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降臨之前的耀眼光華：晚明學人的科學思想及其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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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誰是古老中華帝國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歷史教科書上教給我們的答案是林則徐等人。而樊樹志教授在《晚明大變局》一書中指出，應是徐光啟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

作者認為晚明時期中國歷史發展中的重要環節，是晚清以後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思想和文化根源。「近代人們常說晚清大變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變局。」

具體而言，樊教授寫了6個方面的「大變局」——「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江南市鎮：多層次商品市場的高度成長；思想解放的浪潮；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新氣象：文人結社與言論。

它提出晚明大變局是中國歷史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晚明時期，傳統中國社會在世界大變局——全球化浪潮的激蕩下，在經濟、文化、思想、社會等方面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局，這個大變局雖然貌似隨著清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但它卻是晚清以後中國社會發生顛覆性大變局的思想和文化潛源。

《晚明大變局》澄清了人們對晚明歷史的諸多誤解，並提出己見。作者以宏闊的學術視野結合細緻入微的考證爬梳，在諸如「倭寇」問題、西學問題、東林及復社問題等上，澄清了人們的誤解，還歷史的真相於大眾。

正文：

晚明學人的科學思想及其歷史意義

文：施威/王思明

【內容提要】晚明是中國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實學思潮和西學東漸為近代科學體系在中國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以徐光啟為中心的晚明「歷算派」學人對傳統科學思想進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總結古典科學、會通中西方科學、實現中國近代科學啟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晚明時期的科學啟蒙沒有產生類似於西方的近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但晚明學人的科學思想和實踐至今仍不失其深遠意義。

一、晚明學人科學思想的形成背景

1.晚明的時代背景

「晚明」系指嘉靖至明末一百多年的歷史時期，在中國古代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這一時期中國傳統封建社會高度成熟，開始向近代社會轉型，並出現許多新的時代特點。

經濟方面，商品經濟空前發展，「民既厭農，天下趨商」[1]；國家貨幣實現銀本位、全國市場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工商業城鎮蓬勃興起，「每以四方計之，蓋不下數十萬戶」[2]，新興市民階層出現，並逐漸成為一種新興社會力量。商品經濟的繁榮，生產和經營方式的改變，刺激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並向其提出了新的要求。

明萬曆以來，多重矛盾交織使整個社會處於深重危機之中：政治腐敗沒落；土地兼并的加劇激化了社會矛盾，經濟日益凋敝；滿族覬覷關內，邊警迭起。東林學者敏銳地指出：「臣觀天下事勢岌岌矣」。[3]張居正、戚繼光等人試圖補綴這一千瘡百孔的封建政治制度，但均以失敗告終。

在這令人窒息的時代，士大夫階層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危機，紛紛以「清流」自居，「大隱居朝，逃禪出世」。[4]但徐光啟等一批士人崇尚經世實學，向學界注入了一股新風。

2.晚明的社會思潮

晚明是思想家自覺對文化傳統及價值觀念進行反省和批判的時代。儒學演變到宋明時期，內聖逐漸成為主導的價值目標，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取得了心性之學的形態。

明中葉又興起王陽明的心學，理學末流漸趨「空談心性」一途。衝破理學的思想禁錮不僅是走出中世紀的社會要求，而且已變成一種社會行動。一批思想敏銳的思想家如李蟄、顏山農、楊慎、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先後舉起批判宋明理學的旗幟，傳統儒學開始向近代思想轉型。

這種早期啟蒙思潮包含兩層含義：

一是在回歸原始儒學的形式下，價值重心開始由內聖向外王傾斜，廣義的經世事功逐漸成為晚明普遍的價值尺度。二是提出一些具有近代思想因素的命題，要求人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追求貴賤平等。這些學說和精神突出了「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5]，引起眾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的共鳴。

與傳統儒學的轉型相呼應，逐漸產生了封建體制內部革新派與新興市民階層兩股社會力量會合而興起的經世實學思潮。一部分士大夫在批判理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基礎上，力倡經世致用之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均在探究之列」。[6]這種新學風成為與理學、心學相併立的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形態，為西學東漸進而為中國人接受西方科技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歷史土壤。

3.晚明的西學東漸

沒有西學的廣泛傳播和對中學學科意義上的滲透，中國學術要完成近代化轉型就無從談起。晚明實學的「致用」、「務實」特徵在方法論上與西學恰好相契合和接軌，從而提供了中西學溝通的現實基點。

1582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制定了一套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合儒」、「補儒」及「超儒」的和平傳教政策。自此以後，西方來華「學術傳教」者有名可查者即達65人之多。[7]

（徐光啟與利瑪竇論學）

徐光啟等人極端重視西方科學的實證精神，提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先必翻譯」[8]的口號。當時徐光啟一派之學者，尚有李之藻、周子愚、馮應京、翟式耜等數十人。他們準備用十年時間對「有益世用」的圖書「漸次廣譯」，試圖以「西學」來開啟民智，糾中國學術之弊。利瑪竇等人輸入的主要是希臘科學，與近代科學理論和方法尚有差距，但對於缺乏公理化、系統化、符號化科學體系的中國士大夫來說，「它確實頗有吸引力，而且影響不可謂不深遠」[9]31。

西學東漸與實學思潮在特有的歷史邏輯和思想邏輯下走上了合流，使中國固有的文化結構和思維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自先秦以來幾乎一成不變的傳統學術格局得以迅速轉變。

（明代《坤輿萬國全圖》）

二、晚明學人的科學思想及實踐

中國社會思想的內在變動以及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註定了中國要跨入近代科技時代，從而賦予晚明學人沉重的歷史使命。以徐光啟為中心的「歷算派」（趙敦華在《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失之考察》（《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中將明清實學流派分為三類，即啟蒙派、歷算派和考據派。）學人群體既努力融會中西方的科學傳統，又從價值觀念上對中國傳統科學思想進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這就使他們的科學、思想成就達到劃時代的新高度。

1.演繹邏輯的科學思維方法

建立和倡導演繹邏輯的科學思維方法，是晚明學人的巨大哲學貢獻。這樣一種自覺地要求使一切科學數學化、實證化的努力，深化了工具理性的內涵，並最終促成了全民族的「思維革命」。

徐光啟、李天經、王徵等都指出，西方科學以數學為基礎，由把握事物的數量關係來探討自然界的規律，這種由「數」達「理」的形式邏輯方法是西方科學優越性的根本所在。李之藻強調，形式邏輯「緣數尋理，載在幾何，本本元元，具存實義」。科學必須採用數學的普遍語言，數學對科學的關係乃是一種「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的關係。[10]中國古代數學由於忽略了內在原理即「義」的探究，導致中國古代許多與數學有關的科學不能揭示出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和確然不易之理。「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義」。

晚明學人把幾何學看作是能夠為科學提供基礎、標準和典範的方法，試圖通過翻譯《幾何原本》從科學方法論層次來救偏理學「虛玄幻妄之說」的傾向，並將其喻為「金針」，無疑表現了某種科學的自覺。徐光啟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堅定地說：「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出於同樣的動機，李之藻和傅泛際翻譯了《明理探》。

這是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西方邏輯的學術著作，書中多次申述：「名理乃人所賴以通貫眾學之具，故須先熟此具」。李天經把《名理探》比作太陽，「眾學賴之以歸真實，此其為用固不重且大哉！」曹傑生認為，沒有李之藻翻譯的《名理探》，中國學者就會推遲對西方邏輯學的接觸和了解。[11]

（《幾何原本》與《物理小識》）

這種因數以明理的觀念，在晚明一代學人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同文算指》、《幾何體論》、《幾何用法》、《測量法義》等一大批著作因此相繼出版，以期「改變全體中國人的中世紀思維方法」。[12]《幾何原本》和《明理探》的出版，將一種全新的思維方法系統——演繹邏輯完整地展現在中國人的面前。對科學思維方法的推崇，凸現出晚明學人將西學作為批判傳統心性理學、推進實學發展的強大武器，同時也展示了中國近代科技幼芽萌發的動向。西學傳播的態勢由此形成。

2.注重實證的科學實驗方法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13]科學實驗的興起，是近代科學發展的另一個必要途徑。伽利略說：「我深深懂得，只要一次單獨的實驗或與此相反的確證，都是以推翻這些理由以及許多其他可能的論據。」[14]徐光啟在批判風土限制論時所謂「試為之，無事空言抵捍也」，就是要通過實驗來推翻謬論，這比空洞的說教更為有力。

「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觀察，但僅有觀察而來的數據仍然不夠，還需對數據進行理論的概括和總結」。[15]晚明學人在系統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運用歸納和演繹相結合的思維方法，概括起來可分為四個步驟：觀測和實驗，詳盡記錄、廣泛地搜集材料；綜合和分析所搜集的材料，推出自然規律；從所發現的自然規律追蹤過去的情勢來預告未來的變化；從所推得的未來趨勢謀求利用、改造或制定防禦措施。[16]

從研究方法上看，徐光啟、方以智等人運用了培根所強調的歸納法，從中找出自然規律；同時又運用笛卡兒所強調的演繹法，把所發現的自然規律作為公理，逐步進行推理，從中引出關於個別事物的結論來。對此，晚明學人從理論上進行了進一步說明：「革者，東西南北，歲月日時，靡非弗格；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儀七政，參差往複，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17]這一「革」與「故」的理論被看作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方法論，其進步意義在於把簡單的經驗事實或數據提到理論體系的高度上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注重歸納、演繹的實驗方法的精神，從而摸索到近代科學的邊緣。

3.「今勝於古」的科學進步觀

中世紀之後，整個世界日益密切地聯為一體，已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停留在傳統階段，或永遠保持閉關孤立而與外部世界絕緣。在這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晚明學人的思想是先進的、開放的。他們試圖建立新的科學進步觀，引導中國社會走出中世紀的門檻。

在近代觀念的衝擊下，晚明學人的思想方法不再是死抱僵化的先驗觀念不放，而是代之以必須服從「遇有少差，因可隨時隨事依法修改」這樣一種要求不斷精密化的科學方法。

與這種變化相應的，是晚明學人對傳統科學一系列顛覆性的批判。晚明學人堅決摒棄了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術數」的神秘主義。他們倡導地圓、地動學說，認為「周髀蓋天之學」是「千古大愚也」，並將第谷宇宙模型作為《崇禎曆書》的理論基礎，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天圓地方」之說，衝擊了「中國獨居天下之中，東西南北皆夷狄」的偏見。徐光啟批評《元史》把曆法的差誤歸咎於天行本身失常，甚至列舉「日度失行者十事」的做法是「謬之甚也！」

朱載堉十二平均律的發明，就不單單是一個音樂律制更替合理與否的問題。就如整個社會思想堤防的一個缺口，各種欽定、傳統認可的理論和觀念重新被一一審視。

（註：明代皇室朱載堉越祖規，破故習，注重實踐 和實驗，一生刻苦求真，嘔心瀝血，共完成《樂律全書》、《律呂正論》、《律呂質疑辨惑》、《嘉量算經》、《律呂精義》、《律歷融通》、《算（律）學新說》、《瑟譜》等。載堉的成就震撼世界，中外學者尊崇他為「東方文藝復興式的聖人」。因此，朱載堉被列為「世界歷史文化名人」。）

疑古、反傳統成為晚明學人科學思想的特徵之一，並充分體現在晚明學人「今勝於古、後勝於前」的科學進步觀中。「數百年後見有違離，推明其故，因而測天改憲，此所謂今之法可更於後，後之人必勝於今者也。」[8]377他們明確指出：今人比古人高明，因此沒有理由迷信古人；今人積累了古人的經驗，能夠比他們看得更高更遠。「為時愈久，此必然之勢也」。「即能其一，進之其十，何難？由下品而中，由中品而上，何難？」這一號召著新時代到來的觀點，具有典型的近代意義。

4.經世致用的科學價值觀

傳統社會將科學技術斥為「奇技淫巧」，如李之藻所說，「士佔一經，恥握從衡之蒜，才高七步，不嫻律度之宗；無論河渠曆象，顯忒其方，尋思吏治民生，陰受其蔽」。[18]利瑪竇就曾發問：「其民顧多貧乏，一遇水旱，則有道饉，國計亦拙焉者何也？」主要還是科學技術不發達。

晚明學人「厭倦了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7]20，熱烈讚揚西學的務實精神。進而在認識上為晚明思想跳出道德話語的束縛，承認科學技術的價值作出了理論說明。「人富而仁義附焉，或東西之通理也」。人的道德精神與倫理行為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而物質生活的提供恰是科學技術的任務。「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跡，拯人之形。器雖形下，而切世用。……因小識大，智者視之，又何遽非維德之隅也！」至此，儒學理性的領域已由德性之知擴及廣義的科學知識。科學的含義則由具體的「器」和「技」上升為「道」，開始影響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

（《火攻契要》）

在新的實學價值取向下，科學技術被作為經世之學而接納。晚明學人迫切希望能藉助於「遠西奇器」來解決明朝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引進火炮抵禦後金當是首要事務，《火攻挈要》得以刊印，「萬曆間，論兵器之製作者，無不稱引其術」。[19]徐光啟譯《勾股義》，也是因為「西北治河，東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時至計」。王徵刊刻《遠西奇器圖說》時說，「茲所錄者，雖屬技藝末務，而實有益於民生日用，國家興作至急也」。

晚明學人注意到科技對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性，《天工開物》、《農政全書》、《武備志》、《本草綱目》、《直指演算法統宗》等大批實用生產技術書籍刊印發行，「內載耕織造作煉採金寶，一切生財備用秘傳要訣」，「於民生財計大有利益。」宋應星認為，自然界蘊藏著人類所必需的物質資源，「天覆地載，物數號萬。」「夫財者，天生地宜，而人工運旋而出者也。」[20]

他們將引入的西方科學看成是促進社會變革、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徐光啟於1629年上疏呈明「度數旁通十事」，意在通過科學的途徑去實現「富國」、「足民」的社會理想。他還想把歷局擴大為類似今日的科學院，分門別類鑽研各項科學。[21]這是晚明學人站在時代最前列提出的全面建設一個科學系統的計劃和目標，值得大書特書。

晚明學人所提倡的「經世致用」之學是宋明理學絕欲思想的對立物，是進步的資產階級思想，實質上是一種批判思潮。他們所提倡的個人實踐就其本質而言是進步的「市民」世界觀。他們不但有其夢想的社會圖景，更有社會必變的自覺。

三、晚明學人科學思想的歷史意義

1.造就晚明科學事業的輝煌成果

晚明時期，中國古代科技峰迴路轉，是自宋代以來的又一個鼎盛時期。一大批著名科學家為傳統科學技術的考察、總結及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的成就甚至可以與同時代的西方科學家如哥白尼、牛頓、達爾文等相比。

這一時期「中國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錦，西來的科技知識，更是錦上添花」，「群星燦爛，成果輝煌」。[22]當時的代表成就如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朱載堉《律學新說》（1584年）、潘季馴《河防一覽》（1590年）、程大位《演算法統宗》（1592年）、屠本峻《閩中海錯疏》（1596年）、徐光啟《農政全書》（1633年）、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遊記》（1640年）、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晚明時期，正值中國古典科學的總結時期，這給科學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但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現了這麼多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科學成果的集中呈現，與「重實踐、重考察、重驗證、重實測」的科研方法、思維方式創新不無關係。實證性與邏輯的嚴密性作為一種方法論原則，逐漸滲透到科學研究的各個方面。許多科學家「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已開始自覺注意考察、分類、實驗和數據處理，他們的成果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誌，是中國傳統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22]

2.實現中國近代科學革命的啟蒙

近代自然科學在中國的建立，並不是對傳統科學的繼承，而是西方科學傳播和啟蒙的結果。

晚明學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文化策略為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啟蒙打開了通道。西方科學第一次被大規模介紹到中國，僅天文、數學等科技圖籍就有62種之多。[23]

晚明西學東漸，使得明清之際學界空氣發生明顯轉變，中國學者對經世致用之學普遍發生了興趣，以至蔚然成風。1582至1687年間，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多達887部，參與人數138人。[24]「科學方法」也因此得以確立，後世科學家多把晚明學人揭櫫的思維方法納入自己的視野，清代的考據方法即是其運思傾向的結果。它在當時鼓吹主觀冥想的思想界中引入了客觀的科學精神，科學在中國得以奠基。

1607年《幾何原本》的刊印是對中國傳統數學的革命，它打破了束縛中國科學發展的封閉文化圈層，應視為晚明科學革命發生的標誌，也是中國近代科學的起點。《崇禎曆書》則是對傳統天文學體系的革命。中國傳統科學的兩大主流學科由此改變了面貌。儘管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科學革命是軟弱的，漸進的，甚至有時要倒退幾步（編者按：何時倒退的？），但自此以後，新科學在中國的主導地位始終沒有改變。「這種融合進行地很慢，可是已不易分辨出中國思想家和科學家所作貢獻的特殊風格了」。[25]

李約瑟在評價耶穌會士在華科學活動時，認為在文化交流史上，沒有一件足以與十七世紀西方傳教士來華相比，因為從那以後，世界性的科學與中國科學已不復存在根本性的區別了。這一交流是人類不同的兩大文明之間聯繫的最高典範，永垂不朽。[26]

晚明科學啟蒙是孕育近代文化的胚胎，它提供了近代文化成長的潛在養料，乃至攪動了社會底層的平民階級，成為近代思想家的思想根源。梁啟超談到清末思潮時說，「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複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它，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7]136

結束語

雖然晚明時期中國科學家還被排擯在近代科學主流之外，徐光啟等人仍然獨立地摸索到了近代科學的邊緣。他們開創了新的學術境界，樹立了新的理想，給後來的文化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晚明學人的啟蒙思想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萌芽階段先進階級的要求。他們是歷史的覺醒者。他們在文史哲經、政治和科學諸方面的別開生面，不僅是反理學運動的量變，而且是按他們特有的方式表現出的對新世界的要求。

晚明的科學啟蒙沒有像西方近代啟蒙思潮那樣，能密切結合自然科學和社會現實的發展，從封建神學的藩籬下脫身出來，充分發展，產生出類似於西方的近代哲學和自然科學，進而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這無疑是一種「壯志未酬」的歷史遺憾。儘管如此，晚明學人的科學思想和實踐，至今仍不失其深遠的意義。

黃帝紀元四七一五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七

來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02期 作者：施威/王思明

【作者簡介】

王思明(1961-):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施威(1976-):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人文學院2004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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