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古史、考古學與炎黃二帝

從現代的古代史和考古學的角度，怎樣去看待我國世代相傳的炎黃二帝事迹，是一個長期沒有得到解決的課題。眾所周知，司馬遷的《史記》始於《五帝本紀》，而《五帝本紀》開端就是黃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黃二帝的關係。這樣重要的記載，我們是不能忽略過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幾十年來疑古思潮盛行的時期，炎黃二帝的事迹幾乎被全部否定了，普遍認為是子虛烏有，屏之於歷史研究的視野之外。因此，這裡涉及炎黃二帝，也必須從疑古思潮的評價說起。

疑古思潮從起源上說，可追溯到上世紀末，也就是晚清的時候。當時的人們向西方尋求真理，對舊的傳統觀念，包括對中國上古歷史的看法，產生了懷疑，開始採取批判的態度。實際上，這種疑古的思想不僅在中國出現，差不多在同樣的時間，日本和歐洲也都有人對中國的古史表示懷疑。他們的見解，對中國學者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到了辛亥革命以後，疑古思潮在中外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外國的例子，如日本的白鳥庫吉有《堯舜禹抹殺論》，是很有名的。由中國當時的思想史來考察，疑古思潮肯定是有積極進步的意義的。因為這一思潮的興起，有利於衝決封建思想的網羅，和後來「打倒孔家店」也有聯繫，是起了進步作用的，應給以充分的肯定。不過，我們今天加以回顧，也有必要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處，就是說，對於古史，對於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過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歷史文化的空白。在當時疑古思潮中，曾出現一種極端的說法，叫做「東周以上無吏」論。過去說中國有5000年歷史文化，一下子縮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統統成了空白。

不少學者曾提出克服疑古思潮不足的想法。有的認為應以釋古代替疑古，提倡信古一疑古——釋古的三階段說，有的則主張應以考古取代疑古，從而重建古史。後來中國的古史是怎樣得到重新認識的呢？我覺得主要依靠兩點：一點是新的理論，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入。郭沫若同志1929年撰著，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重新認識中國古史的嚆矢。郭老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強調，要補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所沒有講到的中國古史。另外一點是現代考古學，從20年代開始，現代考古學在中國建立，這在傳世文獻以外，為人們開闢了認識古代的新的途徑。這兩點結合起來，才使中國古史的研究有了今天的面貌。

近人對於古史傳說特別作出系統研究，有突出貢獻的，應推徐炳昶（旭生）先生。他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書中指出：「傳說與神話是很相鄰近卻互有分別的兩種事情，不能混為一談」，傳說總是摻雜神話，但「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質素、核心，並不是向壁虛造的」。這個觀點對於祛除疑古思潮的副作用非常有益。我認為中國古代的歷史傳說，特別是炎黃二帝的傳說，不能單純看成是神話故事。這些傳說確乎帶有神話色彩，但如果否認其中的歷史「質素、核心」，就會抹煞中國人的一個文化上的特點，就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有著重視歷史的傳統。有的外國學者說中國人是一個歷史的民族，這話是有道理的。中國從記載虞夏商周史事的《尚書》，一直到今天，歷史記錄從來沒有間斷。在這一點上，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別的民族足以相比。中國歷代都重視歷史，也尊重史官。史官在王朝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看《周禮》等古書記載可以知道，太史這個官職雖然級別不高，可是在一定意義上卻能和六卿平等。中國這種重視歷史的特點，其意義是不能低估的。重視歷史的傳統的形成，不是在幾十年、幾百年間所能做到，而是有著深遠的根源。古代的歷史傳說，正是這種傳統的一部分。

在歷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都做過領導工作的尹達同志，對古代歷史傳說的意義也給予很高的估價。他在逝世前最後一篇論文，即為《史前研究》雜誌撰寫的發刊詞《衷心的願望》里，指出應該揭示古史傳說的歷史背景和內涵，需要結合考古學作很好的研究」。我覺得尹達同志這些話不是輕易講的，而是他幾十年間從事田野考古工作和古史研，究積累的重要經驗。當然，怎樣把考古學的成果與古史傳說結合起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個人認為，千萬不可以簡單地把某一考古文化同傳說中的人物聯繫在一起，這樣每每會造成誤會甚至混亂。德國學者艾伯華說過：「雖然考古學研究在中國已取得巨大進展，當以社會組織為研究主題的時候，考古學仍不是很好的研究方法。即使在歐洲，考古學研究進行了一百多年，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無法把考古學文化與文獻記載的文化聯繫起來。發掘所得遺存的分布，顯然與種族的分布不相一致，中國的情形也是這樣。考古學家根據物質遺存復原了若干文化，以至試論這些文化的傳播和遷移。不過迄今為止，任何把這種文化同文獻記載的文化與種族結合的嘗試，都僅僅是難於憑信的假說。」這番話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這裡我想趁機會向大家推薦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同志寫的，叫《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論文的題目似乎有點奇怪，很多人認為《禹貢》是非常晚的作品，是戰國甚至更遲時期才出現的，那麼怎樣對《禹貢》九州進行考古學研究？我想大家可能會有興趣。我覺得這篇論文的貢獻在於它用現代中國考古學的一種新的發展趨勢，即文化區系的理論，去解釋《禹貢》。換句話說，就是把中國史前文化分成若干個文化圈，以這些文化圈與《禹貢》講的九州逐一對比。從對比的結果，可以看出《禹貢》九州絕不是想像杜撰，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的。這篇文章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給人們不少啟發。進一步如果把較早的青銅器文化的文化圈也結合考慮，對《禹貢》的價值或許還可以有更深的認識。

這樣說宋，我們對於炎黃二帝的傳說也應該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同志在討論炎黃文化時所說的，古史傳說從伏羲、神農到黃帝，表現了中華文明萌芽發展和形成的過程。《史記》一書沿用《大戴禮記》所收《五帝德》的觀點，以黃帝為《五帝本紀》之首，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形成的一種標誌。本紀所說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尚有部落時代的遺風，而設官置監，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蟻），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又表現出早期文明的特點。因此，以炎黃二帝的傳說作為中華文明的起源，並不是現代人創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說法。

《五帝本紀》受《五帝德》內容的限制，對於炎帝所論不多。《史記》三家注於此作了補充。《史記正義》佚文云：「炎帝作耒耜以利百姓，教民種五穀，故號神農；黃帝制輿服宮室等，故號軒轅氏；少昊象日月之始，能師太吳之道，故號少昊氏，此謂象其德也。」可見炎帝與中華文明的起源也有密切的聯繫。炎帝、黃帝之間的關係，在古書中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流行的說法是講黃帝和炎帝是兄弟兩個，都是少典氏之子，如《國語》云：「少典娶有蠕氏女，生黃帝、炎帝。」實際傳說中的某人生某人，每每並非直接的親子關係，這是研究中國古史傳說的學者所熟知的。《史記索隱》對此有很好的考證，指出：「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炎、黃二帝雖則相承，如《帝王代（世）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惰，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故《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少典不是個人，而是一個方國部族的稱號，炎帝、黃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來。第二，炎帝、黃帝相隔年代較長，而炎帝早於黃帝，據《帝王世紀》講，其間共歷八世。

還應該說明，炎帝與黃帝分別居處在不同的地區。黃帝的區域比較清楚，大家知道，傳說他都於新鄭。黃帝亦稱有熊氏，新鄭號稱為有熊氏之墟，也就是黃帝居處的故址。這個地點剛好在中原的中央，所以黃帝可以代表中原地區是很清楚的。《本紀》說他「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其活動的範圍即以中原為軸心。炎帝則不然，傳說中他雖長於姜水，但是「本起烈山」，都於陳。陳在淮陽，這乃是豫東南的地方。《山海經》說炎帝之後有祝融，祝融之後有共工，是南方的系統。所以我們看到，黃帝、炎帝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地區，一個是中原的傳統，一個是南方的傳統。這種地區的觀念對我們研究古史傳說頗有意義。過去，徐炳昶先生、蒙文通先生等都有類似的見解，在此毋庸贅述。

近些年，在史前一直到文明形成時期的考古學研究上，有一項重要的成果，就是糾正了過去以中原為中心的單元論觀點。以中原為中心的單元論的形成有多種多樣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考古工作大多局限在中原地區。後來考古事業發展擴大，也便自然而然地開拓了人們的眼界。現在看來，中華文明的起源不能是單元的，文明起源的各個因素不是在一個地區產生，而是在若干地區分別醞釀和出現的。至於文明在什麼地方形成和突破，是另外的問題，至少從起源來說，必須看到若干地區的交互作用。這就是講，中華文明是我們遼闊幅員之上多民族共同創造的輝煌成果。

長期以來，大家講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這句話今天仍然是正確的。特別是作為文明早期的幾個朝代，確實都建都在黃河流域。可是談到文明的起源，考慮到近年的古成果，應該認為長江流域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長江地區從考古文化來看，是相當進步的，絕對不是一個落後的地區。我想這一點凡是關心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人都會有同樣認識，所以有的學者提出中國也有一個「兩河流域」，就是黃河與長江。黃河流域的文化和長江流域的文化，有聯繫又有區別，互相影響、溝通和融會。這個觀點恰好與炎黃二帝居處的兩個地區一致，看來並不是偶然的。

在黃帝以後的古史傳說中，依舊可以看到黃河、長江兩個地區的關係。最近我在一篇小文里曾談到有關問題e。據《國語》，黃帝之子有25人，其得姓者14人，但只有12姓，即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儇、依。《大戴禮記·帝系》詳細記載了黃帝二子的後裔譜系，參以《紀年》、《山海經》、《世本》、《史記》等書，可以看到古代一些重要的王朝和方國都出於這二子，試表列如下（有省略）：

玄囂———喬極———嚳———摯———堯（唐）———契（商）———后稷（周）

昌意———乾荒———顓頊————……舜（虞）——……鯀—————禹（夏）——偁——老童——重黎——昊回——陸終（楚）——（蜀）

《帝系》說：「青陽（玄囂）降居泯水，昌意降居若水。（「泯水」《史記》作「江水」，是由於漢代字寫草了，這個「泯」字和「江」字接近。泯水應即今河南沙河，源出魯山西，流經葉縣，入於汝河。昌意所居若水，則是今雅礱江，流經四川西部，入於金沙江。顓頊也生自若水，事見《呂氏春秋·古樂》因此，黃帝這二子的居地也分為一北一南。玄囂一系，如帝嚳、唐堯、商、周，都在北方。昌意一系，卻多在南方或與南方有關，例如虞舜「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夏禹生於石紐，崩於會稽，楚、蜀更是南方的諸侯。

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文中說過：「《帝系》這種三代統出一源的譜系，在近代備受學者的譏評，以為子虛杜撰。不過既然各種古書都記有基本相合的傳說，意義是不容抹殺的。我覺得如果細心推求，其中不乏啟示。」這也就是說，炎黃二帝以及其後裔的種種傳說都不是虛無飄渺的東西。當然我們也不認為可以確切地知道炎帝、黃帝是什麼樣子的人，我們不能那樣去作研究。我只是說，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炎黃二帝傳說應當有密切的關係。

炎黃二帝事迹以及黃帝之後的傳說譜系，還向人們說明了兩個問題。由於篇幅限制，在這裡只能簡略地勾畫一下。

第一，中華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論著設想的要早，甚至要早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前文曾經說過，因為有疑古思潮的影響，中國的歷史一下子被縮短了差不多一半，似乎東周以上，至少西周晚期的「共和」以上，歷史都成了渺茫的空白。後來由於甲骨文的發現、殷墟的發掘，商代晚期的存在是不容否認了，於是把古史的上限划到盤庚遷殷，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不少外國的歷史年表便是這樣做的，在「殷」前面完全是空白，不管是傳說的時代，還是考古學的文化，都沒有列入。這與其他古國相比就不公平了。現在看來，中華文明起源時間肯定要在商代以前，究竟能推到什麼時候，要看今後考古工作同古史研究的進展。

第二，中華文明在相當早的時候，包括它剛在萌生的過程中，便有了頗為廣泛的分布。在考古學上，不少學者都在使用「龍山時代」這個詞，這意味著從北方到南方很廣大的範圍里，多種文化都有其共同點。這種情況，也可譬喻為形成了一個文化的，「場」，其範圍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與倫比的。我覺得，這個文化的「場」正是後來"夏、商、周三代時期統一國家的基礎。炎黃二帝以及黃帝有25子、得12姓的傳說，與這一具有共同點的文化「場」是有聯繫的。結合古史傳說宋考察龍山時代各種文化，將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有進一步的闡發。特別要指出的是，從這裡可以看到，民族的團結統一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雖然在漫長的歷史上有過多次分裂，但最後終歸於統一。這樣的民族精神，在史前時期已經露其端倪了。

注釋：

參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一），人民出版杜1982年版，第9頁。

徐旭生：《中國古史傳說時代》（增訂本），丈物出版杜1985年版第20—21頁。

參見李學勤：《論卿事寮、太史寮》，《松遼學刊》1989年第3期。

參見《尹達史學論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頁。

艾伯華：《華南、華東的地區文化》（Wo1framEberhard，TheLocalCulturesofSouthandEast

China），萊登，1968年，導言第10頁。

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0頁。

張衍田：《史記正義佚文輯校》，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

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1頁。

參見李學勤：《〈帝系〉傳說與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專輯》，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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