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洋大人」——史景遷《改變中國》

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文章《別了，司徒雷登》，對這位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和他背後的華盛頓政府極盡諷刺。毛講：「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毛的文章慣常以小見大，他並非針對司徒雷登，而是把司徒雷登作為美國扶蔣反共、干預內政的霸權政策的代表。以毛澤東在新中國的地位，此文成了中國輿論對司徒雷登的蓋棺定論，搞臭了司徒先生幾十年。

像司徒雷登一樣的外國人，在晚清民國時期，有成千上萬。他們有的來中國為了傳教，有的為了淘金，有的以社會活動家身份參與中國政治，有的徑直做了中國的客卿，還有的則扮演者侵略者的形象。中國近代革命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曾宣傳、鼓動、甚至操縱民族主義情緒為革命服務。幾十年來，在民族主義情緒和革命外交的影響下，晚晴民國一百年里，在華洋人的形象不僅沒有清晰，反而更加模糊，越來越被當做一個整體，然後貼上了「侵略者」的標籤。廓清歷史，尋找真實的在華洋人形象，我們從史景遷的《改變中國——在中國的外國顧問》開始。

史景遷在2004-2005年度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畢業於溫徹斯特大學、劍橋大學，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他在西方漢學界享有盛譽，與哈佛大學的孔飛力、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並稱「漢學三傑」。

史景遷擅長明清史，尤其擅長人物研究。以人物切入，以小見大，折射整個中國社會。他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曹寅與康熙》《太平天國》《前朝夢憶》《王氏之死》《追尋現代中國》《大汗之國》等等。

在本書中，他從明末清初的南懷仁、湯若望一直講到新中國初期的蘇聯專家團，橫跨100年的中國近現代史，涉及多個領域和職業，試圖探究這些來華的洋人們到底因何而來？有何成就？有何遭遇？並追問他們的為什麼有此遭遇。

我們選取胡美醫生的故事為例。義和團運動期間，有一名叫皮金的耶魯學院的學生，在中國遭到斬首。皮金的一群校友，就打算做點事，讓中國開化起來，以告慰皮金在天之靈。1902年，耶魯海外傳教會成立，成為雅禮計劃的開始。他們的宗旨是「以耶魯精神奉獻力量，服侍上帝，以增加遠東同胞的福祉。」耶魯海外傳教會選定了長沙為活動中心，並在1906年成立了「雅禮大學堂」，這就是今天的湖南名校——雅禮中學。

耶魯傳教團決定開辦醫院和醫學院，為中國的醫學教育奠基。他們找到了1897年畢業於耶魯，後來取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博士的胡美。1905年，胡美到達中國，那年他29歲。惡補一年中文後，就前往長沙投入工作。1906年，雅禮診所開業。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建立。胡美欣喜若狂，他給美國的雅禮協會寫信說「機會來了，1911年的叛亂為中國的改革和進步敞開大門。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從此將由受過現代教育的人類領導……他們將以無比的熱情來擁抱西方人的無私奉獻，接納西方人理想的性格、教育，以及在各方面提供的建設協助」然而現實卻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麼樂觀。

1912年，胡美力排眾議，促成了傳教團與長沙市民委員會的合作，1913年湘雅醫院和醫學院創辦。這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然而，正當胡美的事業步步上升的時候，1924年，北伐戰爭爆發。大革命喊出來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民族主義情緒在全國範圍內引爆。湖南的反洋教、反洋人情緒愈加高漲，最終引發了雅禮中學師生與本地人的衝突。胡美認識到「中國人已不再對『入侵者』卑躬屈膝，而無論他們所來為何」。他認為，要想在中國繼續工作下去，繼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要「更像中國人，更有效效率，更富基督色彩」。可是，在大時代的變遷里，小人物總是命運多舛。1927年1月，北伐戰火燒到長江兩岸，長沙成為了「左翼」的大本營，美國使領館下令，在湘美籍僑民立刻撤離。胡美一家人，擠在一趟軍列的行李車廂的郵包中離開長沙的。

胡美在華期間，致力於教育與醫療，儘力做到無涉政治，保持「基督」慈父一視同仁地憐憫萬民的姿態和理想，醫治肉體、開化心靈。實際上，就算胡美們有意識地保持中立，可是「只要西方列強對中國事務這麼有影響力，西方人便談不上真正的保持中立」。正如晚清40年里，在華最具影響力的大清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思考自身命運時候所說：「中國人歷經兩千年來的馴化，熱血早已冷卻，不過我認為這些日子以來的絕望，會使熱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騰，屆時我們這些洋人都會被趕出北京」。赫德是有預見性的，當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中國革命全面爆發，並取得勝利時，他們這些乘著「歐風美雨」而來，身後是「船堅炮利」的祖國的洋人，無論多麼熱愛中國這塊土地、無論在這裡投入多少精力、改變中國還是被中國所改變，他們都必須離開。胡美如此、赫德如此、司徒雷登亦如此。

這些「洋大人」來了，又走了，這一來一走，就是中國的100年。而這100年里他們帶來了現代教育制度、帶來了現代醫學體系、帶來了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銀行、現代金融、帶來了市場經濟、帶來了君主立憲、民主共和、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帶來了鴉片、屠殺、掠奪。今天，重新考察那歷史中的那群人時，首先，不要用「洋人」的集體性掩蓋個體性，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其次，我們要重新審視宗教情懷在西方文明擴展中的意義；最後，我們要特別關注個體命運在大時代里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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