。民眾也開始意識到，事實常常與利害關係有關，理性也受到利益、意志和偏見的影響。受這種觀念的影響，20年代之後，客觀性的概念誕生，而這就是第四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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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理念的誕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民主市場社會的價值和內在邏輯遭受前所未有的強烈質疑，20世紀三十年代，德意志獨裁政府日益壯大，美國經濟蕭條，民眾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極端懷疑主義開始在知識界和精英階層中蔓延。這股潮流波及到新聞業，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公共關係行業的崛起、事實的衰落和記者職業的存在危機。艾維·李、伯奈斯等公關大鱷指出，事實是不存在的，人們都通過「自身利益和偏見的有色玻璃觀察事物」，沒人能呈現全部事實。公關提供粉飾後的「事實」給報紙，威脅到報紙報道的理念。而政府公關活動和宣傳活動行也在增加，以服務公眾之名操縱公眾。
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新聞業被迫做出了自己的反應：這種反應體現在業務層面上，是署名報道、闡釋性報道的興起以及新聞專業化水平的提高；體現在觀念層面上，就是客觀性理念的誕生。具體來說，因為政治專欄和解釋性報道的興起，迫使日報記者思考自己存在的價值，他們知道自己的價值就在於新聞采編，因此他們需要建立一個框架，在這個框架之內他們能嚴肅對待報道工作，而讀者與其他行業人士也能嚴肅對待他們的成果。顯然，這個框架就是「客觀性」。
對客觀性的誕生，舒德森總結說，客觀性理念的崛起是對懷疑主義的回擊，為一個連事實都不能相信的世界設計了方法。而李普曼指出：當我們的頭腦深刻意識到人類思想的主觀性時，我們的心靈卻前所未有地迸發出對客觀方法的熱情。這表明新聞業雖然遵守客觀性原則，但也意識到事實的主觀性無法避免，事實與意見不能分離，因此客觀性無法真正實現。所以舒德森嘆息道：客觀性剛一開始，就土崩瓦解了，它淪為了一種理想。他進一步指出，新聞從業者之所以在這一階段信奉客觀性，是在大眾深深懷疑和無所適從的情況下，需要一種逃避。民眾對民主市場社會失去信心，極端懷疑主義興起，而客觀性作為一種理想，用來遮掩我們在凝視現代社會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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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性批判
時間推移到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成為一個侮辱性辭彙。客觀報道成為偏見的同義詞，因為它營造出的社會現實拒絕審視威權和特權的基本社會結構，並以新聞採集的方式強化了官方所建構的社會現實。這就是第五章的主要內容，舒德森反思了對客觀性批判的幾種聲音。
問題在於，為什麼在這一階段，傳統新聞業以及客觀性理念會被批評？
舒德森揭示了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對新聞的管理日漸普遍，引起新聞業警覺；二是六十年代興起的對抗文化促使新聞業反省。
自巴黎和會之後，政府和新聞界的關係就變得很微妙。政府開始有組織、有意識地控制新聞，後者成為前者的工具，而傳統新聞從業者只能接受政府的公關宣傳，由此導致了事先設計好的「偽事件」充斥報紙。李普曼指出：「如果事件本身就是有權有勢的個人和組織人為製造的，那簡單的新聞報道，也就是秉持客觀性的新聞，不僅無法完整揭示真相，還會呈現出一個扭曲的現實」。由於新聞管理已經威脅到新聞作為第四權力的地位，20世紀60年代後，新聞從業者對政府的新聞管理開始進行反擊。而政府發言人西爾維斯特關於政府有權撒謊的言論更加激化了矛盾，進一步導致媒體與政府交惡。
另一方面，在這一時期，文學領域的對抗文化興起，並影響到各個領域。聯繫當時的社會背景：人們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冷戰趨於緩和為批判提供空間，種族衝突、越戰、水門事件等等使社會批判至關重要。因而，知識分子及社會各階層都不信任政府、政黨、政治。而新聞從業者也像普通大眾一樣受到批判文化的影響，對抗性新聞報道出現，並開始反思、批評客觀性理念。
《發掘新聞》
作者者：舒德森
譯者者：陳昌鳳、常江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2009年
在新聞界內，對客觀性理念的批評分為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新聞報道的內容建立在一整套基本政治假設之上，這些假設長期影響到新聞業和從業者，但假設的正確性卻從來沒有被質疑。舒德森指出，這些假設就是因「客觀性」理念所被遮蔽的訊息，也就是基本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第二種觀點認為，形式構成內容，新聞報道的形式形成了自身的偏見。典型的新聞報道的偏見傾向於觀察清晰明確的事實，傾向於廣義、總結式的辭彙，傾向於冷靜的陳述風格和倒金字塔結構，傾向於報道衝突而非平和的事件，傾向於報道事件而非過程。而這些偏見鞏固了現有權力結構，迎合了政府機構和偽事件。政府符合報道的事件取向，因而可以操縱事件，而社會運動和改革是問題取向的，因此往往會被忽視。
第三種觀點認為，採訪新聞的過程本身就構建出一種現實，鞏固了官方的觀點。新聞業的客觀性傳統一直利於官方觀點的傳播，因為它重視社會形態和過程產生的結果，所以傾向於官方觀點和行為。這種觀點同時指出，「客觀性」作為新聞業的信仰是及其脆弱的，塔奇曼將客觀性視為「戰略性儀式」，只是一套慣例習俗，新聞從業者受到抨擊時就會拿他作擋箭牌，以降低記者負責任的程度，這也就是客觀性之所以長久不衰的原因。
與客觀性相對，也有兩個傳統，一個是鼓勵記者寫精彩故事而非客觀報道的文學傳統，比如新新聞主義。另一個是揭醜傳統，如調查性報道，舒德森在此舉了水門事件中兩個記者的例子。後來，由於水門事件的影響，新聞評論與調查性報道興起，客觀性進一步喪失了它的生存空間。
全書到此基本結束。但是，儘管舒德森對客觀性已經如此清醒和冷靜，最後仍然陷入了「客觀性」的泥淖之中。他竟然指出由於還沒有一個新的理想挑戰客觀性理念，因此「年輕記者首先要學會如何嚴格地遵守客觀新聞的原則，撰寫純新聞」，還說「年輕記者首先要學習的，仍然是將事實從意見中分開」。我們已經知道所謂的客觀性以及事實與意見分開是不可能存在的，這也是舒德森一直論述的主題，但他卻得出這個結論，由此可以看出，舒德森在最後還是無可避免地暴露了中庸立場，這使他對客觀性的批判銳利性驟減。同時，這也體現出客觀性巨大的生命力和令人難以抗拒的誘惑力。
回顧全書，舒德森通過對客觀性理念在美國新聞業出現過程進行考察，闡述了客觀性理念在社會歷史變遷中的命運：它從一套新聞從業者旨在拯救衰落的事實的話語策略，到一種被權力所吸納並為現存權力結構服務的話語資源。不過我們也要意識到，舒德森的「客觀性」觀念僅僅是眾多對客觀性的討論中的一支，丹·席勒、凱瑞等人對此也有不同觀點。而且探討客觀性本來也不是《發掘新聞》的主業，我們更應該重視舒德森以社會學視角觀察新聞業變革的新聞史研究思路，他找到了一條重新組織新聞史史料和素材，並以之為基礎闡釋行業歷史發展規律的路徑，使新聞史研究脫離了主流人文學科傳統，而轉向社會科學，以此形成對新聞業變革準確的理解，這才是《發掘新聞》最重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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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孔舒越、羅姚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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