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豆》2018.03：文化隨筆深深的喜悅和敬畏
《紅豆》| 2018.03
深深的喜悅和敬畏
黃德海
「
黃德海，1977年生，山東平度人，現居上海。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著有《書到今生讀已遲》《若將飛而未翔》，隨筆集《個人底本》，翻譯有《小胡椒成長記》，編有《書讀完了》。
」
「你站在我的心中對我說話」
愛因斯坦五十歲生日那天，弗洛伊德給他發去賀信，信中稱愛因斯坦為「你這幸運兒」。愛因斯坦對此頗感好奇，他在回信里問弗洛伊德，為何如此強調他的運氣。弗洛伊德複信解釋，沒有哪個不精通物理學的人膽敢批評他的理論；可是人人都可以評判弗洛伊德的理論，無論他是否懂心理學。我不太清楚現在物理學的外行是否還謹守那個年代的禁忌，但記載這個故事的《愛因斯坦談人生》（海倫·杜卡斯、巴納希·霍夫曼編選，李宏昀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卻讓無緣研習相對論和現代物理學的人，擁有了一次接近甚至談論愛因斯坦的機會。
這本薄薄的小書，差不多是愛因斯坦的各類書信節選和有根據的軼事集錦，吉光片羽，彌足珍貴。作家馬克斯·布羅德因為有人錯誤地點評了他的書大為光火，愛因斯坦去信致意。信中他勸對方不必把這些事當真，臨結束的時候，愛因斯坦說：「這樣安慰自己吧：時間是個篩子，重要的東西多半都會漏過網眼落入遺忘的深淵；而被時間挑剩下的，往往仍是些陳詞濫調。」這句話前半句看起來還像是安慰，後半句表達的則幾乎是對人的深入探索準確傳達至人世的絕望。當然，絕望背後仍蘊含著愛因斯坦的積極態度，甚或可以說，只有在如此絕望之後，才可能有真正的積極。不過，這積極要與愛因斯坦其他的話參照才明朗：「為思維本身而思維，恰如在音樂中」「我從事科學研究完全是出於一種不可遏制的想要理解大自然奧秘的渴望。」只有把注意力迴向思維和工作本身，才有可能避免自己陷入喧囂人世的無聊爭執。編者沒有在書中收入布羅德的回信，不知道他是否因為收到這封不太像安慰的信而變得心平氣和，但信里愛因斯坦的一個思維特徵值得珍視，他似乎總能在別人思考結束的地方，再翻出一層。這翻出的一層，才是愛因斯坦思想很難企及的深邃之處。
不只作家，猶太裔小夥子也向愛因斯坦去信求教。他愛上了一個家庭信仰不同的女孩，父母雖然也喜歡這個姑娘，卻無法接受不同信仰間的通婚，因此堅決反對。小夥子捨不得自己的戀人，卻又不願與父母決裂，惶惑不已。愛因斯坦回信：「我得坦率地講，就那些決定孩子們人生方向的重大決策而言，我不贊同父母施加影響。這種事應該由孩子自己說了算。」話說得斬釘截鐵，值得每個身為父母的人仔細思量。但愛因斯坦的信沒有在這裡結束，他接著寫道：「不過，當你想要作出父母並不贊成的抉擇時，你得捫心自問：我的內心深處是否已經足夠獨立，使得我能夠在違反父母意願的同時不喪失內在的均衡寧靜？如果你對此沒有把握，那麼我不鼓勵你採取下一步行動——這也是為了姑娘的利益。以上就是你作出選擇的唯一依據。」
回信有經有權，既明確了父母和成年子女在意見不同時的處理原則，又靈活地指向當事人所處的具體情境。在準確表達自己意見的同時，愛因斯坦並未越俎代庖，而是把決定權巧妙地歸還了那個必須自己作出決斷的年輕人。
體察當事者所處的具體情境，不懸空立論，是愛因斯坦讓人感到親切的地方，也是他思維的卓絕之處。即使對待抽象的問題，他也幾乎不抽象以對。在一封寫給出版商的信中，愛因斯坦談到了死刑問題。他認為，廢除死刑是可取的。理由之一是，死刑會使萬一發生的司法錯誤無法挽回。即便不是因為司法錯誤，具體到參與者和執行者，死刑仍有其弊端，這正是愛因斯坦反對它的第二個理由：「執行死刑的程序，會對直接或間接參與這一程序的人產生很不利的影響，影響後者的精神。」
如果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死刑程序還可以相對主動地選擇，那麼，1933年一位從慕尼黑給愛因斯坦寫信的音樂家，恐怕不得不被動面對一些問題。他在當時的德國，找不著工作，處境落魄，情緒沮喪，陷入了深深的絕望。愛因斯坦給他回信，除了鼓勵他找幾個想法相同的朋友，閱讀偉大的著作，領略自然風光，還進一步指出：「無論什麼時候，就當自己生活在火星吧，周圍全是陌生的怪物，對於怪物的行為無須產生濃厚興趣。」愛因斯坦這裡講的，可以看成一個實質意義上的好人自處的良方：如果不能和社會上的壞東西完全絕緣，不妨嘗試著放棄對它們的興趣——不論是無奈的抱怨還是激烈的反對——不跟它們結緣，從而能夠於惡劣的境遇里，「在自己的空氣中自由呼吸」。
寫上面這封信的時候，為了不給對方製造麻煩，愛因斯坦隱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但處世審慎的愛因斯坦，還是因為自己的照片，給一位老朋友帶去了小小的困擾。1927年，愛因斯坦把一張附有自己所寫詩歌的照片贈予老朋友沃爾夫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沃爾夫夫人乘船來到英國，當時英方不允許旅客攜帶任何信件或照片，但沃爾夫夫人捨不得把愛因斯坦的照片丟棄。負責檢查行李的官員發現了這張照片，立刻停下檢查工作，詢問沃爾夫夫人是否願意把照片借給他，以便他能把照片上的小詩抄錄下來給同事看。「沃爾夫夫人告訴官員，他甚至有權扣留這張照片，但他卻說第二天開船前一定奉還。第二天他果然畢恭畢敬地把照片送了回來，此後再也沒有盤問或檢查行李。」英國官員的行為或許出於對愛因斯坦的敬仰，或許純屬附庸風雅，但我更願意相信，這是普通人在等因奉此的工作和生活中多出的那麼一點善意。這善意與這本小書中透出的愛因斯坦之光相互輝映，默默地護佑著這卑瑣的塵世。
對待愛因斯坦的事業和人生，最好的方式大概應該像他對待音樂家巴赫那樣——如果可以不用去掉「演奏」一項的話：「對於巴赫畢生的事業，我只有幾個字可說：聆聽，演奏，熱愛，尊敬——並且閉嘴。」或者，像在納粹期間選擇留在德國與猶太同胞一同承受危險的萊奧·貝克，讓愛因斯坦用另一種方式參與自己的生活：「在那些對道德存在與否的追問只能得到『否』的回答的日子裡，當人性概念都遭到深切質疑的時候，我有幸想起了你，頓時感到內心恢復了平靜和力量。多少個日日夜夜，你站在我的心中對我說話。」
用使人醉心的方式度過一生
除非一個人有馮·諾依曼那樣的冷硬心腸，為原子彈的內爆完成了關鍵計算，同時敢於說，「你不需要為身處的世界負任何責任」，否則，他就不該在原子彈的研製過程中扮演任何角色。但原子彈對科學家的吸引畢竟是致命的，那是煉金對鍊金術士的誘惑，很多人要到事後才感受到那尾隨而至的、無力承受的道德責任。盟方原子彈項目的主要科學負責人奧本海默，就被這個巨大的怪物折磨得形銷骨立。原子彈試爆成功，他腦海中浮現出《薄伽梵歌》的經文：「現在我就是死亡，世界的毀滅者。」參與計劃的一個年輕物理學家，在原子彈投放之後，難過到在樹叢中嘔吐。不過，例外仍然存在。一個性情柔順的女性，就事先做出了決定，她斬釘截鐵地表示：「我絕不和一個炸彈發生任何關係。」
說這句話的，是麗絲·邁特納，汝茨·麗溫·賽姆的《麗絲·邁特納：物理學中的一生》提到了她上面的事。1878年，麗絲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猶太家庭，關於童年，她一直記得自己「父母的非凡善良」，以及兄弟姐妹成長於其間的「特別鼓舞人的精神氛圍」。雖然從小就對數學和物理學有明顯的愛好，但19世紀末的奧地利，仍把女性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麗絲的早期求學經歷，14歲就終止了。20世紀伊始，奧地利終於打開了那扇對女性關閉的大門，邁特納也於1901年進入了維也納大學。她即將選擇的物理學，不是什麼顯赫的學問，這門學科在當時更多的是一種愛好，還算不上事業。極少數的「學生之所以學了物理，是因為他們想像不出更使人醉心的方式來度過他們的一生」。大概是天生的直覺起了作用，「1902年，麗絲·邁特納知道了，她就是這種大學生中的一員」。
這種緣於性情的選擇並沒有為她帶來即時的榮耀。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陳舊的社會並沒有與物理學的突飛猛進保持同步。邁特納雖然在德國找到了工作，但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需要父母的補助。這種無法自立的生活較為顯著地影響了她的精神狀態。1910年，父親去世，邁特納負疚地寫道：「我做的每一件事只對我、對我的野心和我在科學工作中的樂趣有好處。我似乎選擇了一條道路，它和我最深信仰過的原則背道而馳，那原則就是每個人都應該為別人而存在。這並不是說一個人必須無緣無故地犧牲自己，而是說，我們的生活應該以某種方式和別人聯繫，應該是別人需要的。然而我卻像鳥兒一樣自由，因為我對任何人都是無用的。這也許就是一切孤獨中最壞的一種孤獨。」
不過，大部分時間，邁特納忙得顧不上這些消極想法。她已經在1907年與化學家奧托·哈恩合作，進行放射性方面的研究，並且深深地投入其中。一戰期間，哈恩仍在戰區，邁特納已經退役，就獨自繼續他們共同的研究，哈恩只在偶爾休假時過問一下。1918年，邁特納研究發現了新的放射性元素，並將之命名為鏷。當時，一種新元素的發現有可能帶來一個諾貝爾獎，但因為這是他們合作的成果，哈恩的職位又稍高於她，因此，論文署名時，邁特納慷慨地把哈恩的名字放在前面。
一戰結束之後的一段時間，對邁特納的學術和生活來說，都是極為舒適的。她成了教授，開始獨立研究她最感興趣的核物理。1934年，費米用中子照射元素周期表上的各種元素，有了很多有趣而重大的發現。這些發現引起了邁特納的關注，並意識到，進一步的研究需要傑出化學家的協助，她便勸說哈恩重新開始他們的合作。這次成功的合作在1938年出現了轉折，因為納粹對猶太人日益彰顯的惡意，邁特納被迫於7月份匆忙離開德國。在瑞典，馬恩·席格班研究所許諾給她一個職位。這一年，邁特納59歲。
雖然邁特納早就意識到了流亡生活將有的困頓，但她沒想到的是，因為席格班的冷落，在斯德哥爾摩，除了一間近乎空房的實驗室，她什麼也沒有，當然無法進行任何物理研究，甚至連生活都需要朋友照顧。她寫信給哈恩說：「如果一個人必須依靠友情，他就必須或是非常自信或是有很大的幽默感；我從來不具備前者，而在我的當前處境下喚起後者也是很難的。」在這樣的窘境中，1943年，盟方邀請邁特納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參與原子彈的研製。對邁特納來說，這個邀請意味著「令人神往的物理學、可敬的同事們和脫離瑞典的困境」。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中，邁特納說出了「我絕不和一個炸彈發生任何關係」，斷然拒絕了邀請。
湊巧的是，邁特納逃亡的這年年底，哈恩和斯特拉斯曼有了一個重大的發現，他立刻寫信通知了邁特納。收到信不久，邁特納和她的外甥、物理學家奧托·羅伯特·弗里什就此深入討論，精彩地闡釋了哈恩的重大發現，並將這一現象命名為「裂變」。這個重大發現，正是邁特納當年提議哈恩重新合作結出的碩果。即使在離開德國後，她仍然以各種形式參與了這一發現。就像斯特拉斯曼後來寫的：「麗絲·邁特納並沒有直接參与『發現』又有什麼不同呢？她的倡議是她和哈恩的共同工作的開始——四年以後她仍然屬於我們的集體，而且她是通過哈恩-邁特納通信而和我們聯繫在一起的……（她）是我們集體的精神領袖，從而她是屬於我們的——即使她沒有在『裂變的發現』中親臨現場。」
哈恩卻不這麼認為，他很快就聲稱，裂變是「純化學」的，他「根本沒有接觸物理學」。二戰末期，他更是暗示，如果邁特納當時還在德國，裂變的發現將是不可能的。1944年，哈恩因為這個發現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但這也沒能促成他的大度，據說，哈恩在晚年竟然宣稱，麗絲可能會禁止他做出發現。邁特納本人對此談得很少，她確信，哈恩完全配得上諾貝爾獎，只是偶爾會指出，這一發現需要物理學和化學的相互協助，並相信，「弗里什和我在闡明鈾裂變過程方面是做了一些並非沒有重要意義的貢獻的」。戰後，邁特納一直維持著自己和哈恩的友誼，只是作為朋友，勸說他為了自己的聲譽，考慮自己在納粹統治期間的所作所為，並建議德國的科學家群體「發表一項公開聲明，表示你們認識到由於自己的消極退讓，你們對所發生的事情負有責任」。不過，哈恩沒有收到這封情深意茂的信，對麗絲後來的相似說法也並不領情。歷史向來喜歡偏袒，它習慣選擇高亢的聲音而遺忘羞澀的人，在關於裂變的問題上，世人更多記住的，是哈恩的名字。
這個遺忘的過程有個反向的高潮。1945年原子彈投放之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因為與原子彈製造基礎的「裂變」千絲萬縷的聯繫，又是從德國逃亡的猶太人，有人就想當然地把邁特納稱為「原子彈的猶太母親」，在一些報紙的照片里，麗絲竟和穿著農民服裝的婦女「談論原子彈」。儘管有些荒誕，但她的顯赫聲譽竟然打動了好萊塢，他們決意投拍一部以她為主角的電影，在腳本里，邁特納把炸彈藏在錢包里逃出了德國。已經明顯籠罩在哈恩陰影中的邁特納，並未藉機顯揚自己，她跟自己的朋友說：「我寧願赤身露體地在百老匯走一趟（也不願出現在那部影片中）！」
從對待原子彈到對待宣傳，邁特納的態度一以貫之，她清晰的道德感始終向內，從不外求。晚年，邁特納多次拒絕了請她寫一篇自傳，或為她的傳記提供材料的請求。她覺得，一本關於活人的傳記：「不是不誠實就是不得體，通常是既不誠實又不得體。」她從這個世界獲得的獎賞，絕非虛榮，而是她醉心的物理學：「科學使人們無私地追求真實和客觀；它教給人們接待實在，帶著驚奇和讚美，且不說事物的自然秩序帶給真正科學家的那種深深的喜悅和敬畏。」
晚年的邁特納獲得了諸多獎項，她堅持認為，年輕人更需要這些獎勵，「一個人在年輕時需要外界的承認，以便發展他在所選道路上的信心」。1968年，邁特納以90歲的高齡謝世，因為她卓越的工作和清晰的道德感，即使用最嚴格的標尺衡量，她也配得上弗里什給她選的墓志銘「一位從未失去其人性的物理學家」。
追隨內心的眼睛
20世紀70年代，美國反叛浪潮餘波未息，微電子技術異軍突起，一個新的時代漸漸展現出其迷人的面容。矽谷得風氣之先，成為一時無二的人才高地。其時其地，偶然閃現的思想火花，就會不小心點燃整個世界。喬布斯置身的，正是這樣一個神奇的時代，這樣一片神奇的土地。而且，他是那麼年輕。
永遠年輕的，其實是喬布斯的眼睛。自少至老，對照喬布斯不同時期的照片，不難發現歲月和疾患的鐮刀在他臉上刻下的痕迹，一頭濃密的長髮也漸被稀疏的短髮代替。唯有那雙眼睛，一直銳利、專註。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認為。1985年，就在喬布斯即將被趕出蘋果之際，他跟自己千方百計挖來的公司總裁斯卡利鬧翻了。斯卡利夫人急趨問責，並要求喬布斯看著自己的眼睛。喬布斯照做了。斯卡利夫人大吃一驚：「當我看大多數人的眼睛時，我能看到他們的靈魂。可我看你的眼睛時，只看到一個無底洞，一個空洞，一個死區。」
如此相反的觀感，這雙眼睛的秘密是什麼？
2005年，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講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臨近結束的時候，他回憶了自己年輕時著迷的一本雜誌——《全球概覽》的停刊號。在這一期的封底上：「有一幅清晨鄉間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種如果你有冒險精神，會在搭便車旅行時看到的景象。照片下面有一行字：『Stay Hungry.Stay Foolish.』」。照片下的兩個短句，是後來非常著名的演講的標題。
佛家有一個詞，叫「初心」，喜愛禪宗的喬布斯喜歡這個詞——「初心正如一個新生兒面對這個世界一樣，永遠充滿好奇、求知慾、讚歎」。失去初心，人就會「被卡在固有的模式中，像唱片中某一段固定的凹槽，永遠無法擺脫出來」。喬布斯一直把自己作為初學者，說「我仍然在新兵營訓練」，藉此脫離以往的成功模式，「Stay hungry」，不失初心。
「Stay foolish」，已有人譯為「呆若木雞」，典出《莊子·達生》，強調專註。對喬布斯來說，專註不只是全身心的投入，更是對重要事物的認知。創業初期，在喬布斯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邁克·馬庫拉已經指出這一點：「為了做好決定做的事情，我們必須拒絕所有不重要的機會。」或許是這個啟示太過重要，或許是本性使然，在此後的日子裡，專註都是喬布斯諸多特質中極其重要的一條。2011年8月接任喬布斯擔任蘋果CEO的蒂姆·庫克曾說：「他能夠集中精力於幾件事情上，拒絕其他許多事情。」後來，喬布斯給出了關於專註的一個簡要版本，「決定不做什麼跟決定做什麼同樣重要」，因為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跟喬布斯一樣，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選項過多的時代。只是，未必會有人能如喬布斯一樣，經常用死亡來提醒選擇的重要：「記住自己很快就要死了，這句話幫助我當人生面臨重大抉擇時作出正確決定。幾乎每件事——所有外在的期待，所有榮耀，所有對困窘和失敗的恐懼——在面臨死亡那刻都將煙消雲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東西。」喬布斯為自己留下的真正重要的東西，是「追隨內心」，「勇敢地去追隨自己的心靈和直覺，只有自己的心靈和直覺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實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出於對追隨內心的強調，喬布斯向來沒有做市場調查的習慣。在晚年跟自己的傳記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的一次談話中，他提到：「我記得亨利·福特曾說過，如果我最初是問消費者他們想要什麼，他們會告訴我，『更快的馬車！』人們不知道想要什麼，直到你把它擺在他們面前。」
這樣狂妄的自信之所以沒有淪為笑柄，是因為喬布斯除了追隨內心的強烈願望，還擁有把一個完美的產品擺放在人們面前的能力。這一能力要求擁有者能感受事物將生未生之際的「形先之象，像先之氣」，在內心看取一個產品的明確未來。說得簡單些，就是要重視先機，像藝術家的重視靈感。早在蘋果公司把施樂PARC的領先技術指標變成現實的時候，喬布斯就引用畢加索的話說：「『好的藝術家只是照抄，而偉大的藝術家竊取靈感。』在竊取偉大的靈感這方面，我們一直是厚顏無恥的。」
一個看得見未來的人，必然是苛刻的。舉凡喬布斯的完美主義，極簡偏好，甚至他讓人無法忍受的乖戾脾氣，都與他要把那個看到的未來原原本本置入現實有關。他要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敦促所有人，來完成那個在別人看來是幻覺的未來。這一苛刻甚至會延伸到產品看不見的部分，「優秀的木匠不會用劣質木料去做柜子的背板，即使沒人會看到」。
斯卡利夫人當時看到的，或許只是喬布斯眼神中的苛刻，錯過了其中更深入的部分。而那雙眼睛，卻在磨礪中越發年輕、明亮，不斷傳遞著一個追隨內心者的人生傳奇。
還有一件事。2001年，喬布斯在接受《新聞周刊》採訪時說：「我願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的一個下午。」這一點，也正好是蘇格拉底本人的願望。在《蘇格拉底的申辯》里，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說：「同這些（生時正直，死而為神的）古人交談和往來，對他們進行考查，將是無法估量的幸福。」只是，在靈魂的鑒別上，蘇格拉底向來嚴苛，不知道始終追隨內心的喬布斯能否有機會兌現這個奢侈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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