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華夏文明，應當回到宋前
大河望東流3
老司機喊你快上車！
北宋時代的汴梁是世界頂級大都市
前言
經常有人引用黑格爾「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這句話，來批評華夏文明的封閉、落後、保守和愚昧。
單從工業時代的角度看農耕時代的社會發展水平，特別是前半句「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對歷史的認識止步於此，不了解社會的變遷過程，武斷地說沒有產生任何進步，那其實是種無知。在吳鉤所著《重新發現宋朝》中，有對宋時社會變化的新描述。讓我們來換個主語試試，「歐洲在工業革命前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王國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是否感覺很荒唐？
社會發展有其路徑依賴，歐洲社會從兩希文明始，自偉大的羅馬帝國建立，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進入所謂的中世紀，一直都在不停地萌芽和變化。即使被描述為千年黑暗的中世紀，現在種種研究表明，也並非如15世紀義大利人所描述的那麼不堪。
中國也是如此。
註：正文源於張宏傑所著《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有刪改
正文
在農耕文明時代，華夏文明站在世界的高端。
周禮《六藝》，含禮、樂、御、數、書、射六個科目，都是貴族必修課目，要求君子待人有禮、文武雙全，完全符合現代社會人格培養、素質教育的要求。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個個都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也就是今天江浙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那時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都能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唐朝時的中國人，大度開放、雍容文雅。到了宋代，已經有相當發達的手工業，出現了市民社會的雛形。
但是，到了元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形象落差之大，讓人不敢相信。在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
華夏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正是從蒙元入侵開始。
蒙元史就是殺戮史
成吉思汗教育後代有一句名言：「人生最大的樂趣，在於把敵人斬盡殺絕。」蒙古人殺光了金人，還殺光了西夏人，不光是血統，連這些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都徹底的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由於華夷之辨獨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大屠殺也極為慘烈。
1215年蒙軍攻陷金國的中都（元稱大都即北京，是當時超過百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對北京城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大屠殺，全城幾乎沒有倖存者，地面建築全部摧毀，以至於今天在北京城內，我們無法找到元朝以前的大型古建築，兩千餘年的文明古城毀於一旦。
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興慶府（寧夏銀川）的途中病亡，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成吉思汗與「善」這個詞並無關聯，甚至遺詔屠城，蒙軍將興慶府八十萬人全部屠殺，党項族幾乎被滅絕，僥倖逃生的人逃亡到藏滇地，從此隱姓埋名，易服改族。
1231年，元太宗窩闊台派托雷攻掠四川，蜀地人口銳減千萬，只有不到5%的人活了下來，曾經無比繁華的成都宛若空城。
世人皆稱南宋軟弱，卻湧現了眾多鐵骨錚錚的人物：
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5年，堪稱世界奇蹟。金庸老先生的武俠小說通常是寫俠客武功如何卓絕，但《神鵰俠侶》中，卻把襄陽守城之戰寫得蕩氣迴腸，真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1275年冬，蒙軍進攻常州，遭到頑強抵抗，數千守軍戰鬥至死，蒙軍下令屠城，常州城「止有七人，伏於橋坎獲免」，僅有七人倖免；
1276年蒙軍圍揚州，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親自勸降也拒不接受。他們殺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書於城上；
成吉思汗對漢人實行的是種族滅絕政策，認為漢人太多，必須斬盡殺絕，要變城廓和村莊為水草肥美的大草原，若不是契丹人宰相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進言，漢人有技術能納稅，漢人也就給徹底滅了。根據宋元戶藉估算，北方漢人被殺90%約4000萬，南方漢人被殺約2400萬，累計被殺約6600萬。
雖然部分漢人口得以保存，但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有位著名的外國學者曾說：「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的人民，並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們的靈魂。」
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消耗掉了華夏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所以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帝蹈海而亡後，「崖山之後，已無中華」。這一方面是指中國的精英階層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指華夏文明受到重創，呈現斷崖式下跌。
蒙元帝國的崛起，給華夏大地，帶來了無盡的苦難與黑暗。正應了張養浩的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苦難並沒有結束。
註：現代蒙古族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水滸傳》人物的暴戾是元明時代中國人性格的真實寫照。
到了明朝，當流氓無產者朱元璋登上了皇位，極為反感華夏傳統的士人精神，看《孟子》竟然說「民為貴、君為輕」、「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很是生氣，這還不算，孟子竟然還說：「賊仁者為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不是宣揚造反有理嘛？自然極為惱怒，憤而制定潔本，刪除有關士人獨立與反抗精神的文字。當傳統文化剝離了道德理想，國人開始染上了重度「流氓氣」。
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無限擴張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政治高壓之下，卻成為大明人求生存的現實寫照。
朱元璋為勸導官員不要過度貪腐，在開國初的詔書中曾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明朝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人民作為雞狗豬羊牢牢關在裡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因此，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流氓。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皆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朱元璋在位30年，殺人發二十萬，開國的文武大臣基本殺光，僅胡惟庸、李善長、藍玉三案殺人即達十萬之多。
在明朝，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律令下，蘇州才子姚潤、王謨因征詔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大明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後一塊保持獨立性格的空間。
朱元璋的統治原則，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於江山穩定的因素，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繫，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對內是全面社會控制，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當時的命令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
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歷代，可謂登峰造極。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獄登峰造極
到了清朝，社會的野蠻程度進一步加劇。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清兵向努爾哈赤彙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後的社會體系，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繼續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
清朝的幾代皇帝前仆後繼，對知識精英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殭屍。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後把身上帶的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
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應該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獨立意志、個人尊嚴。康熙非常讚賞朱元璋的村長式治理成就，認為他「治隆唐宋」。雍正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在這樣的極度專制下，清代的知識分子完全喪失了獨立性和創造力，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喪失尊嚴、人格，無思想無操守，老老實實當奴才，賣命效力，以獲得功名利祿，一有機會，他們就大肆貪污腐敗，盜竊皇帝的家產。
滿清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里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里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個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彷彿者。」
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積三代百餘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可以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很多社會管治辦法，其實還有前朝的陰影。
註：現代滿族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1793年11月6日 使團通過大運河閘口 威廉·亞歷山大畫
後記
1793年馬嘎爾尼帶領的英國使團訪問大清，得到了近距離了解乾隆朝的機會，他的觀察打破了歐洲流傳數百年關於中國盛世的神話。讓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清朝繁華神話下的貧窮。
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認為，清朝的貧富差距，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清朝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清朝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從於政治。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伸冤的機會。所以，對於大清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政治上的貧困更令英國人驚訝，「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人們普遍的撒謊、奸詐，毫無榮譽觀和尊嚴感。滿清統治下的中國是「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皇權專制摧毀了大清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社會進步的因素。
一方是雄心博博走向全球的大英帝國，一方是關緊國門過小日子的大清帝國。自然，雙方首次正式對話，完全就是雞同鴨講。英國使團並未得到期望的平等對待並完成通商使命，他們形容自己：「來時像乞丐，待著像囚犯，走時像小偷。」
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個僅有二十五萬km2、八百萬人口的蕞爾小國，很快就會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在有著千萬km2遼闊疆域、三億龐大人口的天朝上國面前。
TAG:大河望東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