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閻家溝墓葬看晚商簡化獸面紋銅鼎的相關問題

原標題：從閻家溝墓葬看晚商簡化獸面紋銅鼎的相關問題

2005年在陝西甘泉縣下寺灣鎮閻家溝村發現一座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其中有三件簡化獸面紋銅鼎的形制較為特殊。這類銅鼎在晉陝高原、殷墟和關中西部地區晚商時期的墓葬中均有發現，本文擬對其文化歸屬及相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閻家溝墓葬的發現及其文化內涵

閻家溝墓葬是迄今為止陝北地區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該墓共出土各類青銅禮器、兵器等57件，包括鼎4件、簋5件，觚、卣各2件，甗、尊、罍各1件，以及羊首鉞、三銎刀、鈴首劍、直內戈、銎內戈、鏃、劍鞘、鈴首匕、筒形器、青銅馬、銅泡等。伴出的器物還有弧形金箔片、綠松石管飾等。四件銅鼎均為圓鼎，除最大的一件獸面紋鼎外，其餘三件為形制相同、大小遞減的簡化獸面紋鼎。三鼎均為方唇，平沿外折，深腹略收，圜底；三柱足，足內側削切，橫截面呈馬蹄形。鼎外底三足間有等邊三角形范線相連，足外側有一條范線直抵口沿下，鑄痕明顯。其中一件鼎上腹部有一圈寬4厘米的凸起棱帶，另外兩件則為兩圈凸弦紋，其間均於雙足間對應處飾三組簡化獸面紋，簡化的獸面由一條扉棱和扉棱兩側的兩個乳丁構成，形成一個僅具鼻、目的獸面形象。銅鼎的鑄造工藝簡單，裝飾風格簡樸。另外該墓還出土銅簋五件，除一件僅存口沿無法判斷形制外，其餘四件均為無耳碗式簋；敞口，弧壁，高圈足外侈，圈足近腹部均等距開有三個長方形鏤孔。五件銅簋中兩件為素麵，另三件也僅在腹部飾兩周凸弦紋，鑄造工藝及裝飾風格與簡化獸面紋鼎一致。

1949年以來，在晉陝高原南流黃河兩岸發現了較多晚商時期墓葬，出土了大量以殷墟式禮器和北方系兵器搭配組合的青銅器，學術界據發現地域將這類青銅器稱為石樓-綏德型青銅器群。呂智榮先生根據清澗李家崖古城的文化面貌，將這類青銅遺存稱為李家崖文化，並認為李家崖文化與鬼方密切相關。儘管該區域內迄今尚未發現此類青銅器與典型李家崖文化陶器共出的墓葬，且文化因素並不單純，但筆者仍贊同將上述青銅文化遺存歸屬於李家崖文化的基本觀點。

關於閻家溝墓葬的文化內涵，發掘簡報認為，該墓以鼎、簋成套的青銅食容器為主，配以觚、卣、尊等青銅酒器，是晉陝高原晚商墓葬常見的青銅禮器組合形式。所出的鈴首劍（圖一，2）、三銎刀（圖一，3）、鈴首匕（圖一，4）以及青銅圓雕馬（圖一，1）是典型的北方式青銅器；鈴首劍的劍頸、殘劍鞘上陽線相隔的小點紋和筒形器上的小方塊紋、折線紋，都是北方青銅文化典型的紋飾。四件無耳碗式簋造型與晉陝高原特有的直線紋高圈足簋相似，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據上述特徵將其歸屬於李家崖文化，這個認識應該沒有問題。另據筆者觀察，該墓所出的弧形金箔片（圖一，5）的形制與晉陝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出土的金質弓形飾基本相同，應為墓主人隨身所佩飾品，進一步表明該墓主人的身份應為李家崖文化人群中的高級貴族。

圖一 　閻家溝墓葬出土北方系器物

1. 青銅馬 2. 青銅鈴首劍 3. 青銅三銎刀 4. 青銅鈴首匕 5. 弧形金箔片

關於墓葬的年代，簡報中推測為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到帝乙、帝辛之間。仔細觀察該墓出土器物，獸面紋鼎腹較深、鼎足低矮且上粗下細的特徵，與殷墟文化二期早段安陽花園庄東地M60所出鼎（M60∶1）相似，但其鼎足更粗壯，推測年代應為殷墟文化二期晚段。三件簡化獸面紋鼎的鼎足上粗下細，形制、紋飾特徵與殷墟文化二期劉家莊鼎（88M89∶10）相似，年代應為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際。銅簋形制與安陽大司空村簋（M539∶30）相近，且與晉陝高原的高圈足直線紋簋相似，但圈足變矮，年代應晚於後者。大司空簋（M539∶30）和高圈足直線紋簋年代為殷墟文化二期，考慮到文化傳播具有滯後性，閻家溝簋的年代應在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際。此外，該墓所出銅觚、銅卣、銅甗也都具有殷墟文化三期同類器物的特徵，故閻家溝墓葬的年代應為殷墟文化三期。

二、簡化獸面紋銅鼎的分布

經初步梳理和統計，目前全國範圍內已發表的晚商時期簡化獸面紋銅鼎共計23件，其中晉陝高原8件、關中北部2件、關中西部8件、殷墟4件、魯中地區1件。

（一）晉陝高原

甘泉縣閻家溝墓葬出土簡化獸面紋鼎3件（圖二，3～5），詳見上文。

綏德縣河底鄉溝口村墓出土青銅器3件，包括簡化獸面紋銅鼎2件、銅削1件。兩件銅鼎大小及形制基本相同，高20.5厘米。豎立方耳，平沿外折，方唇，三柱足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凸起一周寬頻，其上於雙足間對應處飾三組僅具鼻樑和雙目的簡化獸面紋；三足外側至口沿均有范線，腹底三足間有三角形鑄痕（圖二，1）。

清澗縣寨溝鄉寨溝村墓出土簡化獸面紋銅鼎1件，高21.1厘米。豎立方耳稍外撇，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內側削切，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飾兩周凸弦紋，弦紋間於雙足對應的中間位置飾三組簡化獸面紋；三足外側至口沿均有范線，腹底三足間有三角形鑄痕（圖二，2）。

石樓縣二郎坡墓出土青銅禮器9件，包括鼎2件、獸面紋觚4件，甗、斝、梟卣各1件，另有青銅兵器、工具各3件。其中一鼎為簡化獸面紋鼎，高26.6厘米。豎立方耳，平沿外折，三柱足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飾凸弦紋兩周，弦紋間於雙足對應的中間位置飾三組簡化獸面紋。

圖二　 各地簡化獸面紋銅鼎的比較

1. 綏德溝口 2. 清澗寨溝 3～5. 甘泉閻家溝 6、7. 淳化趙家莊 8. 岐山王家嘴 9. 扶風美陽 10. 岐山賀家村 11. 眉縣嘴頭 12～14. 武功梁家堡 15. 風翔南指揮西村 16. 殷墟小屯M17 17. 殷墟劉家莊88M89 18、19.殷墟戚家莊東M63 20. 青州蘇阜屯M7

石樓縣賀家坪銅器墓出土青銅器6件，包括鼎、斝、觚、斗、戈、匕首各1件。鼎為簡化獸面紋鼎，高24.2厘米。直耳，柱足，腹飾三組簡化獸面紋。由於發表的圖片模糊，該鼎細部特徵不明。

（二）關中北部

淳化縣趙家莊M1出土青銅器5件，包括鼎、斧、刀、削、鏡各1件，另有剔刺紋陶鬲1件。其中鼎飾簡化獸面紋，高22厘米。直耳稍外撇，下腹外鼓，侈口，柱足橫截面為馬蹄形；腹部偏上有兩周凸弦紋，弦紋間於兩足對應的中間位置飾三組簡化獸面紋。柱足外側有范線通向口沿，腹底有三角形鑄痕（圖二，6）。

淳化縣趙家莊M2據傳出土了六、七件青銅器，但僅存一件簡化獸面紋鼎，高18.3厘米。方唇，平沿外折，腹部略鼓，直耳，柱足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飾兩道凸弦紋，弦紋間於兩足中部各飾簡化獸面紋一組，共三組。腹底有三角形鑄痕，柱足內外側均有范線（圖二，7）。

（三）關中西部

岐山王家嘴墓葬出土青銅器3件，包括簡化獸面紋鼎1件、管銎斧2件，另出陶高足杯1件。鼎高20.5厘米。方立耳，平沿外折，深腹圜底，三柱足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飾兩周凸弦紋，弦紋間飾三組簡化獸面紋，等距分布於柱足間。腹底有三角形鑄痕，三柱足外側均有范線直達口沿（圖二，8）。長銎斧為厚直刃，銎長12厘米，銎上部有一穿，銎側後有三個凸起。短銎斧為厚直刃，有短內，銎較短，銎上飾橫「V」形紋。

眉縣嘴頭出土青銅器3件，包括簡化獸面紋鼎、簡化獸面紋碗式簋、鉞各1件。鼎為直口深腹，三柱足；口沿下飾兩周弦紋，弦紋間飾較模糊的簡化獸面紋（圖二，11）。簋為直口，斜折沿，高圈足外撇，圈足上有鏤孔；頸部飾兩周弦紋，弦紋間紋飾模糊，似為簡化獸面紋。

扶風美陽墓葬出土青銅器8件，包括鼎、鬲、簋、卣、高足杯、斧、錛、鑿各1件。鼎飾簡化獸面紋，高20.5厘米。方立耳，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飾兩周凸弦紋，弦紋間於兩足中間位置各飾一組簡化獸面紋，共三組。柱足外側各有一道範線直達口沿（圖二，9）。

鳳翔南指揮西村79M62出土簡化獸面紋銅鼎1件、三角援銅戈2件和陶鬲1件。簡化獸面紋鼎高21.7厘米。立耳，深腹，平沿外折，柱足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於三足之間部位各飾一組簡化獸面紋，共三組。三柱足外側均有范線直通口沿（圖二，15）。

武功梁家堡墓葬出土了3件形制相似、大小遞減的簡化獸面紋銅鼎。從資料照片上看，三鼎與上述簡化獸面紋鼎的形制及基本特徵一致（圖二，12～14）。

岐山京當賀家村徵集簡化獸面紋銅鼎1件，高20.6厘米。方立耳，平沿外折，深腹，三柱足橫截面呈馬蹄形。上腹部有一周凸帶，其上均於雙足間各飾一組簡化獸面紋。柱足外側有范線直通口沿（圖二，10）。

（四）殷墟

小屯M17為豎穴土坑墓，有熟土二層台和腰坑。該墓出土青銅器3件，包括鼎、爵、觚各1件，另有簋、豆、觚、爵、罍等陶器7件。鼎飾簡化獸面紋，高19.5厘米。直耳，圓口微斂，窄沿，方唇，下腹微鼓，圜底，三柱狀足橫截面呈圓形。口沿下有帶狀凸起，上飾簡化獸面紋三組，均在兩足之間，底部正中有一「丙」字銘文（圖二，16）。

劉家莊88M89的墓葬形制不明，出土青銅器有鼎、觚、爵、矛、錛、鑿等。其中鼎飾簡化獸面紋，高21.4厘米。雙立耳，深腹，圜底，圓柱形足橫截面為圓形。腹部飾一周寬頻紋，上飾簡化獸面紋（圖二，17）。

戚家莊東M63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二層台和腰坑。該墓出土青銅禮器10件，包括鼎、觚、爵各2件，簋、斝、尊、卣、鈴各1件，戈、矛各5件，以及陶觚、爵、盤、觶各1件，罐2件。兩件銅鼎均飾簡化獸面紋，大小及形制基本相同，直耳，方唇，口沿略內傾，淺腹，圜底，三柱足較細長，橫截面呈馬蹄形。口沿下飾兩周弦紋，內飾三組簡化獸面紋，每組均位於兩足之間。其中一鼎腹內壁鑄有銘文（圖二，18、19）。

（五）魯中地區

青州蘇阜屯商墓M7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二層台和腰坑。共出土青銅禮器8件，包括鼎、簋各1件，觚、爵各3件。鼎飾簡化獸面紋，高19厘米；直耳外侈，口微斂，折沿，方唇，深腹，圜底，三馬蹄形柱足；上腹部飾兩周凸弦紋，弦紋間飾三組簡化獸面紋。簋為侈口，束頸，鼓腹，圜底；口沿下飾三組簡化獸面紋，圈足上有方形鏤孔（圖二，20）。

三、簡化獸面紋鼎的年代及文化歸屬

上述四個地區發現的簡化獸面紋銅鼎，除劉家莊88M89和小屯M17所出者外，均具有三個顯著共性特徵。（1）上腹部弦紋間或凸棱帶上飾三組由扉棱狀鼻和乳丁狀雙目組成的簡化獸面紋，且位置均在兩足之間；（2）三柱足內側削切，橫截面呈馬蹄形；（3）腹外底柱足削切處有三角形范線相連，形成「△」形鑄痕，柱足外側均有范線直達口沿且范線多不打磨。鑄造工藝和裝飾風格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上述簡化獸面紋鼎應為同一人群所製造。

迄今為止，晉陝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中共出土各類青銅鼎19件，其中簡化獸面紋鼎有8件，佔比接近一半，遠遠高於殷墟和關中地區。可見簡化獸面紋鼎是李家崖文化銅鼎中的主流器形。朱鳳瀚和曹瑋先生對晉陝高原青銅器的斷代研究顯示，此類銅鼎流行的年代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到三期。

關中地區在晚商時期主要為先周文化的勢力範圍，故有學者認為該地區墓葬所出的簡化獸面紋鼎屬於先周文化，這樣的推斷過於簡單。地處關中北部的淳化-旬邑一線是晚商時期先周文化與李家崖文化的交錯地區，趙家莊M1除銅器外還出土一件陶鬲，體矮，侈口，方唇，錐足；唇上飾斜行剔刺紋，頸以下飾豎繩紋。這類唇口飾剔刺紋的陶鬲和陶甗在淳化縣的黑豆嘴、趙家莊和西梁遺址較為多見，而在關中西部的先周文化遺址中罕見，表現出了一種異於先周文化的陶器面貌。在陶器口沿飾剔刺紋的做法在李家崖文化陶器中相對較為常見，而且趙家莊M1中所出的長條翹頭銅刀和橋形鈕放射直線紋銅鏡均具有北方青銅器的風格。另外，距趙家莊墓葬西北不到30公里的黑豆嘴遺址發現了四座晚商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北方系青銅兵器和金耳飾，其文化性質屬於李家崖文化沒有疑問。2006年發掘的淳化棗樹溝腦遺址出土了大量的三足瓮、蛇紋鬲、花邊鬲等具有顯著李家崖文化特徵的陶器，這些證據都表明淳化趙家莊兩座出土簡化獸面紋銅鼎的墓葬應屬李家崖文化。

圖三　 各地銅管銎斧的比較

1、2. 岐山王家嘴 3. 石樓曹家垣 4. 吉縣

岐山王家嘴M1所出長銎斧（圖三，1）與石樓曹家垣和吉縣出土的長銎斧（圖三，3、4）極其相似，與陝北志丹縣文管所收藏本地出土的長銎斧完全相同，應為李家崖文化遺物。另一件戰斧亦為李家崖文化特有的有銎戰斧（圖三，2）。這顯示了該墓應是一座李家崖文化墓葬。趙家莊M1、M2以及王家嘴墓葬皆屬李家崖文化墓葬，且墓中所出的簡化獸面紋鼎均與晉陝高原出土的簡化獸面紋鼎的主要特徵完全一致，推測其應是李家崖文化南進的遺存。

眉縣嘴頭墓葬所出銅簋（圖四，7）形制與閻家溝墓葬的弦紋殘銅簋（圖四，3）極其相似，與另外三件也較為類似。此類裝飾風格簡樸的碗式簋除此件外，在關中地區再無發現，殷墟也不見此類器物，故應來源於李家崖文化。嘴頭墓葬同出的簡化獸面紋銅鼎裝飾風格與銅簋相同，並與晉陝高原所出簡化獸面紋鼎特徵基本一致，表明其也應為李家崖文化的遺物。

扶風美陽商墓中與簡化獸面紋鼎同出的還有早商時期的青銅鬲、斜方格乳丁紋無耳簋、饕餮紋卣、連珠紋高足杯以及斧、錛等青銅工具，文化因素複雜，分別代表了典型商文化、先周文化以及商文化城固寶山類型。李海榮先生根據該墓所出的斜方格乳丁紋簋和饕餮紋卣推斷墓葬年代應為殷墟文化四期，這一時期周人發展極為迅速，向東不斷擴張，典型商文化和城固寶山類型青銅器應當是周人的戰利品；而同出的簡化獸面紋鼎則很有可能也是周人繳獲李家崖文化人群的戰利品。

鳳翔南指揮西村墓葬群為一處從先周文化中期到西周中期的周人墓地，79M62中與簡化獸面紋鼎同出的還有兩件典型的商式三角援銅戈。該墓出土的一件典型的周式陶鬲確定了這座墓葬的文化歸屬為先周文化。簡報中將79M62歸入該墓地第二期，為先周文化晚期，相當於殷墟文化四期晚段。與美陽商墓類似，該墓的簡化獸面紋銅鼎與三角援銅戈應當亦為戰利品。

武功梁家堡墓葬比較特殊，該墓所出三件簡化獸面紋鼎與上述李家崖文化墓葬中的簡化獸面紋鼎基本特徵完全一致，年代不會進入西周。一座墓同出三件形制、特徵相近，大小相次的銅鼎，這與閻家溝商墓簡化獸面紋銅鼎的組合方式完全相同，表明了兩者之間的親緣關係，即便不能認定該墓為李家崖文化墓葬，至少可以確認這三件組合特殊的銅鼎與李家崖文化關係極其密切。

殷墟雖然也發現了4件簡化獸面紋鼎，但在殷墟出土的青銅鼎總量中微乎其微，顯然不是主流。小屯M17和劉家莊88M89中所出簡化獸面紋鼎的紋飾特點與李家崖文化同類器基本相同，但其柱足橫截面均為圓形，鑄造工藝精緻，伴出的其他青銅器和陶器均為典型商式器物，不見北方因素，因此這兩墓應為商人之墓，發掘簡報據所出陶器將年代定為殷墟二期早段。從年代上來看，商人曾在殷墟二期早段就將獸面紋圓鼎的複雜紋飾進行了簡化，並且有可能對李家崖文化簡化獸面紋鼎的出現產生影響。但殷墟二期以後，商文化核心地區極少發現簡化獸面紋鼎，說明小屯和劉家莊所出簡化獸面紋鼎簡樸的風格未受到商人青睞，僅是曇花一現。從隨葬器物來看戚家莊東M63亦為商墓，兩件簡化獸面紋鼎腹較淺、柱足細長均是晚期特徵，其他器物的特點也表明該墓年代已晚至殷墟四期。這一時期商王朝逐漸衰落，受到周邊地區文化的影響加深，戚家莊東M63所出兩件鼎基本特徵與李家崖文化簡化獸面紋鼎一致，應是李家崖文化影響的結果。

魯中地區蘇阜屯M7出土了一件簡化獸面紋銅鼎，該鼎的紋飾及鑄造特徵與上述李家崖文化簡化獸面紋鼎基本一致。另外該墓同出的一件碗式銅簋（圖四，8）亦為簡化獸面紋簋，形制特徵與閻家溝墓葬所出銅簋非常相似。這種情況並非偶然，山東壽光紀國貴族墓就曾出土了一件李家崖文化特有的三銎銅刀；蘇埠屯M8隨葬的兩件背部有三個小方內的長體卷首銅刀，胡進駐先生研究認為其為三銎刀的明器化形式。這些遺物均表明了晚商時期魯中地區與晉陝高原存在密切聯繫，蘇阜屯M7中隨葬李家崖文化的簡化獸面紋鼎、簋亦不足為奇。

圖四 各地簋的比較

1. 直線紋銅簋（清澗二郎山） 2～5. 碗式銅簋（甘泉閻家溝） 6. 陶簋（綏德薛家渠） 7. 銅簋（眉縣嘴頭）8. 銅簋（青州蘇阜屯M7）

從上述討論來看，基本可以確定簡化獸面紋銅鼎的文化歸屬應為李家崖文化，出現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的晉陝高原，在殷墟文化三期開始流行，成為李家崖文化青銅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隨著李家崖文化的強盛而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廣泛影響。

四、李家崖文化中簡化獸面紋鼎的來源

李家崖文化中的簡化獸面紋鼎在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已經出現。但就目前所知，殷墟文化二期之前的李家崖文化中尚未發現有青銅禮器。從殷墟文化二期開始，李家崖文化中出現了較為成熟的包括鼎、簋、爵、觚、尊等青銅禮器的組合，這些青銅禮器無論是種類、形制還是紋飾，都與中原地區的典型商式禮器相同，這表明李家崖文化人群在殷墟文化二期接受了商禮和商式青銅禮器。通過對年代為殷墟文化二期的子洲關王岔村商墓所出青銅器的合金成分、金相以及鉛同位素分析，發現這批青銅器的冶鑄技術、合金成分以及礦料來源均與殷墟同期器物相似或基本相同，應當產自商文化核心地區。因此，在殷墟文化二期階段，商人的青銅禮器就大量輸出到晉陝高原，並迅速被李家崖文化接受，成為其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商式青銅器中，最流行的鼎類是獸面紋柱足圓鼎，子洲關王岔村商墓、綏德義和墕頭村商墓、清澗解家溝村商墓、子長李家塌商墓以及石樓桃花庄商墓等均出土了此類銅鼎。這類銅鼎紋飾最突出的特點是口沿下有一周帶狀凸起或兩周凸弦紋，獸面紋分布其上；獸面紋由夔龍紋組合而成，其下是雲雷紋地紋，獸面僅有鼻和高凸的雙目；獸面紋一般為三組，均在兩足之間。這些特點與簡化獸面紋銅鼎的主要特徵基本一致，若將獸面紋的裝飾性地紋去掉，僅保留鼻和雙目，就完全變成了李家崖文化的簡化獸面紋銅鼎。前文提到，這種簡化也曾發生在殷墟二期早段的商文化核心地區，但僅是曇花一現。因此，獸面紋柱足圓鼎應是簡化獸面紋鼎的祖形，來源於商文化。筆者推測，簡化獸面紋鼎應當是李家崖文化人群在接受商禮之後，根據自身的青銅冶鑄水平和審美取向，去掉複雜的細部紋飾，保留獸面紋最主要的特徵——鼻和目而生產的銅禮器，並成為李家崖文化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相關問題討論

（一）晚商時期西北地區青銅禮器的仿製現象

呂智榮先生將晉陝高原出土的青銅器分為殷墟式、融合式、地方式三類，胡進駐先生則將其分為殷墟式、融合式、石樓-綏德類型獨有式、北方地區青銅文化普見式和文化屬性不鮮明式五類。所謂「融合式」器類，即為李家崖文化人群接受商禮後，根據自身文化需要對商式青銅禮器進行仿製、改造而生產的器物，如直線紋簋、帶鈴觚、獸首雷紋二蛇戲蛙柄首斗以及壺式提梁卣等。這類「融合式」器物無疑是李家崖文化人群對商式禮器仿製改造的結果，而這種改造與李家崖文化的自身傳統密切相關，如高圈足直線紋簋既是對商式簋的仿製，又是對自身陶簋的青銅禮器化改造。上述簡化獸面紋鼎在器形上與商式鼎一致，紋飾則為簡化了的獸面紋，表現出了明顯的仿製特徵。由此可以看出李家崖文化人群對商式禮器的青睞，但卻受青銅器鑄造技術水平所限，只能簡而化之。與簡化獸面紋鼎相似的還有閻家溝墓葬所出的碗式銅簋（圖四，2～5），器形與安陽大司空村所出饕餮紋銅簋（M539∶30）相似，但更接近綏德薛家渠出土的李家崖文化陶簋（圖四，6），紋飾則簡化為弦紋或素麵。其圈足上的三個長方形鏤孔表明其鑄造時使用了較大的泥芯支撐，與殷墟同期器物相比表現出了較低的鑄造水平。

現在看來，晚商時期李家崖文化人群除了對部分商式禮器改造創新出如直線紋簋等極具自身特色的器物外，還有一部分器物如簡化獸面紋鼎、弦紋簋、素麵簋等，表現出更多的是簡化仿製的特點，創新不明顯，這些器物也應劃歸於上述「融合式」器類之中。以往之所以對簡化獸面紋鼎的文化歸屬認定不清，主要是因為這一類仿製器物無論從器形還是紋飾上來看，均與商式器相近而被劃為殷墟式的緣故。至於在李家崖文化其他器類中是否也有此類仿製現象，則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和辨析。

圖五 西北地區所見商時期仿製銅鼎

1、2.銅鼎（長武碾子坡趙家H1∶2、1） 3.銅鼎（靈石旌介M1∶26）

除了李家崖文化，晚商時期西北地區其他文化中亦有此類仿製現象。陝西長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兩件窖藏銅鼎，均為紅銅鑄造，腹底有三角形鑄痕，足橫截面為馬蹄形，外側有范線直達口沿，紋飾為簡單的弦紋和乳丁紋（圖五，1、2）。山西靈石旌介商墓M1出土了一件銅鼎，鑄造工藝簡單粗糙，質地為純銅（圖五，3）。這些銅鼎無論材質還是鑄造工藝均顯示出較低的鑄造水平，應當是本地仿製商式青銅鼎的產品，且其鑄造技術水平與產品數量都較李家崖文化簡化獸面紋鼎更低、更少。由此可見，在殷墟文化二、三期階段，西北地區的青銅禮器仿製現象具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仿製對象集中在鼎、簋兩類器物上，且以鼎為主，這似乎表明西北地區人群對於食器的特別對待。二是各地域間發展不平衡，其中李家崖文化區域仿製水平較高，先周文化區域及西部其他地區仿製水平相對較低。殷墟文化三期以後隨著先周文化的迅速崛起，關中地區逐漸成為青銅鑄造水平發達的區域。

（二）李家崖文化與先周文化的關係

二里岡文化至殷墟文化一期這一時間段，整個關中西部地區青銅文化面貌以商文化為主，包含少量地方文化類型，鄒衡先生稱之為「商文化京當型」。該地區在這一時期未發現北方因素的遺迹或遺物，所以在殷墟文化一期，關中西部商文化並未與李家崖文化發生直接聯繫。殷墟文化二、三期之時，李家崖文化發展最為迅猛，不斷向南擴張。甘泉閻家溝墓葬和淳化黑豆嘴四座墓葬、趙家莊M1和M2文化性質和年代的確定，表明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文化人群已經南下到洛河上游，並且穿越子午嶺進入關中北部地區。以淳化棗樹溝腦遺址和彬縣斷涇二期遺存為代表的文化遺存表現出與關中西部先周文化不同的面貌，有較為明顯的北方因素，說明至遲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文化已經推進至關中西北部的彬縣、旬邑及淳化一線，並且在此建立據點與南部的先周文化和東部的商文化相抗衡。這一時期，周人受李家崖文化人群侵壓，離開涇水上游，進入渭河流域。正如文獻所載，古公亶父之時，因受戎狄之侵，渡漆水、沮水，翻越梁山居於岐山之下。文獻所言之「戎狄」，可能就包括了活動在晉陝高原地區的李家崖文化人群。以往的研究多認為以李家崖文化為代表的北方人群南進的界限在淳化-旬邑一線，但在關中西部的扶風、武功、岐山等地均發現了具有李家崖文化因素的青銅兵器和陶器，以及李家崖文化特有的簡化獸面紋銅鼎，說明至少在殷墟文化三期，李家崖文化的影響已深入到了關中腹地。到了殷墟文化三期末，先周文化發展迅猛，《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周王季歷「伐西洛鬼戎，俘十二翟王」。季歷所伐之「鬼戎」，應該就是以李家崖文化為代表的鬼方。在扶風美陽商墓、鳳翔南指揮西村先周文化墓葬中發現的簡化獸面紋銅鼎應當就是周人在征伐鬼方時繳獲的戰利品，它們同伐紂所獲的商式青銅器一起，被隨葬在周人的墓葬之中。簡化獸面紋銅鼎在關中地區的出現，反映了從殷墟文化二、三期到周初這一時段內，李家崖文化、商文化和先周文化三股勢力在關中地區此消彼長、交錯反覆的歷史過程。

上文談到，商文化青銅禮器從殷墟文化二期開始就大量傳入晉陝高原，並迅速被李家崖文化接受。在如此強勁的文化傳播中，以青銅禮器為核心的商禮必然會隨之被帶到李家崖文化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甘泉閻家溝墓葬中以食器為主、酒器為輔的禮器組合形式與中原地區以酒器為主的禮器組合完全不同，表現出極強的重食傾向。這種傾向不僅在閻家溝墓葬中表現突出，而且在晉陝高原李家崖文化墓葬中也均有顯著體現，這應當是李家崖文化特有的傳統。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簡化獸面紋鼎是李家崖文化對商文化獸面紋柱足圓鼎仿製的結果外，高圈足直線紋簋和閻家溝墓葬中所出五件銅簋亦為仿製品。李家崖文化人群對鼎、簋兩類食器進行了大量的仿製改造，但對酒器的仿製改造卻極為少見，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似乎表明以鼎、簋為核心的青銅食器在李家崖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那麼李家崖文化中這種重食傾向到底從何而來？晚商時期，殷墟商文化和關中先周文化中未見有明顯的重食傾向，這一文化現象很可能是李家崖文化自身的傳統。商周時期祭祀時用鼎盛牛羊等肉製品，用簋盛五穀等農產品，每次祭祀都會消耗大量的牛羊和糧食，能開展這樣的祭祀活動必然需要有發達的畜牧業和農業基礎作支撐。小盂鼎銘文記載盂伐鬼方，俘獲「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這次戰事發生在西周康王時期，此時鬼方實力已經大不如晚商時期，但卻還有如此眾多的牛羊，從側面說明晚商時期的李家崖文化畜牧業應當非常發達。以往人們多認為李家崖文化為游牧文化，但現在多座李家崖文化城址和大型建築基址的發現，以及眾多涉及農業的遺迹、遺物均證明其經濟類型應當為兼具發達畜牧業和較高發展水平的定居山地農業，這種生業結構就可能孕育出重食這一文化傳統。

閻家溝墓葬中出現的四鼎五簋的食器搭配方式，為晚商時期其他地區所不見。四件銅鼎均為柱足圓鼎，其中獸面紋鼎器形最大，三件簡化獸面紋鼎形制相同、大小遞減，似為列鼎。五件銅簋大小及形制幾乎一致，簡單樸素的裝飾風格與簡化獸面紋銅鼎一致，兩者均在設計上表現出極強的同一性和規劃性，其生產似乎是專為形成這樣的組合而安排的。閻家溝墓葬中所出現的「列鼎」現象和鼎簋組合形式雖然為晚商時期僅見，但其明顯的規劃性和目的性表明這應當是李家崖文化在其重食傳統基礎上形成的一套鼎簋禮制。對於周文化中的重食傳統和鼎簋制度的來源，一般認為是由於商人好酒而誤國，西周建國之初吸取其教訓，發布《酒誥》，重新制定以食禮器為主的禮儀制度。這一認識簡單地將「重酒」向「重食」轉變的原因歸結於「好酒誤國說」。實際上，一套完整禮儀制度的形成必然有其最初的根源。錢穆在《周初地理考》中提出周人初興於晉地；《國語·周語上》記載周人自不窋時期自竄於戎狄之間，有學者即認為其早期活動地域應在晉西北與陝北一帶；鄒衡先生更是認為一部分周人很可能來源於晉陝高原的光社文化，其所言光社文化即為李家崖文化，唯名稱有異。上述說法雖還需進一步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先周文化與晉陝高原李家崖文化及其前身關係異常密切。

武功梁家堡墓葬是關中地區目前發現的最早出現列鼎傾向的晚商時期墓葬，該墓所出三件簡化獸面紋銅鼎形制及紋飾相同、大小相次的情況與閻家溝墓葬完全一致。這三件鼎腹較淺、鼎足較長的特徵表明其年代應晚於閻家溝墓葬。從其組合方式、形制、紋飾以及年代上的早晚關係來看，這三件簡化獸面紋鼎應來自李家崖文化。關中地區流行於殷墟文化三期末至四期的斜方格乳丁紋簋是先周文化特有的一種簋，郭妍麗先生認為這類簋最早出現在殷墟文化二期的商文化中，到殷墟文化二、三期之際向西北傳播至晉陝高原，然後流入關中地區，周人吸收了乳丁紋形式，將其施加於嘴頭所出的碗式簋上，形成了先周式斜方格乳丁紋簋。值得注意的是，嘴頭所出鼎和簋的特徵均表明其來源於李家崖文化。嘴頭的鼎相較晉陝高原同類器耳部更加外撇，最大腹徑上移至口部，年代當晚於後者，應是李家崖文化向南傳播的結果；而簋則源於閻家溝墓葬所出的碗式簋。可見李家崖文化銅簋在先周文化斜方格乳丁紋簋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種來源於李家崖文化的鼎、簋組合情況與蘇埠屯M7相似，則是對閻家溝墓鼎、簋組合的補證。

綜上，李家崖文化有自身顯著的重食傳統，其鼎簋禮制的雛形於殷墟文化三期已經出現，並在與先周文化的互動中進入關中地區，對周人重食文化和西周鼎簋制度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六、結語

由於所處地理位置的邊緣性及部分青銅器鮮明的草原風格，以往學術界多認為李家崖文化屬於北方草原文化大系統，是農牧結合併且以畜牧業為主的人群，社會組織、生產力水平等均比較落後。在論及李家崖文化與商文化和先周文化的關係時，多認為以前者受後兩者影響為主。簡化獸面紋銅鼎文化歸屬的確定，表明李家崖文化在迅速吸收商文化先進的青銅禮器及其鑄造技術的同時，還在其自身重食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了鼎簋制度的雛形，並在與先周文化的交流互動過程中對周人產生了深刻影響。

晉陝高原地區大量晚商青銅器的出土，李家崖大型城址的發掘，柳林高紅大型夯土建築的發現，均表明李家崖文化發展水平超乎人們的想像，絕不是落後的草原游牧文化。特別是近年來在清澗辛庄遺址發現的晚商大型建築基址，其體量之大為同時期殷墟以外建築之最，改變著人們對李家崖文化的認識。另外，辛庄遺址2015年度發掘中還發現了鑄銅遺存，包括容器、車馬器等器物的范、芯，證明李家崖文化已經掌握了較高水平的大型青銅器鑄造技術。本文通過對簡化獸面紋銅鼎的分析，則是從微觀的角度進行考察，為重新審視李家崖文化以及晉陝高原這一區域在晚商時期的地位提供一個視角。

附記：文章草成後，經錢耀鵬先生審閱並加以修改，南京大學張良仁先生亦對本文寫作提出寶貴意見。在此謹表謝忱！

（作者：王天藝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　原文刊於：《考古》2017年11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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