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房地產投資偏高 居民享受型消費偏低

報告全文：《2035：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結構與路徑》

報告科研團隊：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博智宏觀論壇」中長期發展課題組

科研團隊負責人：劉世錦

科研團隊成員：劉培林、肖慶文、許偉、俞建拖、王子豪、蔡俊韜、錢勝存、寧婧、劉一馳

數據處理和初稿執筆：王子豪、蔡俊韜、錢勝存

終端產品（Gross Final Products，以下簡稱GFP）概念是在對現有統計體系中的支出法GDP進行重新劃分基礎上形成的，嚴格界定為支出法GDP當中不再直接進入下一個生產過程的產品。按此定義，GFP具體包括居民消費、政府消費、非生產性投資。其中，非生產性投資是指房地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和部分服務業投資。

【節選】

從GFP視角看中國增長潛力

前面的分析表明，隨著人均GDP的不斷提高，不同類型經濟體的GFP結構會逐漸趨同。這一現象對預判我國經濟增長潛力和經濟結構演進路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對這幾組典型經濟體在三個關鍵時點的GFP結構進行統一處理，在剔除各國自身因素所帶來的GFP分項佔比異常值後，構建了發達經濟體分階段發展的標準結構。該標準結構可以更直觀地展現我國GFP結構與發達經濟體間的差距（見圖4-2）。

在人均GDP處於14000美元這一發展階段，通過與發達經濟體標準結構的比較（見圖4-2），結合對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的特點分析（見圖4-1），我們發現我國與相同發展階段時的標準結構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差異：

我國房地產投資佔比偏高。世行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重接近43%，韓國、日本處於相同發展階段時也分別達到37%與38%，而其他發達經濟體則大多處於20-25%的區間內。圖4-1是在人均GDP為14000美元時，我國與幾類經濟體的GFP結構對比。從中可以觀察到，同屬於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的日本和韓國，其房地產投資佔比與我國較為相似，均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這與後發追趕型經濟體所獨有的擠壓式增長有關。

我國基建投資佔比偏高。如圖4-1所示，與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後發追趕型經濟體的基建投資佔比偏高，這同樣與它們獨有的擠壓式增長有一定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後發追趕型經濟體中，我國基建投資的佔比仍顯著高於日本和韓國，這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扭曲。以往GDP挂帥的考核標準使「大幹快上」成為經濟發展的捷徑，而基建投資更是作為政府保持高增長速度的主要抓手。這導致我國基建投資佔比過高，是標準結構的兩倍甚至更多，對我國GFP結構中的其他分項有一定的擠出效應。

我國政府對衛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費性支出佔比偏低。在衛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國政府消費佔比低於標準結構，而居民消費佔比則偏高，這意味著我國政府此類消費性支出不足，居民負擔相對過重。在教育方面，我國政府消費佔比略高於標準結構，而居民消費佔比約為標準結構的兩倍，這說明在相同發展階段，我國居民和政府對教育都比較重視。社會服務投資方面我國佔比偏低，這表明我國政府對公共服務的投資性支出仍有所欠缺。

我國居民對電子設備及通訊的消費佔比偏高。這是因為中國具備後發優勢。在人均GDP為14000美元的標準結構中，各類經濟體大多處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乃至更早時期，而我國在2016年才達到此水平，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技術條件差異明顯。隨著科技的發展，可消費範圍逐步擴大，電腦、手機等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相繼問世，信息通信服務的種類也不斷增加，從而導致我國居民此類消費佔比高於標準結構。

我國居民對批發零售的消費佔比偏低。這一現象可能與三個因素有關，一是我國以往「重生產、輕流通」的發展方式，造成流通服務業發展上的整體落後；二是農村地區「自給自足」模式，導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統計偏誤；三是人力成本較低。

我國居民的大部分享受型消費佔比偏低。與標準結構相比，我國居民在居住消費和其他居民消費方面差距較大，在出行消費、住宿餐飲消費和文化體育娛樂消費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金融保險消費方面則基本持平。但我國個人服務投資與標準結構基本處於同一水平，這表明我國在設備設施方面可能並無欠缺，但是服務質量確有不足。

根據課題組預測，我國人均GDP將在2025年前後達到25000美元水平，在2035年將繼續攀升至35000美元左右。以發達經濟體這兩個時間段的標準結構作為參考目標（見圖4-2），我國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調整：

我國基建投資的佔比應有所下降。我國在2016年基建投資的佔比較14000美元、25000和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分別高8.1、8.9和9.7個百分點，從長期來看我國此類投資的佔比一直偏高。這種結構在以往的發展階段上雖然不無合理性，但是在今後高質量發展的大背景下，必須順應規律加以調整。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里，基建投資佔GFP的比重要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並在2035年達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

我國房地產投資的佔比應有所下降。我國房地產投資佔GFP的比重較14000美元、25000、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高3.3、6.2和7.0個百分點。從標準結構的演進角度看，房地產投資佔比會呈現「先快速下滑，後緩慢走低」的趨勢。發達國家居民滿足住房需求的途徑不僅限於購置房屋，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租賃住房和建設保障性住房實現的。我國目前房地產投資佔GFP的比重明顯高於標準結構，表明未來房地產投資的佔比將較大幅度回落。此外，我國房屋租賃市場未來也需要充分發展，通過盤活存量住房滿足居民對居住空間的要求。

我國居民的居住消費佔比應有所提升。這裡的居住消費主要包括對房地產租賃及房地產相關服務的消費。居民對居住的物理空間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後，對於物理空間內的便利設施、耐用消費品及相關配套服務的需求會持續增長。目前我國居民的居住消費佔比低於標準結構，從兩者差距上來看，未來會有一段較快增長期。

我國政府應提高公共服務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從整體上看，發展型消費的佔比仍需提升。在衛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國政府消費佔比與人均GDP為2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相差2.3個百分點，與人均GDP為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相差3.8個百分點；我國居民消費佔比較25000和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分別高1.5和0.9個百分點，這說明政府應持續加大對此類的消費性支出以降低居民負擔。在教育方面，相較於25000、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我國政府消費佔比略低，居民消費佔比稍高，這說明我國政府對教育的消費性支出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但到達其均衡水平後會逐漸趨穩。與此同時，政府的其他消費性開支佔比偏大，因此政府消費的重心應更多地向教育及衛生、社保和福利這些公共服務領域傾斜。

我國居民對電子設備及通訊消費的佔比可能會有所下降。人均GDP為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中，各國所選時點大部分處於2000年前後，技術背景差異依然顯著，但差距較人均GDP為14000美元時有所減小。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居民消費的電子、通訊和信息等高科技產品及服務的國產化率較低，有關數據顯示：我國2016年對集成電路的進口額高達約2271億美元，僅此一項造成的貿易逆差就達1657億美元。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電子產品及服務的國產化率會逐步上升，並且信息通訊等相關費用也會有所降低，從而可能導致電子設備及通訊消費的佔比有所下降。這與電子設備及通訊方面尤為發達的韓國先升後降的趨勢有些相似，但是不排除有重大技術突破帶來上升的可能性。

我國流通性服務業應有所發展。從發達經濟體的標準結構演變來看，居民批發零售消費佔GFP的比重會長期保持穩定。我國居民此類消費的佔比較14000、25000和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低近7個百分點，具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因此流通性服務業需要加快發展。

我國居民的享受型消費佔比應有所上升。與人均GDP為25000和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相比，我國居民的享受型消費佔比偏低。其中，居民對出行、住宿餐飲、金融保險、文化體育娛樂和以居民服務為主的其他項目的消費佔比較標準結構分別低1.1至1.3個百分點、0.8至1.4個百分點、1.4至2.0個百分點、1.5至1.6個百分點和3.9至4.2個百分點，差距頗為可觀。從標準結構的演化來看，金融保險消費、文化體育娛樂消費佔比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呈現「先加速上升，後緩慢增長」的態勢，出行、住宿餐飲的消費需求也會持續上漲，以居民服務為主的其他項目的消費更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我國居民的生存型消費佔比會有所下降。我國居民生存型消費的佔比較發達經濟體2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高6.5個百分點，較35000美元時的標準結構高8.3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國居民食品、衣著消費的佔比還會繼續降低，其中食品消費佔比下降的速度將會呈現「先快後緩」的態勢。但這並不意味著相關消費的絕對量要減少，事實上隨著人均收入的逐步上升，相關消費的質量和絕對量均會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由於居民享受型、發展型消費的增長更為迅速，它們將對生存型消費的佔比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這與恩格爾定律的含義較為相似。

順應GFP結構變遷規律釋放我國未來

增長潛力所應採取的舉措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我國GFP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餘地，GFP結構還有很大的優化空間。GFP在整個經濟循環流程當中具有源頭性質，其結構變化實際上折射的是未來的發展潛力和方向。某種意義上說，促進GFP結構的調整優化，是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

提升人力資本，促進收入的可持續增長。GFP結構的持續升級，根本上需要有穩步增長的收入作為支撐。要發展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本。要堅持和完善收入分配製度，改善再分配，形成高端有調節、中端有增長、低端有保障的收入分配格局。

提升城鎮化質量，促進服務業發展。當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8.5%，城鎮化已經從數量擴張階段逐步轉向質量提升階段。要實現城鎮化率與消費貢獻率、服務業佔比協同提升，有助於推動我國經濟在中速增長平台上實現高質量發展，促進GFP結構的持續優化。

充分發揮後發優勢，促進新技術和傳統領域的融合。中國的技術水平總體仍然處於追趕階段，但在某些領域已經出現並駕齊驅甚至逐步領先的勢頭，這對於提升我國GFP質量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要用互聯網等新技術帶動傳統領域，乃至整個實體經濟效率的提升，通過線上線下結合優化資源配置，實現GFP結構升級。

促進基本需求要從重數量向重質量轉變。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其中對生活必須品的需求已經由「有沒有」向「好不好」方向轉變。從數量來看，我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在質量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要樹立質量第一、效率優先的發展理念，提高中國製造的質量。要充分發揮和利用中國巨大消費市場的優勢，提高開放水平，讓中國消費者能夠享受到更多優質的商品和服務。

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社會和民生性支出比重。基建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對於促進產業發展、縮小區域差距、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基建投資佔比偏高，部分投資利用效率差，資本回報率低，壓縮式發展特點明顯，會對社會和民生性支出有一定的擠出效應。同時，民生方面短板比較突出，公共服務欠賬較多。下一步要優化政府支出的結構，改變經濟性支出佔比過高、社會和民生性支出不足的現狀。

防範房地產泡沫，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高房價不僅提升人們的生活成本，並且對其他消費有明顯的擠出效應。解決高房價問題，關鍵是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建立健全長效機制。要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讓廣大人民群眾早日實現安居宜居。

原標題：[節選]劉世錦 等:順應GFP結構變遷規律釋放我國增長潛力

來源：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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