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憂慮，給明初社會帶來了哪些變化
察
古
公元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在應天府（今南京）即皇帝位，國號明，年號洪武。此距1345年，元朝為亡宋修成《宋史》，僅僅二十三年。按說中國歷代都注意為前朝修史；而修史的目的，是要記取前朝治亂興衰的教訓。但《宋史》修成之後，不過二十三年，偌大的一個元朝，竟亡於一個本來註定會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一個曾經因饑寒交迫而投身於佛門的和尚之手。殷鑒不遠，無奈世事難料。對此，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是非常憂慮的。
朱元璋，這個窮苦人出身的開國皇帝，當他於1344年入皇覺寺為僧時，元朝的天下已開始大亂，地方上不時有造反的事情發生。入皇覺寺後不久，因為寺內沒有飯吃，他只好托缽外出「化緣」。數年之間，他遊歷過好多個州縣，對元朝的腐敗和天下的亂象，有著切膚的感受。後來，他返回皇覺寺。到了1352年，當他感到天下大亂再難挽回，就又從皇覺寺里跑了出來，投奔了當時正佔據著他家鄉濠州（鳳陽）的郭子興的造反隊伍。
在郭子興的隊伍里，朱元璋戰功卓著，逐漸被提拔為這支隊伍的副帥。後來郭子興病故，他的兒子郭天敘和另一員大將張天祐，也被叛將殺死。於是，朱元璋當然地成為這支隊伍的首領。
從1356年到1368年，朱元璋最先是率軍攻陷集慶（今南京），在江南站住腳跟；然後就是與西面的陳友諒和南面的張士誠較量，並最終將他們消滅；接著就是北伐，驅除元朝的勢力。如果要回憶這一段歷史，那將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然而，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甚至根本沒有功夫享受勝利的喜悅。馬上得天下不易，而馬下治天下更不易。勝利一經實現，他真正關心的，就是使他的大明江山長治久安。
「殺運」下的「嚴猛」治國方略
究竟怎樣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呢？元末明初，人們普遍認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會亡，就是因為國家對社會和官吏都過於「寬縱」了，所以明朝一定要有「三十年殺運」。宋朝的「寬縱」，史書上已記得很明白。寬，糾之以猛，寬猛相濟，這是聖人古訓。可是，這樣的道理，要讓蒙元的統治者懂得，卻並不容易。這些來自大草原的馬背上的統治者，驕悍而能征善戰，習於用武卻疏於文治，「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似乎與他們有著不解之緣。
所以，儘管他們仿造了漢人的制度，並且有所創建，但由於他們對中國一貫的「文治」精神不甚了了，在他們的治下，政治只能依舊「寬縱」。而現在，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鑒於宋、元的「寬縱」，堅信明朝的「殺運」，遂決意用最「嚴猛」的手段，來奠定明朝的治國基礎。
洪武皇帝的「嚴猛」，至今想來仍令人髮指。朱元璋在位期間，有四個大案，都弄得極其慘烈。其一為「空印案」，發生於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按照當時的制度，每年各地布政司、府、州、縣，都有專人到朝廷戶部，將這一年地方財政軍需的各項收支「上計」。而戶部對地方上計的考核，是根據地方上一年的上計數據，與地方當年的上計數字往往會出入較大。
為此，地方上計的官員，通常都預備了蓋有地方印章的空白賬簿，以便根據戶部的要求重新造冊。這套辦法，是元朝遺留下來的，行之已久，也的確容易產生弊端。但是，從地方到京城，畢竟路途遙遠，地方上的情況又複雜多變，若往返核查，既費時，又費力，只能是得不償失。然而，這樣的事情，被朱元璋在無意中注意到了，遂斷定其中一定隱藏著重大奸弊，馬上立案偵察，把地方上數百名主管上計的官員都殺了，把輔佐他們的官員也殺了，而受到牽連、被用刑和流放的官員，總也有幾千人。
空印案後，公元1385年，亦即洪武十八年，又發生了郭桓貪污案。郭桓是戶部侍郎，其罪名是內外勾結，貪盜官糧共七百餘萬石。這個案子牽涉的面很廣，朝廷各部和各行省的要員，許多都被牽連進去了。死於此案的，前後有數萬人；民間中等人家，也大都被所謂的「追贓」弄得破產。朱元璋曾親自開列郭桓等人的罪狀。但當時就有大臣抗言，說法司對郭桓刑訊逼供，造成冤案。為了安定朝野人心，朱元璋不得已，一方面將郭桓的罪行公示天下，另一方面又把審理此案的吳庸等人殺了，算是對此案的善後。
除了上述空印案和郭桓案，洪武期間的另外兩個大案，就是胡惟庸和藍玉的「謀反」。明朝是在長期堅苦卓絕的戰爭當中建立起來的，頗有一批功勛卓蓍、胸有轁略的人物。這些人，往往專橫跋扈，各自結成幫派。對他們，朱元璋當然更要「嚴猛」了。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植黨」和「通倭」等罪名，開始追查丞相胡惟庸謀反案。此案前後共殺了三萬餘人，直到十年之後，身為開國功臣之首的李善長被殺，胡案的追究才算基本結束。
但是，三年之後，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發生了藍玉案。藍玉此人驍勇善戰，軍功卓著，但頗有些桀驁不馴。他曾因強佔民田而被御史按問，最後是他把御史給轟走了。他出征蒙古，俘獲了元主妃，與之通姦，受到朱元璋的訓誡，卻一點也無所謂。有一次，他出塞征討蒙古軍隊，回來時過喜峰關，因為城門開得慢了些，他就命令士兵毀關入城。所有這些事，都給朱元璋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當這一年有人告藍玉謀反，朱元璋求之不得，馬上嚴加追查。他不僅殺了藍玉，平時與藍玉直接或間接有點關係的人，也都受到株連，死者達一萬五千人。
上述四案的特點，就是濫殺。但朱元璋在位期間的濫殺，又何止這四個案子。「用刑太繁」，而且「刑用重典」，是他的一貫做法。那時，許多讀書人，都不願為明朝做官。但不願做，並不等於可以不做。貴溪的夏伯啟叔侄，蘇州的姚潤、王漠，都因為不肯做明朝的官被誅殺，家產也被藉沒。而一旦做了明朝的官，也夠提心弔膽的。洪武時做官的人，那怕並不貪暴驕橫，而且小心謹慎，競競業業，未必就能夠免遭刑戮。讓讀書人做官，又視之為奴僕，任意殺戮，這也是洪武政治的一個特點。
對付讀書人，朱元璋還有非常厲害的一手，就是「文字獄」。他懷疑讀書人，覺得這些人總是話裡有話，對他們的言詞總是非常計較。有官員上書，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就起了疑心。他是做過和尚的，就懷疑臣下用一個「光」字，是譏刺他曾經剃光過腦袋。而「生」字與「僧」字偕音，則是暗指他做過和尚。
至於「則」字，聽起來好像與「賊」字同音，分明罵他是靠造反才做了皇帝的盜賊。因為用字涉嫌攻擊皇帝的歷史，許多文臣都蒙冤而死。中國歷史上，以帝王之尊，這樣對片言隻字捕風捉影，大搞文字獄的，就從朱元璋開始。
明朝還有一種制度，叫「廷杖」。就是在朝廷之上，當眾杖（或鞭）擊大臣。洪武時，有一個叫薛祥的大臣，曾經立過不少戰功。他在地方上做官，不僅辦事很有效率，對百姓也仁慈。後來，他升任工部尚書。一次，工匠犯法，無端牽連了很多人，朱元璋下令全都處死。薛祥以為不可，堅持要求分清有罪無罪、罪輕罪重，竟救了上千人的命。這是個正人君子，朱元璋一度確也很欣賞他，但他最終就死在朱元璋的「廷杖」之下。
朱元璋崇奉佛教，用僧人為朝官，放任僧徒在朝廷上橫行。朝官李仕魯犯顏直諫，並擲還官笏，結果被朱元璋令武士當場打死。儒士葉伯巨，也因為批評朱元璋封子孫為王太多，又濫用刑罰，而且求治心太切，硬是被下獄折磨至死。
在洪武朝「殺運」的籠罩之下，宋元以來對官員的「寬縱」，的確風光不再，貪官污吏也確乎近於絕跡。但濫殺之下，明朝的士氣也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藍玉雕像。
開國制度
對官員濫用刑罰，是洪武統治的一個方面。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所有做官的人，不敢心存歹念，勤勤懇懇地為朝廷效忠。但是，為了使明朝的基業能夠永遠鞏固，朱元璋還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一向分為內廷與外廷。皇帝居內廷，通過專門的宮廷機構，與外廷溝通。而外廷是政府，有一套以丞相為首機構。秦漢的時候，丞相的權力是很大的。不過，內廷的權力角色因為最靠近皇帝，弄不好也可以支配丞相。宦官趙高，為中車府令，掌管皇帝玉璽。始皇帝一死，他就勾結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為皇帝而殺扶蘇。後來，他做了郎中令，二世又昏庸無能，皇權成了他的手中的玩物，結果丞相李斯、二世皇帝都被他殺了。漢初，丞相的權力恐怕是最大的。
劉邦死後，呂后稱制，任意廢立皇帝，殺劉姓王，封呂姓王，但政府還是由丞相掌管，天下也照樣太平。等呂后一死，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就把呂氏諸王都消滅了。一直到文、景時期，漢朝丞相的權力仍舊很大。但漢武帝時，丞相的一些重要權力被劃歸內廷。外廷的權力小了，從此漢朝的丞相都做不成事情。那時有個叫黃霸的模範官吏，在地方上做郡守做得很好，宣帝時到京城做丞相，就變得無所事事。武帝死後，外戚大將軍霍光掌權，就是利用內廷來控制外廷。後來外戚王莽篡奪漢家的皇位，其實也是因為掌握了內廷。
但是，相權過大，也會造成「權相」，威脅皇權。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問題。漢武帝之所以要用內廷來控制外廷，原因就在於此。
從秦、漢到宋、元，在中國制度史上，相權就其總體而言，是被不斷削弱的，但總也不免有權相出現。為了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朱元璋下決心要把這延用已久的丞相制度廢除。
明朝廢除丞相制度的第一個步奏，就是在公元1378年下令，各部大臣奏事，不許同時向中書省（相府）報告。兩年之後，即1380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陰謀造反為借口，宣布罷去中書省。從此，丞相就從中國歷史上消失了，改由皇帝對政府進行直接控制，而這種控制的基本精神，就是內廷政治的擴張。此外，為了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明朝專門設立了布政司、按察司和都指揮使司，當時稱為「三司」。
它們都是中央的派出機構，而不是地方的一級政府。其中，布政司負責地方民政。其所轄的府與直隸州平級，為一級地方政府；下屬各州與縣也是平級的，是二級地方政府。地方的司法，由各按察司執掌；軍事則由都指揮使司統領。皇帝直接控制中央政府，地方又直接受中央政府派出的三司分領，明朝的皇權由此得到了徹底的強化。
天地生財有限，不在民則在官。這是中國人自古就有的看法。在一個農業社會裡，土地的產出也的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對於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來說，必須儘可能多地去佔有土地產出，以支撐巨額的國家財政。在這樣一種關係中，剝奪地主對於地租的佔有，是具有關鍵性的。我們在明朝的史書上可以看到，明初，國家曾大規模地沒收地主土地，把地主遷出原居住地。此外，為了防止有人逃避賦稅，朱元璋還下令對土地佔有的狀況，進行全國性的清查，實行了「魚鱗圖」和「黃冊」制度，以杜絕土地隱佔。
但是，上述措施，當時主要都是針對江南（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蘇、安徽二省的長江以南部分和浙江省，歷史上也稱為「江左」）的。朱元璋擊敗張士誠後，曾借口蘇、松、嘉、湖地區的地主支持過張士誠，把那裡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富民）的土地都沒收了，稱為「官田」。他也曾做過一次就「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的事。
至於土地清查，最先就是在江南搞起來的，而且也做得最認真。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對江南實行了重賦政策。一般而言，江南地區的官田、民田，要比其他地方同類的田，多出二倍的稅，最重的地區，有每畝徵稅二、三石的。江南富甲天下。當年，朱元璋因為軍中缺糧而下江南；後來，他之所以能在江南站住腳，也是因為有充足的軍需供給；而他能夠北伐成功，靠的也正是江南的經濟實力。由於數百年的戰爭破壞，中國無論南方北方，經濟恢復得都很慢。
只有江南一隅，自五代以來，就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經濟發展一直保持著上升勢頭，特別是在元末發展得更快。所以，明朝建立之初，其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充分地利用和榨取江南。至於對江南以外的地方，朱元璋的確減輕了剝削。用他自己的話，就是「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
重賦江南，最初也許是洪武開國的一項權宜之計。借「空印案」和「郭桓案」而濫殺，也確實起到了對官員貪污進行威懾的作用。為能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朱元璋還建立了一種軍戶（衛所）制度。這種制度，使生產與養兵、練兵相結合，使軍費開支不再依賴國家財政。對此，朱元璋曾說過，自己養兵百萬，不費國家一粒糧。
對明朝的經濟，朱元璋是有他自己的長遠規劃的。其基本方式，就是簡化社會經濟中的交換關係，為建立一個以實物為基礎的國家財政奠定基礎。為此，明朝伊始，朱元璋就下令民間禁用金、銀（主要針對的是銀。因為當時的交易中，金的用量是很少的）交易，甚至還企圖通過賦稅徵收金、銀，並禁止開採銀礦，消滅民間的金、銀貨幣。
在他看來，金、銀這種東西，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卻因為可以用作貨幣，浪費了許多人力去開採。他的希望是，有儘可能多的人去種田；老百姓如果都回到土地上，國家向他們征糧征役，不就很方便了嗎？可是當他的這種想法很快就被證明行不通時，他又覺得印製寶鈔（紙幣）是最好的辦法。為了推行寶鈔，朝廷不僅繼續禁止金、銀交易和開採銀礦，甚至還下達過禁用銅錢的命令。
總而言之，在洪武治下，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是被置於非常嚴格的控制之下的。那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則偈語：
大千世界浩茫茫，
收拾都將一袋裝。
畢竟有收還有散，
放寬些子又何妨？
據說這則偈語，最初是在朱元璋出遊時發現的。當時，朱元璋在途中偶遇一廢寺，進去一看，見寺壁上畫著一布袋和尚，旁邊就題著此偈。朱元璋看了大怒，見墨跡尚新，馬上派隨從武士四下搜查作此偈語的人，但終無所獲。明代的很多筆記上，都記載著這件事。
可見，對洪武時「收拾都將一袋裝」的政策，人們是有共識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解決明朝立國的財政問題上，朱元璋的某些做法，未必沒有他的道理和難言的苦衷。天下的事就是這樣。至於他的後繼者如何來繼承他的遺產，如何承上啟下，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節選自《衰頹的年代——仁宣致治之後的明帝國》。
—— ＥＮ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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