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通訊 | 3月22日，郭偉民 研究員：石家河古城與長江中游史前社會（馮漢驥學術講座第52講）

原標題：講座通訊 | 3月22日，郭偉民 研究員：石家河古城與長江中游史前社會（馮漢驥學術講座第52講）

2018年3月22日晚，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以「石家河古城與長江中游史前社會」為題，在四川大學望江校區文科樓五樓藏學研究所會議室為我校師生帶來一場精彩的學術講座。本次講座是馮漢驥學術講座第52講，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霍巍教授主持，眾多師生到場聆聽，現場氣氛十分活躍。

在講座開始前，霍巍教授首先介紹了郭偉民研究員的學術背景。郭偉民研究員1987年從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1990年6月從湘潭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獲碩士學位，2008年7月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畢業，獲博士學位。現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擔任湖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等職。曾發掘長江中游多個遺址，多個項目獲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與國家田野考古獎。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湖南先秦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現場師生對郭偉民研究員的到來表示歡迎，隨後進入講座正題。

圖一:講座現場

本次講座，郭偉民研究員以梳理現有考古材料的方式，對以石家河古城為代表的長江中游史前文化進行了全景式的觀察，進而剖析史前社會。主體內容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石家河古城概況、石家河聚落繁榮階段的考察、以石家河為中心的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對外關係、石家河聚落的通則性啟示和歷史地位。

首先是對遺址概況的介紹。地理位置上，石家河遺址位於我國地勢第三級階梯，地處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北緣，大洪山南麓的山前地帶。石家河遺址遺存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建成了譚家嶺城址，城垣內面積17萬平方米，城壕內面積26萬平方米，主體堆積屬油子嶺文化，根據城牆和城壕的地層證據，結合同時期長江中游其他城址的年代，推測譚家嶺古城始建於油子嶺文化晚期(3500BCE)，廢棄於屈家嶺文化早期(3200BCE)。第二階段，石家河古城在前者的基礎上擴大，城垣內面積120萬平方米，城壕內面積180萬平方米，根據城牆剖面判斷城址始建年代在屈家嶺文化一、二期之間(3000BCE)，廢棄年代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2000BCE)，但還需要更多的證據。近年的考古調查顯示，在城牆之外，還分布成片的聚落點，它們與城內的聚落構成了石家河聚落群，總面積約8平方公里，目前已發現城內聚落6處、城外聚落34處。

圖二:石家河古城

圖三:石家河聚落群

第二部分內容是對石家河古城繁榮階段的考古學觀察。繁榮階段是指石家河大城的使用時期，即屈家嶺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時期（3000BCE-2000BCE）。首先從不同時段觀察石家河古城的考古遺存。屈家嶺文化一期，鄧家灣遺址的聚落布局存在明顯的分區，可分為墓葬區、生活區，城內也存在空間的劃分。建築形式是地面鋪墊紅燒土的木骨泥牆房屋，平面為長方形的單間或多開間，可能由於地下水位較高，幾乎沒有發現半地穴式房屋。屈家嶺文化二期，一些墓葬出現在城牆上，此後城牆並未在短期內被廢棄。類似的情況在良渚遺址也有發現——寬度近50米的城牆上分布了一些房址。這使人對城牆的用途感到困惑，是用作劃定聚落範圍還是防禦？該時期的聚落內也有明顯分區，以肖家屋脊遺址東區為例，房址附近集中分布大量灰坑，應該是生活垃圾區；墓地內墓葬排列存在規律，結合隨葬器物類型變化可以看出墓葬的安置順序。豎穴土坑墓，規模稍大的墓葬幾乎都有生土二層台，應該是用於蓋木板，再將隨葬品置於木板上。其中，較小的陶杯等被放置在墓主身側，而體積較大的高領罐、缸等則置於相對遠離墓主的二層台上。房屋結構與前期類似，存在單間、分間房屋。石家河文化可以分為三期，鄧家灣遺址第一、二期對應石家河文化第一、二期，肖家屋脊晚期對應石家河文化第三期。石家河文化時期的聚落分區、墓葬排列、房屋結構與前期類似，在中期出現了一種新遺存——套缸。通過不同時段的考察，我們可以大致看出石家河城址的布局結構、墓葬、建築形式並無太大變化。與同時期的其他大型城址不同的是，從墓葬規模和隨葬品來看，墓葬之間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並未發現高等級的大墓。

隨後，郭偉民研究員介紹了相對重要的遺存，包括筒形器、套缸、紅陶杯、玉石作坊遺迹，墓葬遺存，以及比較有特色的泥塑、彩陶遺物。

筒形器遺存有多處發現，以鄧家灣遺址的最具代表性，這種中空的筒形陶器高達1米，被放置在地面，周圍未發現其他遺存，其用途等待多學科分析手段來解答。值得注意的是，筒形器遺存在長江中游只有屈家嶺遺址和石家河遺址兩處高等級城址中有發現。將陶缸口底相接的套缸遺存，缸上有刻劃符號，在城外的肖家屋脊和印信台遺址有大量發現。在三房灣遺址發現數千平方米的範圍內分布超過1米厚的紅陶杯堆積，周圍發現洗泥池、陶窯等遺迹和套燒過程中出現的殘次品，發掘者推測這種紅陶杯堆積應該與陶器作坊有關。另外，城址內發現玉石作坊，上世紀50年代在羅家柏發現長排形玉石製造作坊，近年在城外的嚴家山遺址也有類似遺存，房址內散落的大量玉料、玉器半成品和小型石刀工具表明這應該也是一處玉石作坊。

圖四:鄧家灣遺址的筒形器遺存

墓葬遺存普遍是豎穴土坑墓，雖然並未發現高等級墓葬，但墓葬之間還是存在差異，大型墓葬以石家河文化早期的M7為代表，是一處帶生土二層台的豎穴土坑墓，墓口長3.22、寬2.35、殘深近1米，隨葬103件陶器、1件小型石鉞。隨葬陶器較多的還有一些中型墓，能看出明顯的葬儀，北大的張弛教授就此問題發表過研究，認為隨葬的器物組合中存在「禮制」。去年在張家墳頭遺址新發現一批墓葬，葬式均為仰身直肢葬，存在一些二次葬。9座是帶生土二層台的豎穴土坑墓，墓壙開口都較大，有的墓發現葬具，其中M9是目前石家河遺址最大的墓，墓口長3.84、寬2.14米。這批墓葬僅隨葬數量不多的陶器，郭偉民研究員推測可能還有一些高級隨葬品在埋藏環境中未能保存下來，比如絲織品、青銅器等，具體情況有待進一步發掘。總的來說，石家河遺址的墓葬形成了鼎為中心，加上敞口杯、壺、罐、碗的隨葬品組合，數量十幾件到數十件不等，只有極個別隨葬品逾百件的墓葬。遺址中還存在另一種形式的墓葬——瓮棺葬，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備受矚目。這些玉器採用線切技術，多呈片狀，題材包括動物、人物等形象，器表以微雕工藝刻上細小紋飾，製作非常精美。另外，遺址中還發現一些陶塑人偶和豬、狗、雞等動物模型，等級較高的聚落中還出土紡輪、杯、壺等彩陶器。

圖五:譚家嶺遺址瓮棺葬W9及出土玉器

通過郭偉民研究員對石家河遺址地理環境、城址沿革、聚落結構、主要遺存等方面內容的介紹，我們對石家河古城的文化面貌有了大致的了解，那麼遺址之外是什麼情況呢？接下來將對該時期長江中游的史前文明進行觀察。

第三部分主題是以石家河為中心的長江中游。該區域現已發現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古城18座，幾乎都分布在平原邊緣海拔較高的山前地帶，與史前時代兩湖平原、江漢平原河湖相接、沼澤密布的古環境相吻合。這些城址及周邊聚落主要可劃分為兩個區域，大洪山南麓的漢東地區和澧陽平原。漢東地區的遺址圍繞大型城址分布，經歷了從兩個遺址中心向單一中心的轉變——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遺址圍繞屈家嶺、石家河兩個中心分布，石家河文化時期則呈現以石家河遺址為單一中心的格局。澧陽平原的遺址分布比較均勻，但在雞叫城遺址還是存在遺址分布相對密集的區域中心。郭偉民研究員指出，根據現有資料可以大致觀察到長江屈家中游嶺文化的分布情況：大洪山南麓漢東地區為核心區域，文化分布區南至洞庭湖北岸、西抵三峽地區、東到湖北黃龍縣龍感湖一帶、北接河南南陽地區，文化影響區則包括大部分長江流域、黃河中游南岸以及黃河下游地區。

圖六:長江中游史前城址分布

宏觀上，透過聚落分布觀察文化群體的社會關係。該時期長江中游聚落之間存在四個層級，第一級為中心聚落，即規模最大的石家河遺址，環繞一重城垣和三重環壕；第二級為次中心聚落，以面積僅次於石家河遺址的雞叫城遺址為代表，同樣帶有城垣和三重環壕；第三級為大聚落，指未發現城垣、面積不超過10萬平方米的環壕遺址，在長江中游分布較多，以湖南澧縣的三元宮遺址為代表；第四級是普通的無環壕聚落。社會考古學有一種理論認為，國家級的社會組織經常產生於一個至少有四個等級的區域聚落系統。那麼長江中游以石家河遺址為中心的四級聚落群能否被稱為國家呢？解答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觀察各層級聚落，出於這種考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雞叫城遺址開展了調查和試掘。發掘時將內層環壕與城牆剖面貫通，在城牆之下發現更早的城壕和一些與農業相關的遺存。在T11第11層出土一片與石家河遺址彩陶壺十分相似的彩陶殘片，雖然僅有一片，但對反映雞叫城與石家河遺址的關係很有意義。接下來計劃在雞叫城開展更深入的發掘，結合多學科手段提取更多信息，對探明長江中游聚落系統的性質起到關鍵作用。

圖七:雞叫城遺址全景

微觀上，透過聚落內具體遺存可以一窺社會組織，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精神信仰。首先是對基層社會組織的考察。肖家屋脊遺址聚落內分布兩個生活區和兩個墓葬區，其他的聚落也存在明顯的墓葬區，說明基層社會組織應該是家族或社群。有序的墓葬排列、大型分間建築的發現也是人群以家族為基本組織單位的佐證。墓葬規模和隨葬品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在漢東地區比澧陽平原更明顯，但都未出現超越族群的社會分層。隨葬品多為明器，可能是生產專門化、規模化的結果。

隨後，郭偉民研究員分析了聚落關係。首先是漢東地區的兩個中心——石家河、屈家嶺遺址之間的聯繫。屈家嶺遺址未發現城牆和城壕，面積近50萬平方米，聚落群面積達到2.36平方公里，與石家河遺址直線距離20公里。油子嶺文化時期的灰坑中分層放置大量快輪磨光黑陶，灰坑周圍發現扣碗、扣豆遺存，另外還發現小型的窯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陶器生產專門化。一些遺存僅見於屈家嶺、石家河遺址，比如屈家嶺遺址發現的銅礦石，在羅家柏嶺、鄧家灣遺址也有發現，但都未發現銅器冶煉遺存，成批的彩陶器和筒形器也僅在這兩個聚落中發現。規模相當、遺存相似的兩個聚落中心是什麼關係呢？二者之間進行過何種形式的交流？兩個遺址是否屬於同一政治系統？郭偉民研究員提出了「二都」的猜想，兩個遺址所處環境相異但遺存相似，二者可能是同一人群在不同季節的生活地點，也可能是並列關係。當然，這些問題靠猜想無法得出結論，只能在田野中去尋找答案。

在長江中游的其他遺址，也發現了石家河遺址的典型器物。城頭山遺址出土的陶缸與肖家屋脊遺址發現的類似，另外還發現一件與鄧家灣遺址相似的彩陶杯，石家河遺址典型的陶塑動物模型在城頭山也偶有發現。結合遺存年代、數量等信息，郭偉民研究員認為這些典型器物應該都是在石家河遺址生產，然後向各地輸出，這一觀點可以藉助成分分析等手段來證明。

通過上述展示，我們看到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陶器生產透露出專門化的跡象，而玉器生產則可以明確觀察到已經實現專門化。棗林崗遺址的瓮棺中出土風格統一、工藝成熟的玉器，還發現一些玉料、坯和殘次品，已經可以看出完整的玉器生產鏈條，應該屬於石家河玉器系統。類似的玉器在肖家屋脊、譚家嶺遺址，以及湖北的六合遺址都有發現。澧陽平原的孫家崗也發現與石家河類似的玉器。

圖八:棗林崗遺址出土的玉器、玉料

關於生業模式，兩湖地區土質不利於有機物質的保存，動植物遺存發現很少，雞叫城遺址近年的發現提供新的資料。遺址三重環壕的間距為200米，第三層環壕外圍分布呈放射狀整齊排列的溝渠，鄰溝分布的生活遺存表示二者極可能是共存關係，郭偉民研究員推測溝渠應該屬於雞叫城的農業灌溉系統。在城牆外側發現一條被城牆疊壓的壕溝，溝內有排列規整的木板、木樁裝置，飽水環境中保存了大量癟谷堆積，將提取樣品與其他遺址出土栽培稻和現代野生稻進行對比，結果顯示雞叫城的水稻尺寸介於二者之間。此外還對溝渠進行了系統的鑽探採樣和水稻植硅體分析，在雞叫城周圍遺址也正在進行鑽探和孢粉、化學元素、同位素等分析，發現了稻穀、葡萄籽、螺殼等遺存。目前的發現已經勾勒出雞叫城稻作農業的基本形態，具體的生業模式還有待更多的田野工作和分析結果。

圖九:雞叫城遺址的環壕與溝渠

第四部分，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觀察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首先分析其對外關係，包括向外輻射和接收內化兩方面。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擴張的方向主要是向北、向東，郭偉民研究員認為，大汶口、尉遲寺遺址中發現的雙腹豆、大口缸、彩陶紡輪、及陶缸上的刻劃紋飾都體現了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因素。另一方面，長江中游也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江淮地區薛家崗文化典型的豆、鼎、壺、石刀、石鉞等器物在長江中游遺址中多有發現。中原王灣三期文化南下對長江中游地區造成了衝擊，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大部分陶器都能在瓦店、煤山遺址中找到原型。孫家崗遺址出土的玉錐和鏤空玉佩分別在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山東臨朐朱封墓地有對應的類似器物，是受到大汶口、龍山文化影響的體現。將目光延續至後世，通過對比玉器造型和彩陶紋飾，郭偉民研究員指出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在陶寺、石峁、二里頭、殷墟、盤龍城、三星堆遺址中都有體現。

第五部分，郭偉民研究員對報告內容進行了總結。他指出，石家河聚落是長江中游一個時代的中心，歷時長且範圍廣。聚落內社會垂直分化並不嚴重，家族血緣紐帶較為牢固，可能已經出現生產分化。社會組織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四級分層的聚落系統具備王國形態的特點，完成了區域整合併參與了統一中國的歷史進程。科技和藝術成果豐碩，築城、快輪制陶、窯業裝燒、玉石工業等技術較為成熟，陶塑、彩陶器和玉器體現了當時的造型藝術和精神文化。他進一步總結道，城市的發展與演變，一是靠內部發展，二是靠外來文化影響。石家河聚落的發展，加速了長江中游文明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化起到了先鋒部隊的作用，帶動了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

講座結束後，進入討論環節，大家就史前長江中游與成都平原展開討論，郭偉民研究員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開始，兩地以三峽地區為通道進行了交流。霍巍教授總結道，本次講座資料豐富、框架清晰，郭所長以清楚的脈絡為我們勾勒了以石家河聚落為代表的長江中游史前文明的高度、寬度、輻射力等各個方面。由此，他提出三點思考：第一，南方地區的史前文明進程也是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一部分；第二，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中可能存在長江上游若干問題的預設；第三，中國各區域的許多文化現象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形成趨勢，因此要對史前考古加以重視。

最後，霍巍教授代表川大師生對郭偉民研究員帶來的精彩報告表示感謝，講座在掌聲中圓滿落幕。

供稿、攝影：張曉雯

校對：焦陽

編輯：郜一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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