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者必須學一點創作——程千帆的一個治學「秘訣」
程千帆先生
關於程千帆先生的治學思想和方法，沈祖棻在《古典詩歌論叢·後記》中有過這樣的總結：「因為在過去的古代文學史研究當中，我們感到有一個普遍的和比較重要的缺點，那就是沒有將考證和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基於這樣的理解，我們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這一方法既是程先生畢生學術研究經驗的總結，也是他的古代文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傑出貢獻，體現出自覺的理論探索和理論建構意識。諸如此類的闡發，「程門弟子」及時賢所論甚為周詳，茲不贅敘。程先生自己在談到培養學術人才、治學經驗時，則總會強調研究者自身文學創作經驗的重要性。他說：
從事文學批評工作，完全沒有創作經驗是不行的。研究詩最好能夠寫點詩，即使會畫點畫也好。（《詹詹錄》）
如果我的那些詩論還有一二可取之處，是和我會做幾句詩分不開的。（《閑堂自述》）
在文學研究中重視研究者自身的創作經驗，既是程先生治學方法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培養學術人才過程中的一大特色。這一點在程先生的論著及「程門弟子」的回憶、論文中並不鮮見，然多為零星之語，尚未見專論。故不揣固陋，以補前賢之論。
一、文學創作經驗有助於學術問題的發現
我們對程千帆的人生經歷稍作考察就會發現，詩歌創作的學習和訓練貫穿於他求學、治學的整個過程之中。程先生在《勞生志略》中回憶說：「詩是我的家學。我幼承庭訓，十二三歲即通聲律，曾寫過一些當然是極其幼稚的作品，呈請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語有『詩筆清麗，自由天授』之語，外祖的批語是『有芊綿之思，可與學詩』。這些過情的鼓勵對我後來致力詩學，當然有很大影響。」從以上兩位長輩的批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他在詩學方面的天賦與才華。在大學求學期間，他既重視文史知識、文學理論的學習，也繼續保持著學習、創作詩歌及其他文學樣式的熱情和習慣。「他的氣質中兼有學者的嚴謹、深刻和詩人的靈性、敏感。雖然他從小就學會了寫作古體詩詞，但在金大求學時卻更醉心於新詩創作。……後來他像聞一多一樣，『立馬回韁作舊詩』了。」（莫礪鋒《程千帆評傳》）這樣一種創作習慣，程先生後來一直保持著，與他的理論研究並駕齊驅、並行不悖，以至成為他的一種生活方式。
程先生的詩詞在前輩或同輩學者那裡頗有好評，讚譽之聲不絕於耳，稱頌之辭屢見筆端。朱自清稱許道：「昨承惠詩四章，風調高妙，循誦再三，不忍釋手，感荷感荷。……《醉中》一篇，樸實有味，以俗為雅，甚得江西法，亦所偏愛也。」錢仲聯也稱頌道：「余循讀數過，絕嘆彌襟。其神思之窵遠，藻采之芊綿，不懈而及於古。……其鄉先輩王、鄧諸家所不能為者，而先生能之。」從這些評價中，我們可以窺見程先生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才華和成就，足以和他所研究的對象（古代優秀的詩人及其作品）相媲美。程先生對於文學寫作的興趣愛好，在詩詞創作過程中所積累的文學創作經驗，以及因此而形成對文學作品特有的、紮實的藝術鑒賞功底，為他的學術研究（尤其是詩詞研究）帶來了相當多的理論生髮點，觸發了對一系列相關問題的研究，同時也為這些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藝術基礎，提供了強有力的學術支撐。
程千帆書自作詩《石林絕句》
學術問題從哪裡來？如何確立自己的選題？這是理論研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然而，缺乏問題意識，找不到合適的研究題目，卻是很多初學者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根據程先生的經驗，他所研究的很多問題，大多是在自身文學創作的基礎上，從自己對作品的鑒賞、感悟中生髮而來，而不全是從前人的文獻中來。他說：
通過詩歌，我表達自己的生活並回答自己生活中出現的問題，也了解他人（包括古人）的生活和他們是怎樣回答生活中的問題的。通過創作、閱讀、欣賞、批評、考證等一系列的方法，進行探索，逐步地走出一條小路來。這條長長的思維之路有過程，有結論。（《學詩答問》）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程先生的學術生涯中，文學創作活動是融入他的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與閱讀、批評、考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都是為了表達或回答自己和他人的「問題」。這種鮮明、強烈的問題意識，正是文學理論研究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必備條件和學術起點。
學術研究者的興趣與領域因個人材質、治學經歷而異，發現學術問題的角度和敏感程度也與自身的知識結構、經驗積累密切相關。程先生髮現和研究「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這個問題的緣起，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的開篇就說得很清楚：「個人年來涉獵文史，鳩集了一些有關這些問題的資料，因而大致明白了唐代進士行卷是怎麼一回事，並且進一步認識到，對於唐代文學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的，並非進士科舉制度本身，而是在這種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程先生對唐代進士「行卷」現象如此敏感並且興趣濃厚，與他自己的文學創作興趣以及由文學創作經驗的積累而形成的對創作問題的敏感性是分不開的。因為擁有較為豐富的創作經驗，他對唐代進士行卷現象中舉子們的創作動機、態度、心理等方面有著比較全面、深刻的體會和理解，也能夠產生一些共鳴，從而發現其中的問題所在，並進一步激發了他研究這些問題的濃厚興趣。
又如，程先生的《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也是一篇經典之論。他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這樣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在古典詩歌中，一與多的對立統一通常是以人與人，物與物，以及人與物，物與人的組合方式出現的，而且一通常是主要矛盾面，由於多的陪襯，一就更其突出，從而取得較好的藝術效果。」程先生進一步發現：「每一篇好詩，無論大小，都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其藝術結構是相當複雜的面加以應用。一與多的對立統一關係也曾被詩人們在布局、用韻等方面加以應用。」顯然，程先生髮現這一現象和規律的切入點，依然是詩歌創作的藝術角度。這種「一與多」的現象，在程千帆先生自己創作的詩歌中也表現得十分鮮明，例如：「九州同不見，寧獨所親哀」（《哭翔冬師》其三），「京華得名三十載，一流向盡幾人在？」（《呈方湖師，用師與孤桐先生唱酬韻》），「舉世非知識，何由判醉醒」（《誦避寇集，懷蠲戲老人》），「春草已凋秋藕絕，獨留清白殉乾坤」（《題叔華夫人水仙卷子》其二），「老拳揮一怒，群兒噪幺麽」（《醉後與人辯鬥長街，戲記以詩》），等等。程先生的詩歌創作與其理論研究相映生輝，於此可見一斑。
當今時代，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普遍使用，電子文本資料的檢索也十分便利。然而，大多數研究者過於依賴這些技術性方法的運用，卻忽視了自身文學創作經驗的積累，對文字的感悟力、鑒賞力重視不夠。這對於文學理論研究而言，顯然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在文學理論研究過程中，要想發現有價值的學術問題，僅僅依賴電子資源檢索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具備一定的文學創作經驗積累，培養和增強自己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悟、鑒賞能力，從而提升自己發現問題的敏銳力。程先生認為：
文學活動，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維活動應當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當頭，而不是「知」字當頭。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文藝作品，當你首先接觸它的時候，感到喜不喜歡總是第一位的，而認為好不好以及探究為什麼好為什麼不好則是第二位的。由感動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斷，是研究文學的一個完整的過程，恐怕不能把感動這個環節取消掉。「為文造情」不但不適宜於創作（它事實上就是「主題先行論」），恐怕對於詩歌研究也不完全適合。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往往是在被那些作品和作品所構成的某種現象所感動的時候，才處心積慮地要將它弄個明白，結果就成了一篇文章。（《學詩愚得》）
程先生的切身體會之言，對於那些不重視原始文本鑒賞與批評、只看一些二手材料就天馬行空地高談闊論的不良習氣，是很有警醒意義的。
程千帆書自作詩《西安雜題四首》之四
二、文學創作經驗有助於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文學理論研究者藉助於自身文學創作經驗積累而形成的敏銳的藝術感悟力和洞察力，重視對研究對象的原始閱讀和個人感悟，形成自己的第一評價，以此為參照，對前人的觀點、結論進行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不僅有助於人們在理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問題，而且能夠從文學創作的各個角度去分析問題，並最終解決問題。這是我們在梳理程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方法過程中獲得的一個重要啟示。
（一）《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的研究重點與邏輯建構
程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通常被學者專家作為「文史」結合的典型範例。如果我們從這部專論的研究重點和邏輯建構來看，著眼於文學創作則是這項研究的一個鮮明特色。《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唐代進士行卷之風對唐代文學發展的影響。一般而言，提到「文學發展」，人們至少可以想到與其相關的三個維度：文學理論、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程先生所論「文學發展」的重心，顯然是在文學創作這一部分，另外兩個部分所涉甚少。既然研究重心確定在文學創作層面，接下來的研究也就由此進一步鋪陳開來：進士們創作行卷作品的態度，採用的文體形式，達官顯貴如韓愈、柳宗元等如何利用行卷之風倡導自己的古文理論，等等。這樣一個研究思路的確立，也就決定了這部專論的邏輯建構。
《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分別以詩歌、散文、小說為例，探討了進士行卷之風對文學發展的促進作用。就詩歌而言，程先生敏感地認識到，行卷的舉子和接受行卷的當世顯貴們，對待行卷的態度各不相同，那麼，他們是否都對文學創作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這就有一個梳理、甄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問題。程先生認為，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所譴責的那些文丐、文偷以及盧延讓、李昌符等嘩眾取寵之輩的行卷態度極不嚴肅，對文學發展並沒有什麼促進作用，但是這些並非主流。他說：「其中也盡有以嚴肅的態度從事寫作，企圖在作品中表達自己進步的政治、社會觀點，體現較高的藝術水平，並且就用這樣一些作品去行卷求知的。」例如皮日休的《文藪》、羅隱的《讒書》等，就是其中的出類拔萃之作。張籍、王建等人的詩歌創作，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程先生說：「除了像這樣一些在思想水平方面顯得很突出的少數例子之外，唐代進士以具有較高藝術水平的作品從事行卷的人為數就更多。這些作品，往往採取了標新立異以引人注意的手段，但因為其手段是遵循著而不是違反著藝術的法則而使用的，其所表現的新和異變也成為一種使讀者感到喜悅的收穫了。」進一步來說，「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行卷的舉子和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投來的行卷的顯人，在唐代歷朝都有。對於當時文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的，也正是他們。」通過這樣的辨析，我們不僅弄清楚了唐代舉人行卷的各種心態，也明白了只有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才能促進文學發展這樣一個基本原理。程先生這一鞭辟入裡、透徹明晰的論述，實際上觸及到了作家創作過程中的創作動機和創作心理，由此可見他對作家內心世界的體察之細膩與明了。正因如此，程先生這一結論對於當時乃至今天的文學研究也具有指導意義。
考察行卷之風對於詩歌創作的促進作用，從詩人和詩歌本身著手是最為直接、最為有效的切入點。在選擇行卷詩的過程中，程先生在眾多的唐詩選本中，獨具慧眼地選取了「最集中地反映了唐人行卷詩的面貌的，則是一部在編輯過程和去取宗旨都發生過異說、引起過爭論的唐詩總集——《唐百家詩選》」。程先生認為，通過對這部書的探究來說明唐代詩人行卷之作的價值以及行卷這種風尚對唐代詩歌發展的影響，是比較合適的。在考察、研究這部詩選中與進士科舉有關的七十多位詩人的作品之後，程先生認為：「除去其中確知其非行卷之作的那一部分，還可以看到許多思想性較強、藝術性較高、膾炙人口、傳誦至今的篇章。如崔顥《黃鶴樓》，王昌齡《長信怨》、《出塞》……等等，都在其中。其餘在當時的水平線以上的詩，則更不在少數。」這就用事實證明：「行卷之詩，確有佳作；行卷之風，確有助於詩歌的發展。」同時，在面對眾多論家責難王安石這個選本不足以代表整個唐詩的藝術成就時，程千帆先生還慧眼獨具地認識到這個選本不同於一般選本的特殊的文獻學價值，那就是對行卷詩比較集中的收錄與保存。故此，程先生特此指出：「如果明白了《唐百家詩選》取材的主要來源是什麼，並且依據這一前提，不再以反映唐代整個詩歌風貌及每位詩人全部的、最高的成就來要求這部選本，那我們就還得感謝宋敏求和王安石，感謝他們為今天研究唐代進士行卷這種風尚對於詩歌的發展有無促進作用，提供了可貴的史料，並且對於這個問題做了肯定的答覆。」這樣的論斷，不僅反映出程先生慧眼獨具的史家眼光，也反映出他重視文學創作的作家情懷。
（二）巧辟蹊徑解決詩歌研究難題
文學理論研究要靠證據說話，要重視考據之學，這已是眾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學術法則；然而在研究實踐中，有兩種現象值得關註：一是有些人機械地、片面地理解和強調「考據」之學，忽視了文學創作經驗和文學鑒賞在理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二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人們常常會遇到史料不全、證據不足的情況。對此，程先生有這樣一段談話值得深思：
現在就有這樣的人，比如在唐代文學討論會上，有的人說，只有校勘、箋注等才算是學問，你要講藝術特點什麼的，他就說你空洞。這不對。因為你搞箋注，最後要幹嗎？是要研究作品所反映的心靈活動。你專講某字當什麼講，最後其實還是要接觸作品本身。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你所作出的判斷，是你根據對歷史背景、思想背景和社會政治背景的了解以及對語言、訓詁的理解。這些不掌握，你想去揣摩作家的心靈活動，是靠不住的，也會遇到沒法考據的事。比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我們對這個作者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初唐時的人，寫詩的背景也不知道，只好根據他的詩本身來看。（《打好基礎，拓寬視野——與碩士生的一次談話》）
毫無疑問，程先生對文學創作經驗的重視，不僅深入追問了文學研究的目的和意義，而且直接面對文學研究中經常會遇到的材料不足以支撐考證、邏輯推理的現象，並提出解決的途徑和方法。
程千帆書自作詩《入夢四首》
程先生研究杜甫《飲中八仙歌》的名篇《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也是備受學界推崇的經典範例。《飲中八仙歌》是杜甫的名作，如何界定這首詩在杜詩創作歷程上的時間節點、藝術價值和詩歌地位等，卻是一個不太好解決的問題。按照一般文史結合的方法，在沒有找到可靠的歷史材料的情況下，人們很難得出結論。而程先生另闢蹊徑，從詩歌的表現形式入手，通過探尋、分析杜甫創作時的心態，並由此推斷創作此詩的大體年代，較為準確地評定它在杜詩創作歷程中的地位，從而成功破解了這一難題。程先生認為：「《飲中八仙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點便是，就一篇而言，是無頭無尾的，就每段言，又是互不相關的。它只是就所寫皆為酒徒、句尾皆押同韻這兩點來鬆懈地聯繫著，構成一篇。詩歌本是時間藝術，而這篇詩卻在很大的程度上採取了空間藝術的形式。它像一架屏風，由各自獨立的八幅畫組合起來，而每幅又只用寫意的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每個人的神態。這也說明，杜甫在寫這篇詩時，有他獨特的構思，他是想以極其簡練的筆墨，描摹出一群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從而表現出一個富有個性的時代——開元天寶時代。」經此分析，程先生得出結論：「《飲中八仙歌》是杜甫早期詩作發展軌跡上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清醒的現實主義的起點。」這篇論文之所以為學界所推重，除了結論令人信服之外，還在於他研究問題的切入角度之新奇，甚至連論文的標題也與眾不同。這些都與程先生自身所具備的詩人氣質和豐富的詩歌創作經驗密不可分。
此外，程先生對杜甫名作《北征》的鑒賞與論析，尤其讚賞詩中描寫旅途景色和詩人觀賞景色時愉悅心情的那一小段：「中間這一輕鬆愉快的場面和前後許多嚴肅痛苦的場面對比，不但顯示了詩篇在藝術上的節奏，更重要的還在於表現了詩人感情上的起伏及其自我調節作用。」前人於此，或以六義論之，或以書畫比之，言其構思、章法之精妙（參見清人李濬編撰《杜詩集評》中李因篤、錢燦、吳農祥等人的評點文字。台灣大通書局1974年版，第217-221頁），程先生卻能觸及詩人內心情感細微變化之處，揭示杜甫寫作此詩時的情感、心理狀態。巧合的是，程先生的詩作《子苾生日，長句為壽》也有這樣的特點：前面絕大部分都是在回憶兩人結婚四十年來患難與共的人生經歷，惟在結尾兩句表現出些微的欣慰與喜悅之情。這首詩與杜詩《北征》有異曲同工之效，可視為古今兩位詩人跨越歷史時空的心靈溝通與交融。
三、重視文學創作經驗積累的學理依據
程千帆先生對於研究者自身的文學創作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文學作品的藝術鑒賞能力的重視，不僅是他自己治學經驗的個性化總結，而且有著內在的、深厚的學理依據。程先生在《答人問治詩》中說：
從事文學批評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沒有一點創作經驗。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沒有一個理論批評家是不能創作的。正由於他們有創作經驗，才能夠從自己的和別人（包括古人）的創作中，抽象出、概括出理論來。任何理論都是從當代和前代創作中抽象出來的，而批評（如果不是棍子）也必須對其批評對象的藝術經驗有較深刻的理解。一位從來沒有作過詩或沒有其他藝術創作經驗的人侈談詩歌藝術，不說外行話，很難。
由此可知，程千帆先生重視文學研究者自身的創作經驗，並以此作為自己的治學「金針」示人，不僅僅是個人治學經驗、心得體會的總結，更是他對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歷史進行理性的審視之後提煉出來的理論成果。
程千帆書自作詞
從文學理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來看，由於缺乏文學創作經驗、藝術感悟力低下而出現研究偏差的現象不容忽視。朱自清、程千帆、裴斐先生分別從三個不同的維度對文學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自身素養提出了一致的要求。裴斐先生對當時學術界中那些不注重文學審美的「學問家」或「批評家」有過批評：「他們不把文學當成藝術品，而是把它當成一堆資料，從歷史、社會學或別的什麼角度加以研究，或專註於資料的考訂，認為這才算學問。另一些人，雖然比較重視文學本身的特徵，但卻並不是從對作品的審美感受出發，而是從眾所周知的理論原則出發加以論證，結果彼此的觀點和結論總是大同小異的。至於一些善於窺測風向的批評家，距離文學審美就更遠了。」裴斐先生所批評的這種現象，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古已有之。早在漢代的《詩經》闡釋上，以《毛詩》《鄭箋》為代表的「經典」之作，就出現了遠離人情、超出常人想像之外的離奇解釋。朱自清先生認為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正是在於他們的解釋已經嚴重偏離了「文學」本位：「《毛詩》《鄭箋》跟著孟子注重全篇的說解，自是正路。但他們曲解『知人論世』『以意逆志』，於是乎就不是說詩而是證史了。斷章取義而以『思無邪』論詩，是無妨的。根據『文辭』『以意逆志』，或『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也可以多少得著『作詩人之意』，因為人情是不相遠的。他們卻據『思無邪』一義先給『作詩人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詩證史，人情自然照顧不到，結果自然便遠出常人想像之外了。」以此反觀當今學界，裴斐先生所說的這三種學問家或批評家依然存在，朱自清先生所說的遠出常人想像之外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數。這一現象，尤其值得初學者引以為戒、自省自律。
在程先生看來，重視研究者自身的文學創作經驗積累，重視對文學作品的研究，是文學理論研究的核心和實質所在。因此，他在培養學術人才時特別重視和強調這一方面的要求，甚至還將此作為入學考試的一項重要內容。莫礪鋒先生對此有著清晰、深刻的記憶：「程先生還認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必須學一點創作，必須具備敏銳的藝術感覺，他抓得最緊的便是訓練我們寫詩。記得我考研究生時，專業試卷上有一道題是：『你會寫舊體詩詞嗎？如果會的話，請寫一首（或抄舊作）給我們看看。』」（莫礪鋒《程千帆評傳》）正因為記憶如此深刻，加上後來治學的受益之豐、體會之深，在莫礪鋒先生心裡，這一點被看成是程千帆先生從事學術研究的「獨得之秘」和度人「金針」。
綜上所論，在文學研究這樣富於理性精神的工作中，研究者自身文學創作經驗的積累，對於我們發現問題、分析問題並最終解決問題，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程先生在古典文學研究中重視研究者自身文學創作經驗的積累，力求做到「才、學」兼修，是他數十年治學經驗的總結，也是蘊含在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中的鮮明個性。他在培養學術人才及學術經驗交流中反覆提及這一治學「秘訣」，有著堅實的、內在的學理依據，體現出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和研究的歷史積澱，對於當今學界的學風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和糾偏意義。
>原題《程千帆詩歌研究思想與方法補論》，載《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程千帆先生治學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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