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戰犯獄中改造記

與起義將領張治中等人相比，被俘的國民黨將領走的是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張治中、傅作義、屈武、陳明仁等被待為上賓，委以重任，與共產黨方面的開國元勛、重臣們幾乎享有同等禮遇和生活上的待遇。而杜聿明、宋希濂、黃維、陳長捷等人此時都是階下囚。正在戰俘營中，經受自己觀念和思想上的煉獄般的熬煎。

一

1950年初被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的宋希濂等人甚至覺得日子比末日還可怕。所謂末日，無非是眼一閉牙一咬便完蛋，而「改造」，—卻何時可見天日!

也被關在白公館的前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給關押他們的地方起了個名字——四望樓：「夜裡望天亮，早上望吃飯，中午望晚飯，晚上望睡覺。，』

所有的被俘者似乎有默契，誰也不談國事，不談前途，不談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談日子。談起來更傷心，要開口，就是不著邊際的瞎扯，或是講點笑話。昔日的大將軍們，此時個個沮喪得還不如被捉住的小毛賊。

只是在見到陳賡以後，宋希濂才稍有振作，並開始認真考慮今後到底該怎麼辦。看樣子，共產黨槍斃自己的可能不大，聽陳賡的口氣，也不像要關自己一輩子，那麼，就不如好好活著。自己才43歲，身體也還不錯，精力亦較充沛，只要熬到出獄的一天，還是可以開始重新生活。於是便有意識地認真閱讀管理所發卜來的書籍，每天讀報。慢慢地，覺得戰俘營的日子也不是那麼可怕。

當心裡平靜下來以後，他覺得，人的精神世界的可塑性確實極大，原來那種指揮千軍萬馬，叱吒風雲，錦衣玉食的日子可以過，突然落入另一個極端，失去自由，日子同樣要人過!人的耐受困苦的能力簡直是無窮的。

於是，他給白公館的「四望樓」賦予了一個新的含義：「望出獄，望自由，望重新開始生活，望子女團圓。」

宋希濂是白公館戰俘中覺悟較早的一個。在隨後開始的交代罪行中，作為一個帶兵打仗的將官，他認為所有的事都可以公開，便竹筒倒豆子，把自己自從參軍起至被俘前所有的事講了一個底兒掉。

難過的是關押在一起的那幾位保密局的頭頭。他們做的事，被反覆審訊，如徐遠舉、沈醉等人的日子都不太好過。特別是沈醉，是前軍統總務處少將處長，又是保密局雲南站站長。年輕氣盛，僅30多歲便在極難晉陞的秘密系統升到了將軍，加之雲南盧漢起義時，他已在起義通電上籤了字，本可算作起義將領，不知怎麼陰差陽錯，被關押起來了，因此心裡常憋著火，動不動就與審訊和看守人員大吵大鬧，甚至以死相脅。

為此，宋希濂常勸他：「你我之類，都是少年得志，平步青雲，傲氣十足，如不徹底改改脾氣，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切不可自暴自棄。」

沈醉原來就與宋希濂交情不錯，很聽得進這位老哥的話，慢慢也就平靜下來。幾十年後回想來，猶對宋希濂十分感激。

二

民國時期修建的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計有360餘間，可容犯人千人以上。站在八角樓的嘹望塔上，16個監區一覽無餘，全在視線之內。50年代初，重要的國民黨戰犯被陸續從全國各地的戰俘營集中到此處關押教育。

宋希濂、杜聿明、黃維、范漢傑、廖耀湘等高級將領，全都彙集在這裡，將要在此後的數年，甚至是數十年中完成他們的「功德」。

在功德林的幾年，宋希濂的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轉變。一方面是公安部對這批戰犯宣布了「不審判，不判刑」的既定方針，並應允將通過決議，明確規定寬大處理的辦法；另一方面是組織他們多次外出，赴各地參觀城市、農村、工廠、學校，並逐步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最令這些人感動並進一步看到出路的是，准許他們會見親友並同國內外親屬通信。

這對宋希濂來說，是一個福音。

1949年，宋希濂失父喪妻，5個孩子都被送到海外。到1956年時已有七八年不通音訊了，使他牽腸掛肚。允許通信後，宋希濂通過在湖南的胞妹聯繫上了香港的女兒，得知自己的幾個孩子都好，身體健康，生活也過得去。又過了不久收到大兒子從美國寫給他的信，稱自己大學即將畢業準備報考碩士，小兒子在香港讀中學。看著這些信，宋希濂汨如泉涌。

1956年底進行年終總結，宋希濂寫了一萬多字，在戰犯中創了紀錄。

當這些戰犯的老上級、老同事張治中、傅作義、董其武、鄭洞國等起義或投誠將領來獄中探望他們以後，對他們更是一個鼓舞。

特別是1958年，公安部組織全體戰犯參觀了國慶觀禮活動，使他們的情緒振作到了一個高潮。

10月1日這天清晨3點鐘，全體戰犯便起了床，換上新制服，簡單吃了一點東西，便乘車前往城裡。5點多種，他們到了公安部，被安排在圖書館休息 8點鐘時，他們便被安排登上了在公安部門前臨時搭建的觀禮台上。

驀地，他們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

只見長安街上彩旗獵獵，鮮花似海，人流如潮。在他們前半生中，從來也沒有見過如此恢宏壯觀的場面。他們雖然身居高位。曾指揮干軍萬馬，但在民國時期，既不可能、也從未出現過數十萬群眾齊聚一處向自己領袖歡呼的場面。尤其是一個小時後，他們見到的群眾遊行隊伍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向毛澤東喊出發自內心的口號和歡呼聲時，便徹底明白了，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和衷心擁戴他的廣大民眾是不可戰勝的。

更令他們受到震懾的是遊行開始前的閱兵式，見到陸海空各個方隊以及炮兵、裝甲兵的行列時，他們卻沒有為自己曾服役過的那支軍隊感到羞愧，而是第一次從內心油然升起「我也是擁有這支強大武裝的國家的公民」的自豪感。

後采戰犯們才聽說，這次觀禮是毛主席親自為他們安排的。往年的勞動節和國慶節戰犯們間或參觀遊行和焰火晚會，1957年國慶時，毛澤東突然問起站在身邊陪同他檢閱遊行隊伍的公安部長羅瑞卿：「戰犯管理所那批人來了沒有?」羅瑞卿道：「今年太忙，忘記安排了。」

毛澤東叮囑道：「以後每年『五一』和『十一』都應該安排他們來參觀勞動節和國慶典禮。」

三

在被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中，杜聿明的軍銜不算最高，僅是一員中將。但他在解放戰爭後期所發揮的作用，則遠遠超過許多軍銜比他高得多的人，特別是被俘後他兩次企圖自殺的抵觸對抗情緒，使戰犯管理當局對他格外「照顧」。很長一段時間，他都被單獨關押。

起初，杜聿明的思想情緒上沒有絲毫的鬆動，早在1947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就提到：「對於戰爭罪犯，必將追尋他至天涯海角，務將其歸案法辦。」而杜聿明的名字，便赫然列於1949年初由中國共產黨開列的43個戰犯名單之中。被俘後的杜聿明考慮的唯一問題便是如何保全名節。

軟化他的工作是從給他治病入手的。

被俘時，杜聿明身患四種疾病，而他自己只知道三種，即：胃潰瘍、肺病、腎結核。第四種疾病還是戰犯管理所的李科長發現的。一天，他正在洗澡，李科長見他雙腿打顫，站立不穩，忙問他是怎麼回事。此時他正在準備「慢性自殺」，便不理不睬。李科長急了，大喝一聲：「站起來!雙腿靠攏!」終於發現他的臂部競一邊大一邊小!於是過了幾天，就用小轎車送他去北京復興醫院檢查，診斷為脊椎結核，杜聿明這才知道自己竟還有第四種病。

管理所的幹部不聲不響，在他的床上放了個特製的石膏架子，叫他躺上去矯形。此後數年，天天如此。另外，醫生定期給他複查，護士天天來打針，他的結核病終於被治癒。

因他還有胃病，又單獨給他開出了病號飯，每天還配有一磅鮮牛奶。

除了杜聿明以外，范漢傑等人也患有嚴重的結核病，而當時治療這種病的特效藥鏈黴素國內尚不能生產。管理當局為此專門派人到香港和澳門等地設法購買。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為效忠蔣氏王朝而積勞成疾，落下的一身病痛，竟在蔣介石的對手，共產黨的監獄裡被徹底治癒。對此，杜聿明調動自己前半生所有的人生哲理，都無法解釋。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共產黨胸懷寬廣。

終於，杜聿明的思想開始轉變。

思想轉變只要邁出最艱難的第一步，以後便順理成章了。特別是在對陳明仁長沙起義一事深為詫異和迷惑不解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後，杜聿明的思想更是煥然一新。

杜聿明思想轉變後，很快便一躍成為功德林中學習最積極的先進分子之一，不僅讀了管理所指定的所有學習材料，而且還閱讀了大量他以前從未問津過的社會主義學說的經典，甚至在學習討論中做他人的思想工作。

四

毛澤東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這樣一段講話：「……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

毛澤東講話中提到的康澤，固然算是一個特務頭子，但就其知名度，卻比不上保密局的沈醉。

沈醉一直是戴笠和毛人鳳身邊紅人，被俘後一直都不服氣。但即使是對他，戰犯改造當局也是仁至義盡。

促成他轉變的最初一件事，是監獄當局對他的保護。

50年代初的一天，西南公安部部長找他去談話，告訴他：「現在正是鎮壓反革命的高潮，過去許多被你關過的人，以及被你殺害的人的親屬，天天找到公安部來，要求槍斃你。為了你的人身安全，也是為了促進你的轉變，我們準備把你轉移到重慶去。」一直到這時，沈醉才相信共產黨哪怕是對他這樣罪大惡極的人，也是抱著挽救態度的。

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使沈醉更意識到共產黨是仁義之師。一天，有兩個外地幹部去監獄找他了解情況，態度比較生硬，對他寫的材料不滿意，他便火了：「我不知道的，怎麼能亂寫?」來人拍桌子：「你放老實點，你知道你是什麼人?」他把脖子一梗道：「犯人!你能把我怎麼樣?」這時管理人員走進來，批評那兩個外地幹部：「誰給你們權力在這裡拍桌子訓人?這是違反政策的。趕快拿上材料離開這兒!」

沈醉聽了，大受感動。特別是1956年他被轉到北京功德林時，接觸了杜聿明、宋希濂等思想轉變較早較好的人以後，思想發生了南轅北轍的大轉變。想到，我這種十惡不赦之徒，尚能得到寬大，可見共產黨有多麼偉大的胸懷。

沈醉自小混跡軍統，雖說沾染了不少惡習，但在義氣二字上卻是看得頗重。他曾對人說過：「人以國士待我，我必以國士待人。」

在功德林，沈醉很快便成為積極改造的佼佼者。在勞動、學習諸方面都出了不少風頭。 1960年底沈醉被作為第二批特赦人員恢復自由後僅幾年時間，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他又被投入監獄。5年多以後，才重見天日。但在功德林即樹立的堅定信念卻始終不渝。

十數年中，他撰寫了大量回憶文章和著作，為統戰工作盡心竭力。特別是 80年代他被批准赴香港探親，持有效期一年的護照的沈醉，僅一個月，就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北京。

與杜聿明、宋希濂、沈醉完全不同的是原國民黨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

黃維這個黃埔高材生極為傲慢清高，自恃有才，很少有人能入他的眼。投入改造後，更是少言寡語，常一個人雙手背剪，在走廊上踱步，要不就是琢磨他那個不可思議的「永動機」。

他一直留著鬍鬚，不願剃掉，說這是靠吃國民黨的飯才長出來的，不許共產黨碰。直到鬍子留了一尺五寸長，才在功德林由宋希濂發起的「斗鬍鬚」活動中被剪掉。

由於黃維的頑固態度，他一直被關押改造了26年，直到1975年，才在最後一次特赦國民黨戰犯時被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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