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人，生活是客觀的
幸福的人，生活是客觀的，有著自由的情愛，廣大的興趣，因為這些興趣與情愛而快樂，也因為它們使他成為許多別人的興趣和情愛的對象而快樂。收到情愛是幸福的一個大原因，但要求情愛的人並非受到情愛的人。
廣義說來，收到情愛的人是給予情愛的人。但有作用的給予，好似一個人為了生利而放債一般，是無用的，因為有計謀的情愛不是真實的，受到的人也覺得不是真實的。那麼，一個因拘囚於自己之內而不快樂的人又將怎麼辦呢？
倘若他老想著自己不快樂的原因，他就得永遠自我集中而跳不出這個牢籠；跳出去的方法唯有用真實的興趣，而非當作藥物一般接受的冒充的興趣。困難雖是實在的，他究竟還能有許多作為，如果他能真正抉發出自己的病源。譬如他的憂鬱是源於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犯罪意識，那麼他可先使自己的意識界明白，他並沒理由感到有罪，然後照著我們以前陳說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種入無意識界，一面從事於多少中性的活動。假令他在制服犯罪意識上獲有成就，大概真正客觀的興趣會自然而然地浮現的。再若他的病源是自憐，他可先令自己相信在他的環境內並無特別的不幸，然後用以上所述的步驟做去。
如果恐懼是他的不快樂之源，那麼他可試作增加勇氣的練習。戰場上的勇氣，從已經記不起的時代起就被認為重要的德性，男孩子和青年們的訓練，一大部分是用來產生不怕打仗的性格的。但精神的和智慧的勇氣不曾受到同樣的注意，可是同樣有方法培養。每天你至少承認一樁令你痛苦的真理；你將發覺這和童子軍的日課一般有益。你得學會這個感覺：即使你在德性上聰明上遠不及你的朋友們（實際上當然不是如此），人生還是值得生活。這等練習，在幾年之後終於使你能面對事實而不畏縮，由是把你在許多地方從恐懼之中解放出來。至於你克服了自溺病以後能有何種客觀的興趣，那是應當聽任你的天性和外界環境去自然醞釀的。
別預先對你自己說「假使我能沉溺在集郵裡面，我便該快活了」的話，而再去從事集郵，因為你可能發覺集郵完全無味。唯有真正引起你趣味的東西才對你有益，但你可確信，一朝你不再沉溺在自己之內時，真正客觀的興趣自會長成。
在極大的限度內，幸福的生活有如善良的生活。職業的道學家太偏重於克己之道，由是他們的重心放錯了地方。有意識的自製，使一個人陷於自溺而強烈地感到他所作的犧牲，因此它往往在當前的目標和最後的目標上全歸失敗。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自製而是那種對外的關切，凡只顧追逐自己的德性的人，用了有意識的克己功夫所能做到的行動，在一個關切外界的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做到。我用著行樂主義者的態度寫這本書，就是說我彷彿把幸福認做善，但從行樂主義者的觀點所要提倡的行為，大體上殊無異於一個健全的道學家所要提倡的。然而道學家太偏於（當然不是全體如此）誇張行為而忽視心理狀態。
一件行為的效果，依照當事人當時的心理狀態可以大有出入。倘使看見一個孩子淹溺，你憑著救助的直接衝動而去救援他，事後你在道德上絲毫無損。但若你先自忖道：「救一個無助的人是道德的一部，而我是願意有德的，所以應當救這孩子」，那麼事後你將比以前更降低一級。適用在這個極端的例子上的道理，同樣可應用於其他較為隱晦的情形。在我和傳統的道學家提倡的人生態度之間，還有一些更微妙的區別。譬如，傳統的道學家說愛情應當不自私。在某意義內，這是對的，換言之，愛情不當超過某程度的自私，但無疑的它必須有相當程度的自私，使一個人能因愛情的成功而獲得快樂。
假如一個男人向一個女子求婚，心中熱烈祝望她幸福，同時以為這是自我捨棄的機會，那麼我想她是否覺得完全滿意是大成問題的。不用說，我們應願望所愛的人幸福，但不當把他的幸福代替自己的一份。「克己說」包含著自我與世界的對立。但若我們真正關切身外的人或物的時候，這種對立便消滅了。由於這一類的對外關切，我們能感到自己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不是像撞球般的一個獨立的個體，除了擊撞（撞球之與撞球）以外，和旁的個體更無關係。
一切的不幸福都由於某種的破裂或缺乏全部的一致，意識界與無意識界缺少了相互的聯絡，便促成自身之內的破裂；自己與社會不曾由客觀的興趣和情愛之力連結為一，便促成了兩者之間的缺少一致。幸福的人決不會感到這兩種分離的苦痛，他的人格既不分裂來和自己對抗，也不分裂來和世界對抗。這樣的人只覺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自由享受著世界所提供的色相和歡樂，不因想起死亡而困惑，因為他覺得並不真和後來的人分離。如是深切的和生命的長流結合之下，至高至大的歡樂方能覓得。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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