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人員必讀微文摘：香港青年的死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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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初次到訪香港的人，最受衝擊的第一感覺香港到處都是人車和房子，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城市密度堪稱登峰造極，這個只有1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彈丸之地，卻聚集了700多萬人口、2萬多億GDP，而且其土地開發強度只有20%，另外80%的土地都是待開發地塊。大道至簡，由於眾多歷史原因的結合下，香港把人口密度做到了極致。

香港的集約式發展、高密度開發，讓城市顯得逼仄、擁擠。境內瞭望智庫等眾多媒體也曾經對香港底層民眾居住的「劏房」「籠房」進行專題報導，同時也讓港府在對待底層民眾的生活保障上飽受批評，但在客觀上，這種集約效應下又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效率與活力，讓沿街商鋪非常繁榮，公共交通更為便利，商業氛圍與社區活力也好很多，這些便利本質上都是」高密度「提供的。

根據香港政府發布的《房屋統計數字2017》顯示，截至2016年，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營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則租住房屋。到今日，香港普羅大眾在房地產商的壟斷式規訓下，已經早已習慣了一家三四口，住在3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10.7639平方英尺=1平方米），這在內地許多二三線城市的居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而這卻早已成為香港普通人的生活常態。

香港老街

既然香港的住房如此緊張，為何政府不重點開發一下那剩餘的80%的土地呢？在此又不得不提香港普通民眾對待住房的矛盾心態，即希望在香港擁有一席之地，又擔心政府開發新土地，繼續壓榨普通民眾的公共生存空間。由於香港眾多經濟領域都把持在少數的幾個地產大亨和既得利益群體手中。

2003年，世人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曾推動「八萬五建屋計劃」，每年要建八萬五千套房子，希望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這一政府的惠民舉措，引起了眾多港人反對——這其中少不了地產商和有產的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

近期的香港新界東北開發計劃同樣也備受爭議，其中就不乏環保組織、泛民主派政治團體和新界原住民的身影，他們的反對理由不外乎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開發方案面向滿足服務大陸客的需要的政治性和既得利益者自我維護。總之，面對開發公共用地在香港舉步維艱。

近年來，香港豪門富豪的億萬豪宅一直刷新著亞洲房價記錄的報道見諸報端，讓人艷羨之餘，同時也不乏對香港底層人士，一家幾口擠在幾平米的「劏房」「鴿籠」屋的凄慘境況的報道，不免讓人唏噓。

香港目前作為全球地價房價最高的城市，可想而知港人對在本港能佔據一席之地有多麼的艱難，不過相對而言，這些都是處於金字塔尖和底層的小部分群體境況，而目前大部分港人也像大陸的城市人一樣，住在各類高樓大廈裡面，只是兩地不同之處在於香港的很多住宅都有政府財政資金的身影，細說開來主要分為公屋、居屋、私屋三個類型。

香港老舊公屋

所謂公屋，香港公共房屋，或稱公營房屋。基本相當於內地的廉租房是香港政府經由政府機構或非牟利機構為低收入市民而興建的公共房屋。香港公共房屋可分為出租永久房屋、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臨時房屋數種，主要由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提供，由房屋署統一管理。於2007年，居住在各類型公共房屋的市民佔香港人口百分之四十九。

香港最貴公屋

公屋突出的亮點是租金低廉。以新界區為例，該區公屋月租金平均為每平方米４０港元，而私人樓盤的月租金則達到平均每平方米１６５港元，是前者的四倍多。申請公屋的條件也很嚴格。按規定，申請者需為年滿１８歲的香港永久居民，不擁有任何物業，家庭收入和資產凈值也有上限規定。公屋的居住條件比較艱苦，人均居住面積約為１２．８平方米。

二是居屋。"居者有其屋"計畫的簡稱，也是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之一，居住條件略好於公屋。公屋居者有其屋計劃（簡稱居屋計劃，Home Ownership Scheme），由香港房屋委員會興建公營房屋並以廉價售予低收入市民。計劃於1970年代開始推行，為收入不足以購買私人樓宇的市民，提供出租公屋以外的自置居所選擇，以低於市價３０％－４０％的價格，賣給公屋租戶和其他符合標準的中下收入家庭。亦可讓收入相對較高之公屋居民加快騰出公屋單位，供有需要人士居住。此計劃內興建的公營房屋稱為居者有其屋屋苑，通稱居屋。

四是私人商品房。完全沒有政府背景的商品房，目前，香港約有商品房１４３萬套，香港有一半人口是居住在私人發展的樓宇。當中香港有很多大型私人屋苑，有些純粹提供住宅，亦有些為大型綜合發展，基座建有商場及社區設施，為內部居民以至區內其他居民提供起居飲食及社區服務。

香港私屋花園內景

香港回歸之前，按照英國規定，殖民地土地為皇室所有，港英政府要依賴土地創收，創造發明了租地模式，只對外批售土地使用權，而不賦予長期或永久產權。香港早期的土地使用期限為99年，隨後基本都限制在50年以內。這為作為免稅港的香港，帶來了大量的政府利益，這也變成了香港明明低稅收、政府財政卻一直有盈餘給市民派錢的原因。

據美國物業顧問公司Demographia發布的最新《國際住房可負擔性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香港房價收入比高達18.1倍，連續第七年蟬聯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是房價「極度不可負擔」的城市。

香港普羅大眾在房地產商的壟斷式規訓下，已經早已習慣了一家三四口，住在300呎的房子里，這在內地許多二三線城市的居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而這卻早已成為香港普通人的生活常態。更嚴重的是，根據香港政府發布的《房屋統計數字2017》顯示，截至2016年，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營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則租住房屋。

高生活成本，高樓價衍生了眾多香港的社會問題，特別是香港的青年問題，與高樓價和高租金，讓香港青年對自身的奮鬥前景十分悲觀脫不了關係。

在香港隨便一套小住房的市價都在五、六百萬以上，稍大一點的房子都在千萬以上，香港的樓市已經不是一般市民可以問津的，許多普通市民已經是望香港樓市興嘆，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一族，工資收入不高，除去日常開銷和交通、衣食等開支，已經是所剩無幾，要想擁有一套自己的住房，無疑是異想天開。所以，生活在香港的青年人會感到生活壓力特別大，很多人還會有一種望不到邊的絕望感！

居住在出租屋裡的細路仔

2014年在香港上演的「佔中」事件中，許多香港青年加入其中，這引起了香港社會對青年問題的探尋。深入了解香港青年的生存現狀，就會發現當時跟風參與「佔中」的香港青年並非真正想投身參與政治，不是為了爭取所謂的「真普選」，而更多的是為了發泄無奈的情緒。

香港經濟體系能夠提供給年輕人的創業空間十分有限，年輕一代香港人較之他們的父輩，創業難度越來越大，成功率越來越低；即便作為打工者，年輕人所面臨的晉陞機會也越來越少；香港普通大學生初入職的月薪多在一萬五港幣以下，近十幾年來這一工薪水平基本未變，但同時，由於人民幣的升值港幣貶值，以及通貨膨脹的不斷迭加，使得大多數青年人的實際收入在不斷下降。

對許多香港青年來說，面對多重壓力，甚至是在香港的生存壓力，讓激進的青年人急於尋找改變，於是在香港激進政治勢力的引導下，就自然捲入了政治旋渦之中。

不過，這種情緒的任性發泄，不但不會環節其艱難現狀，甚至只會加劇。在大陸經濟尤其是的蓬勃發展下，來大陸尋求發展是更好的選擇，而這些青年以政治乃至獨立之名打政治牌的做法，無異於自決發展空間。這種僵持的局面不改變，就難以緩解新一代香港青年的壓力和情緒，俗語有說：「有工開，不如去上班穩錢好過！無工開無錢穩就出黎搞事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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