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為何放棄南京、定都北京？

原標題：新中國為何放棄南京、定都北京？

中國的版圖像一隻昂首挺立的雄雞，在雄雞的胸部有一顆閃閃的紅星，這就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 　　

北京就地理位置，並不處於全國的中心，那麼，新中國為什麼要定都北京呢？事情的由頭是：1949年3月，中國革命勝利在即，關於新中國的定都問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在慎重考慮，但最終決定放棄南京，建都北京，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綜合考慮其歷史、政治和國際背景的情況下，並廣泛徵求民主人士意見，通過法律程序而確定下來的。

定都北京的歷史背景　　

北京原名叫北平，1949年9月改為北京。簡稱京，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都，早在三千年前周朝時，燕諸侯國就定都北京，稱之為薊。後來，遼、金、元、明、清均定其為國都。這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與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並列為中國六大古都而聞名於世。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非常熟悉中國的歷史，更熟悉北京的歷史，並為北京悠遠久長的歷史文化底蘊所折服。早年毛澤東曾兩次來過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因準備去法國勤工儉學之事，到京後借住在地安門內豆腐池衚衕的楊昌濟家。後來，他突然宣布不去法國，便由蔡元培介紹給李大釗，安排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半年後，1919年3月12日告別北京；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作為湖南民主運動的領袖人物帶驅張代表40人到北京的。這次來的目的是爭取全國特別是北京各界對湖南人民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支持。兩次北京之行，使毛澤東對北京的古老文化、美麗風光及那些凝聚中華民族智慧的宏偉建築充滿了自豪感。在北京生活時，就曾感慨：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更何況1919年在天安門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掀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第一頁。這場運動取得的勝利，使人民領袖更加難以忘懷北京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祥地。因此，北京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所起的先導作用，北京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統一全國的作用，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考慮定都北京的歷史背景。

定都北京的政治背景　　

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動因還是從政治上考慮的。蔣介石政權定都南京，毛澤東把人民的政權定都北京，這種針鋒相對的「一南一北」，既反映出毛澤東鮮明的偉人個性，更反映出兩種不同政權的根本對立。毛澤東明確地講過：「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從政治上考慮定都北平，毛澤東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九月會議，這是從日本投降以後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進程，提出了大約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日程表。對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共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政權，毛澤東指出：　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也要加上「人民」 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軍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根本對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不同於蔣介石獨裁專制的國家政權，所以，在國都選擇上，決不能將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作為新的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同當時負責一兵團在山西作戰徐向前進行過談話，談話中透露出毛澤東和平解放北平與定都北平的心愿。毛澤東對徐向前說：「如果閻錫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麼，請他把軍隊開到汾孝一帶，我們的部隊開進太原，麻煩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們曾採取多種方式爭取和平解放太原，還動員閻錫山的老師帶了以我的名義寫給他的信，進太原找老閻。結果他不但不聽勸，反而不顧師生情誼，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給殺了，可見他頑固得很。」 　　

毛澤東聽後緩緩點了點頭，若有所思地講：「看來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來人民共和國的國都。 　　

為了實現北平和平解放，毛澤東指示要動員一切力量，積極做好北平守軍長官傅作義及上層軍官的統戰工作。在中共強大的軍事、政治攻勢下，傅作義於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編，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開進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勝古迹，都受到了保護，沒有遭到任何損失，城市裡的生產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黨內正式決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必須從鄉村移到城市，提出要進行廣泛的城市經濟建設。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提出定都北平。他講：「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也是當時許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國第一任北京市市長葉劍英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向毛澤東彙報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葉劍英講，很多民主人士來信來電給我們，表示他們堅決擁護共產黨，要與共產黨更好地合作，並希望共產黨在北平成立全國性政府。毛澤東聽後，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說，看來這些民主人士還不知道我們己經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把北平定為首都了，慢慢他們就會知道的，但是要最後決定還得開政協會議。

定都北京的國際背景 　　

定都北平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從國際安全和國際政治格局方面考慮的。 　　

1949年年初，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抵達西柏坡的當日，就與夫人朱仲麗一起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問他：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歷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還有南京或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最為合適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後回答說：「能否定在北平？」毛澤東要他談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說：北平，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但無戰爭之憂；而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離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所以，我認為，北平是最合適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與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看法不謀而合，完全相同。這種見解上的一致，正是建立在對當時國際政治格局和國家安全戰略認識上的。 　　

在當時，按照薄一波的說法就是，「我們黨要取得革命勝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離不開國際的援助，首先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前後的一個基本方針。這一方針直接影響到了中共對定都的選擇，而且在定都上，中共與蘇共領導人也交換過意見。 　　

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

會後，9月28日，毛澤東關於九月會議向斯大林的通報中提到，有許多問題要向斯大林和聯共中央通報，準備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召開政協，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

12月30日，毛澤東又電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崗、饒漱石、薄一波、陳毅、羅榮桓、林伯渠等人來中央所在地開會，討論1949年整個戰略方針問題和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這個會開完即去莫斯科，然後回來召開二中全會。後因交通不便，又要指揮淮海、平津戰役而未能成行。 　　

斯大林委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於1949年1月31日飛抵西柏坡，聽取中共中央的意見。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就戰略方針、軍事部署、和平談判及其發展前途、政治協商會議、聯合政府及其綱領、建都問題、經濟政策及建設計劃、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蘇關係、兩黨關係等問題，同米高揚交換了意見。 　　

顯然，在建都北平問題上，蘇聯是同意中共意見的。因而，在隨後不久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正式決定定都北平。並在會議召開後不久，中共中央便從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經保定、涿州於1949年3月23日遷往北平。 　　

中共中央遷往北平後，即著手籌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以儘早結束無政府狀態。期間，為了爭取蘇聯的支持，中共中央派劉少奇、王稼祥、高崗等秘密赴蘇聯同斯大林和蘇共中央進行會晤，會談中，劉少奇對斯大林說，從國際國內形勢看，我們打算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斯大林認為，國家不可長期無政府，否則，外國可能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干涉，甚至聯合干涉，那樣就被動了。劉少奇及時向國內轉達了斯大林的意見。此後，中共中央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界代表人士進行反覆磋商，一致決定，新中國的開國大典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1949年9月21日，新中國的開國盛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的662名政協代表聚集在懷仁堂，進行著一項載入史冊的開基立業盛典。這一消息，通過新華社，通過紅色的電波傳遍全中國、全世界，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標誌著新中國誕生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開國大典。毛澤東等新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健步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擁戴。毛主席站定後，林伯渠秘書長宣布大典開始，毛澤東走到麥克風前，環顧廣場群眾和觀禮台上的中外來賓，接著便用他那特有的湘音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這具有劃時代的激昂聲音，象驚雷，震寰宇。宣告了中國人民受人任意宰割、凌辱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宣告了中華民族將以嶄新的姿態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高瞻遠矚，集思廣益，他定都北平的設想不僅得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認可，而且這一建議還得到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批准同意，使其具有法定效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定都問題上與其他政權的根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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