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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司馬遷:秉筆直書,但缺乏看齊意識的「複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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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司馬遷:很複雜

周去了一趟韓城,我是去看司馬遷的。

我崇拜司馬遷。

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雖然不能完全懂得《史記》,但是,其中的秉筆直書是懂得的,當然,更讓人敬佩的,是他在受到宮刑之後的堅韌不拔。

司馬遷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讀到司馬遷的故事,不免想到,其實,他的工作和我的老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有部分相似。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一位執掌天時星曆,記錄、搜集保存典籍文獻的一個史官,這典籍文獻就是我們的工作,所以,似乎可以稱他為同事,更親切一點,可以叫司馬遷同志。

站在一個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了16年的老同志,想到了司馬遷的作為,其實他是一個複雜的同志。

儘管他是兢兢業業的,而且學識過人,但是,他也有不少毛病。例如,他會頂撞領導。

第一張是千年古道,石板路是宋代鋪的,上去就是司馬遷的祠堂和墓,元代時修葺的墓呈蒙古包狀,可見對太史公的景仰是不分族別的。在他的祠堂前頂禮膜拜是出於真心的,也希望他永遠成為史家之楷模。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漢代名將飛將軍李廣之長孫李陵自請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以寡擊眾,武帝讚賞李陵的勇氣並答應了他。  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時卻遭遇匈奴單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卻越聚越多,糧盡矢絕之後,李陵最終降敵。  武帝憤怒,群臣皆聲討李陵的罪過,唯有司馬遷說:「李陵侍奉親人孝敬,與士人有信,一向懷著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我看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活下來想找機會回報漢朝的。」

這明顯是頂撞領導,而且是和皇上唱反調!

然而,隨著公孫敖迎李陵未功,謊報李陵為匈奴練兵以期反擊漢朝之後,武帝殺了李陵全家 ,而司馬遷也受到遷怒,以「欲沮貳師,為陵遊說」被定為誣罔罪名。誣罔之罪為大不敬之罪,給他兩個選擇,或殺或宮,最後,司馬遷選擇苟活。

後來,司馬遷寫到:「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賦有《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後修兵法,呂不韋被貶屬地才有《呂氏春秋》傳世,韓非被囚秦國,作《說難》和《孤憤》,《詩》三百篇,大概都是賢士聖人發泄憤懣而作。」

這個同志堅定地選擇活下來,到底是為什麼呢?

他寫完了《史記》。但這並不是一本符合朝廷口味的史書。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後人對這部史書評價極高。

東漢歷史學家班固的評價是:(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近代史學家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但是朝廷不一定這麼看。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

司馬遷當年有一個女兒嫁給曾任宰相的楊敞。為楊家生了兩個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外孫。小兒子楊惲自幼聰穎好學,讀到了母親珍藏的《史記》,楊惲愛不釋手,非常用心地把它讀完。楊惲成年之後,又讀了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嘆息。在漢宣帝的時候,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這時候他看到當時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馬遷這部巨著正是重見天日的時候,於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從此天下人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史著。

如果司馬遷沒有這個女兒,如果沒有這個外孫,《史記》的命運將會如何?很難設想。

我在韓城開玩笑說,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官員司馬遷,只注意秉筆直書,但不守規矩,沒有看齊意識,按照自己的史實調研和觀點評述歷史,臧否人物,所以,不是個好同志。

但是,他又為中華民族留下了皇皇巨著,如果沒有《史記》,很多歷史就會被湮滅。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遷是個好同志。

如此說來,司馬遷只能是一個複雜的同志。

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於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於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於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於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線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注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聖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家、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時也有《陳涉世家》。

司馬遷的史記中,最能體現其不畏權力秉筆直書的部分,莫過於對項羽和劉邦的記載。司馬遷作為漢朝官方的史學作者,並沒有畏懼於權力而貶低項羽抬高劉邦。《史記》中的項羽堅毅果敢、英雄蓋世,一生戰功無數,僅僅是個楚王卻把他放在只屬於皇帝的本紀中;而史記中的劉邦,厚黑無恥、流氓成性,老打敗仗而且在失敗時總是拋棄妻子;司馬遷這種公正的態度是要付出極大的政治風險的,更加的難能可貴。

司馬遷的祠堂和墓在文革中沒有被損壞,據說保護神是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有一段名言,而且是在家喻戶曉的名篇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的:「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毛主席肯定過的人,當然會受到保護。

司馬遷祠堂和墓都在黃河邊上的一座小山上,黃河兩千年過去了,大河奔流,正如歷史之浩浩蕩蕩。記錄歷史者,也被歷史所記錄,這正是史家之榮耀。我不知道,現在的中央文獻研究室里,有沒有司馬遷在潛伏著,或者說,在中國的史學界,有沒有司馬遷這樣的角色存在,如果有,這是中華民族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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