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主要開創者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之第21種。

傅衣凌教授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主要開創者，傑出的明清史學家。《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一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主要學術成就。

傅衣凌先生出生於1911年，193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1935年東渡日本，進法政大學研究院攻讀社會學，1937年回國後，從事農村經濟史的研究。他求學的這段時間，恰好是中國學術界展開中國社會史論戰和農村性質論戰的時期。

他具有歷史學和社會學的雙重學術素養，對於中國社會發展史有著獨特視野。有鑒於論戰之中的諸多歪曲中國歷史的種種謬說以及一般論說流於空泛教條的弊端，他立志寫作中國農民論、中國農村經濟史、中國商業資本史。

《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共分五卷，卷一是封建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卷二是農業、手工業，卷三是商業、貿易與市鎮，卷四是財政、金融，卷五是階級、階級鬥爭。

其中卷一、卷二和卷三，基本上是圍繞著傅衣凌先生的第一個研究構架而展開的，即從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及市場等各個方面，論述明清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停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階段其內部新、舊兩種因素的矛盾與變化。

明清時期最能反映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標誌當然就是新的經濟因素即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傅衣凌先生在綜合考察了農業、商業、市場等各個領域的狀況之後，對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提出了如下的基本看法：

第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究竟始於何時？

第二，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過程與歐洲國家有所不同，而具有中國的歷史特點。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的發展規律是：從山區發展到平原，從經濟作物發展到稻田生產。

第三，在先進地區有落後因素，在落後地區有先進因素，這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又一種現象。

明清時期新、舊兩種因素的矛盾與變化，當然不僅僅體現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形成、發展與夭折的過程中，而是貫穿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整個晚期階段。對此，傅衣凌先生是如此歸納明清時期的發展進程的：

近年來，在我的腦海里又盤旋著一個問題，為什麼明清以前原是先進的中國到了十五、六世紀以後變成落後的中國呢？為什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長期處於被侵略的地位呢？我認為其關鍵所在，如果窮本探源，當在十五、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進行探討。

明清時期的歷史地位是值得重視的，因為它正處於東西方變化的一個歷史轉折點。明清以前的中國，也就是十四世紀以前的中國，生產力是走在世界前頭的，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科學文化，在工業技藝方面，有許多重大的發明、創造，如四大發明對世界文明的進步起了偉大作用，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馬克思曾說火藥、羅盤鎖和印刷術的發明，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先決條件。恩格斯也指出由於火藥的輸入歐洲，改變了中世紀的戰術，衝破了封建領主的堅固堡壘，改交了城市的性質。可是這些創造、發明，在它的祖國卻沒有發揮其應有的歷史作用，那是為什麼呢？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明清兩代是出現有不少新東西，從生產力、生產關係到意識形態等都有許多新東西、新因素。……可是引人注意的，就是這些新東西在明清時代雖有發現，並不能得到順利的滋長，在強大舊勢力壓迫下，卻大半被扼殺、夭折、中斷下去。《論明清社會的發展與遲滯》，見本書卷一。

本書卷四的財政與金融部分，共收進三篇論文，這個研究領域並不是傅衣凌先生一生中的學術興趣的重點，可以說是偶然涉及。儘管如此，在這三篇論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在這一領域的分析，依然是圍繞著新舊兩種因素交織矛盾的主要研究構架而展開的。

在封建社會裡，中國商品生產早就有較大的發展，土地可以買賣，貨幣經濟頗為繁榮，白銀流通很為廣泛，銀納地租與力役地租、實物地租三者同時並存。和歐洲封建社會相比，中國在封建時代就出現了大統一的國家，農民也有相對的離土自由、不那麼嚴格地隸屬在土地上面。

可是這些新東西都沒有達到成熟的程度，中國的大統一是由地主階級來實現的，而不是資產階級，因而這個統一國家的前途，只能是專制和愚昧，而不是科學和民主。中國的土地雖然可以買賣，卻不是很自由的，還受著鄉族勢力的干涉。

農民一方面有相對的離土自由，其另一方面，則人身依附關係仍十分嚴重。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素早已產生，然長期以來，始終未能達到成熟的階段，影響到中國封建社會裡的生產關係、階級關係都發展得不夠成熟，無論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前輩都沒有形成為獨立的階級力量。

其在貨幣經濟方面，亦是如此。在世界貨幣史上，中國是首先使用紙幣的國家，貨幣的鑄造與流通也有悠久的歷史。

金銀和奢侈品有親密的關係，絕大多數的人們還過著物物交換的生活。中國貨幣經濟因為缺乏堅實的生產交換基礎，時在變動中，有前進，有倒退，也有中斷。

我們還要注意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既早熟又不成熟，由於國家的控制，寶鈔發行量和社會生產是毫不相涉的，每每造成通貨膨脹；而這些白銀也和當時生產界沒有發生直接聯繫，發揮貨幣信用的作用，推動生產的發展，只作為地主獵取土地的工具或大量窯藏而已。

我們考察明代前期通貨流通的變化過程，從禁止使用白銀，發行寶鈔，終又解除金銀禁令，正符合中國封建經濟的遲滯性和貨幣經濟的不成熟，值得我們認真考慮。見本書卷四。

本書的卷五，是圍繞著傅衣凌先生的第二個研究構架而展開的，即是把社會經濟構成和社會階級的構成、階級鬥爭聯繫起來考察。這誠如美國學者鄭培凱先生所說：「有人以為傅先生對明清時期階級鬥爭的研究僅限於明末奴變、佃變、抗租之類，系他研究明清社會結構的副產品，並非他真正興趣所在。其實不然，傅先生對農民戰爭所導致的巨大社會變革一直都有很強烈的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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