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專論 | 延續與斷裂：全球視野下的美國史研究

文史 04-04

原標題：史學專論 | 延續與斷裂：全球視野下的美國史研究

延續與斷裂：全球視野下的美國史研究

王瑋

21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人們的世界觀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世界在人們的眼中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地球村」的概念已經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因此，樹立反映世界的「全球化」趨勢的世界觀，即「全球史觀」，已經成為世界史學向前發展的必要條件。

地區國別史與世界史是互不相同的兩個學科，前者以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目的是探究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軍事外交、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歷程軌跡；而後者是研究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從中尋找出整個世界運行的特點和規律。但是，國別史同世界史又有著密切的聯繫。一方面，世界史必須以國別史研究為基礎和出發點；另一方面，國別史研究又必須以世界整體的觀念作為統率，也就是說，應當把包括美國史在內的國別史放在全球視野下進行審視。就像我們常說「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一樣，美國歷史也同樣是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世界史觀下的美國史，不應被看作孤立的國別史，也不應當作為世界這個大拼盤中的一個簡單的部分，而應當將美國史有機地融入世界史發展進程中去，在世界史的大坐標中定位，並反映世界歷史發展總進程和運行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史失去了其原有的獨立地位，其存在價值只在於它同世界發展史的有機聯繫。

Geoffrey Barraclough

通常所說的「企球史觀」，主要是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所描述的「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理解整個世界的歷史觀」，即「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聯繫和相互關係」。有的學者將其具體化為「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繫整體的過程」。全球「整體化」，或者「一體化」，的確較為準確地勾畫了世界歷史大潮的一般流向，更加科學地發現和說明了整個世界的發展狀況及運行規律。而且由於「全球史觀」是以整個世界作為觀察坐標基點的，所以能有效地克服「歐洲中心論」的宿疾。

然而，「全球史觀」的出現並不等於從理論上解決歷史思維的問題。19世紀末以來，「社會進化論」成為思想主流。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史學」，推翻了傳統史學的所謂「治亂合分」的歷史循環觀和厚古薄今的復古論，將世界歷史描述為人類文明不斷發展進化的「天演」過程；在這歷史闡釋框架中，歷史是不斷進步的，雖然歷史也有反覆和倒退的現象但那是短暫的和非常態的，是反歷史的，而進步才是歷史的本質。這正是新史學的革命性的主要體現。但是，另一方面，進化史觀實際上是一種歷史主義模式的一元論史觀。一元論史觀對歷史進程的闡釋，來源於它的以時間先後為序、以縱向思考為基礎的史學思維範式，在這種研究範式中歷史學家主要是強調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連續性，他們眼中的歷史進程無非一連串因果關係的依次產生和展現；在他們看來，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追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這種對歷史的闡釋路徑是單一的、線性的，對歷史的選擇是唯一的，對真理的界定是絕對的。

20世紀中期以來，全球化的浪潮衝擊和顛覆著一元史觀的統治地位。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向以「社會進化論」為核心的「一元進化史學」提出挑戰，嘗試著突破傳統進步史學觀直線式的、單元的、平面的史學思維邏輯和研究路徑，顛覆其絕對的、唯一性的歷史真理觀，擯棄建立在簡單的因果連續關係基礎上的歷史規律理論和歷史動力說，以一種更為寬廣、更為立體的多元視角，展現世界各種文明不斷擴張、聚合、衝突和互動的全球歷史進程的真實圖景。他們認識到，歷史的多種元素之間並不是互相孤立與隔絕的，而是存在著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互相制衡的辯證關係。也就是說，歷史進程多元性的本質在於它本身所具有的內在的矛盾性和同一性，即歷史的「悖論」。歷史由於有了悖論，才具備向前發展的動力，才使歷史進程充滿了豐富多彩的魅力和不可捉摸的動感。

因此，如果我們將這種「悖論觀」注入全球史觀之中，就會看到世界歷史的大勢不僅僅是「由分散到整體」的一元線性發展樣態，還包括「由整體到分散」的碎裂化過程。也就是說，世界歷史充滿著「延續」和「斷裂」兩種趨向。這種歷史的「悖論觀」同樣可以用來解讀和闡釋美國歷史的發展衍變進程。

美國作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大國，它的發展歷程當然對整個世界的歷史運動產生重大影響；反過來，世界格局也會對美國的發展起著推進和制約作用。將美國史放在全球視野下進行研究，會發現許多問題需要重新思考和認識。

費城制憲會議

美國是歐洲移民在北美荒野建立的國家，美國歷史具有歐洲文化的基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文明是歐洲文明的發展延續；但是，歐洲舊大陸的文化在新大陸存在一個「本土化」的改造和重建進程，所以又有一個文化歷史的斷裂問題。延續和斷裂，共存於美國歷史進程，因此引發了學者們無窮無盡的歧見和爭論。如果將一部美國歷史放到全球視野下觀察，就會看到，美國史是世界史連續性嬗變的結果和組成部分，同時它又體現了同世界的分離裂變過程；延續與斷裂，存在著一種相對相依的辯證關係，將任何方絕對化和極端化都會得出片面甚至錯誤的結論。

有的學者認為，美國是一個在荒野上發展起來的世界強國。這種論斷只說對了一半。按特納的「邊疆」假說，美利堅民族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民族特性、民主理想、自由制度、教育、宗教、文化等均來自西部開發的歷史進程；當西進大潮源源不斷地湧向西部茫茫荒野，移民們用手斧劈出一條條小路，開墾出一片片農田時，他們一方面改造了自然，同時也在塑造著一個全新的民族，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國家。隨著時光的流逝、歷史的變遷，老一代拓荒者的屍骨已經化為泥土，足跡已經蕩然無存，新一代移民又在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就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推動著，離開熱土，奔向西部，欲罷不能，永不止步。但是，他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根」在哪裡，他們在向西疾奔的進程中，不時回顧東方，目光越過浩渺的大洋，射向古老的歐洲大陸。托克維爾曾說：「美國人由於他們的本性註定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海洋民族。」西部荒漠那乾熱的風吹不散美國人身上的海洋氣味。荒野培養和熏陶了美國人粗獷豪放、富於進取的性格，但是他們的血管里始終流動著歐洲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後裔的鮮血，美國人為之自豪的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可以從北歐條頓森林中找到淵源。所以，美利堅民族的根子可以說是從歐洲的土地上移植到了新大陸，美利堅文化既是本土文化又是外來文化。美利堅文化中培育出來的民族思想既具有本土的特殊氣味，也打上了歐洲的印記。

美國是隨著東西兩半球文明交匯運動的進展而產生的。1492年歐洲人登上了「孤懸」海外的美洲新大陸，以後，隨著移民潮的湧入，歐洲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生活形態、思想觀念、宗教信仰開始在新大陸紮根滋生。

其中，政治理念中的天賦人權觀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產生於歐洲的自然權利說顛覆了一切君權神授的理念，據此，政府的權力不是來自天意，而是自然人為了保障自己生而俱來的自由權利，出讓本屬於自己的一部分權利，通過社會契約的方式組成政府。也就是說，政府的權力來自公民。政府不是向天負責，而是為組成社會的公民負責。約翰·洛克等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也被北美的先進分子所熟讀。其他如托馬斯·戈登、約翰·特倫查德、理查德·普萊斯等人的政治主張在殖民地也找到許多讀者。法國的啟蒙思想家的作品對殖民地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思想珍品養育了包括傑斐遜在內的整整一代人。對年輕的傑斐遜來說，孟德斯鳩的社會契約論和洛克的自然權利說完全征服了他，以至他起草的《獨立宣言》的全部內容都是建立在「天賦人權」的大前提之下的。早期北美英屬各殖民地的政權，基本上都是由這種來自歐洲的政治觀念組成的。這些東西也都深深地紮根於開國之初的政治家們的頭腦當中。政治家們的思想也同樣反映為整個美利堅民族的信仰和價值觀。所以決策精英們正是不斷地從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吸取著無盡的營養，反過來他們在決定政策時也有意無意地受著思想的支配。

歐洲的商業精神也為美利堅人所繼承。在一定意義上講，美國的出現是歐洲尤其是英國重商義政策的結果。中世紀末期，歐洲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社會變動，資本主義的萌芽從封建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束縛中破土而出。15世紀末期，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心由地中海地區轉移到大西洋沿岸，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等西歐諸國先後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建立了專制王權。這些國家大都以「重商主義」作為國策，以促進國內經濟的繁榮。重商主義是一種經濟思想，也是一種政策體系，其內容是運用強大的國家力量，以商業為槓桿，發展順差貿易，實行關稅保護和壟斷專營制度，同時建立和掠奪殖民地來增長國家財富，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

在「七年戰爭」以前，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並不嚴格，殖民地的商業活動有時還受到英國政府的保護和資助，所以殖民地的商品經濟還是有某些發展。

殖民地的商業以新英格蘭為中心。由於英國貿易禁令的限制、這一地區的直接出口以原料為主，除肉類、穀物、木材、魚類等可以直接輸往其他國家外，絕大部分商品只能輸往英國。英國推行的順差貿易政策，使新英格蘭的對外貿易一直處於入超狀態，造成殖民地的通貨緊缺。為彌補赤字虧空，新英格蘭地區大力發展造船業和捕魚業；同時，利用強大的商船隊，承辦轉口貿易，從中賺取承運費和轉口稅。此外，還通過武裝走私得到大量硬通貨。走私活動除了在殖民地和歐洲之間進行外，更多的是與法、西、荷等國在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之間的非法貿易。酒類是運往非洲用於交換奴隸的大宗出口物資，西印度群島盛產的甘蔗和糖漿是北美大陸釀酒業的主要原料，而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糖漿僅能滿足大陸釀酒業需求的1/8，價格比法、西所屬各島要高出25%~40%，所以大量的糖漿以走私方式源源流入北美大陸。1733年，英國頒布《糖漿法》。嚴禁糖漿的走私，但由於海關的腐敗和走私商的賄賂，糖漿走私禁而不止。為逃避緝捕，殖民地的走私船大都配備武裝，在走私之外還兼營海盜劫掠活動。

東北部殖民地和大西洋沿岸地區的商業繁榮，使得一批人因經商而致富，僅馬薩諸塞一地，財產在5萬~10萬美元的鉅賈達30多人。這些人成為殖民地社會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大西洋沿岸興起了一批城市，如波士頓、紐約、紐黑文、普茨茅斯、查爾斯頓、紐波特、薩凡納以及費城、巴爾的摩等，成為殖民地的商業中心。

中部殖民地以經營商品農業為主。這裡大部分農產品作為商品通過沿海各港輸往西印度群島。隨著邊疆的拓殖和內地的開發，又增添了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灣這條運輸線。

南部種植園也捲入商品經濟的漩渦。種植園的主要產品是煙草，另外還有藍靛和棉花等經濟作物。17世紀末，僅弗吉尼亞和馬里蘭兩地輸往英國的煙草就達3500萬磅；到1763年，竟猛增為1億磅。18世紀中葉，已有220艘船從事煙草貿易，可見煙草貿易之繁盛。

由於封建因素薄弱和商晶經濟發展，美利堅民族比世界其他民族更具有商業精神。商業被視為最重要的謀生手段，營利賺錢成為實現自身價值和道德理想的最高尺度。從商業精神衍生出來的個人主義、冒險精神和開拓慾望等，已逐漸成為美利堅民族性格的特徵。

美國人的宗教意識形態也同歐洲息息相關。美國人比世界上其他人更加認定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被上帝以某種特殊的方式授命在全世界成就最偉大的事業。對美國領導人來說，這項使命既是倫理也是信仰。

美國人的宿命論來自美國之外的世界，來自一種宗教信念。「上帝的選民」原來是強大民族為詮釋對落後民族的統治權而自己臆造出來的一種宗教上的依據。「選民」的特殊身份和特權是指基督教徒區別於異教徒的一種標示。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中，「選民」說被新教加爾文教派接了過去，發展為所謂「預定論」。加爾文教義認為，上帝將人預定為「選民」和「棄民」，人對自己的身份無法認定，但是可以用對上帝的篤信和事業的成功來進行驗證。擁有財富是事業成功與否的重要衡量標誌，所以「預定論」非常適合新興資產階級聚斂資本財富的需要。英國國教和清教完全接受了加爾文教的這一說教，在宗教的靈光下，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活動合理化和神聖化了，因此新教倫理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移民的湧入，「預定論」被帶到了新大陸，由於它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特殊的推動作用，所以理所當然地在新大陸紮下深根，並發展為「宿命論」。「宿命論」代表了WASP（盎格魯一撒克遜白人新教徒）的倫理觀念，宣揚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血統最為高貴，能力最為強大，因此是「上帝的選民」。這些「選民」肩負傳播基督文明、啟迪蒙昧的使命，這種使命是上帝賦予的，是不可規避的是一種義務和責任。這種能力、義務和責任表現在多方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創製了世界上最為完美和徹底的自由民主制度。

清教思想為歐洲移民的跋涉和開拓新大陸提供了精神食糧，因此成為美利堅民族形成的重要思想資源。1620年11月11日當移民們在赴美途中訂立《「五月花號」公約》時，就將宿命論思想寫進這一重要的歷史文件中。當溫斯羅普爵士站在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上高聲宣稱：「我們將成為整個世界的山巔之城，將為世界所矚目」時，他所指的主要是該地將命中注定成為民主理想的試驗場。

《「五月花號」公約》

這一切都說明美國文明是以歐洲為自己的歷史「生源」的。美國史學的奠基者喬治·班克羅夫特斷言美國民主可以在德意志原始社會的平等中找到源頭，到後來，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公然祭起「生源說的大旗。然而，「生源說」忽略了另一點：美國文明相對於歐洲文明，不僅僅是一種延續，還是一種斷裂。

赴美的移民，大多數是為逃避歐洲的戰禍、饑饉以及政治和宗教迫害才離開家園來美洲的。為籌集旅費，他們傾家蕩產，負債纍纍，甚至自賣為奴，然後乘坐一葉孤舟，在浩渺的大洋上漂流數月，長途勞頓、歷盡險阻，才得以到達美洲。這就使移民們一踏上新大陸便有恍如隔世之感。有人把赴美的旅程稱為「漫長的夜魘」，移民們抖落了舊世界的塵埃，感到已在空間和時間上遠離了歐洲。「這些掙紮上岸僥倖存活的人除了被迫的原因外，不會再返回歐洲了。」他們來到的這塊大陸有著與舊大陸迥然相異的自然風貌。這裡有肥田沃土，有繁茂的森林和遼闊的草原，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更重要的是，這裡沒有歐洲大陸接連不斷的戰爭、災荒，也沒有封建的等級制度和宗教枷鎖。儘管剛到美洲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移民們對這個新家園較為滿意，稱之為「希望之土」，看成是上帝的「庇護所」，其優越性是沉沒殘破的歐洲遠遠不可比擬的。就這樣，移民們在思想和心理上產生了在新大陸建立不同於舊大陸的全新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願望。美國人的核心價值除了歐洲淵源，還有本土的根柢。從歐洲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移民們，既有懷戀舊土的情愫，也有對新生活的嚮往和熱愛之情。新世界的環境不僅產生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塑造了新的思想方式及文化心理結構。移民們意識到新世界其有無限的空間和豐富的資源，因而感到面前是一片光明美妙的前景。他們為腳下這片「希望之土」而陶醉、自豪，心中充滿了樂觀進取精神，相信進步，相信未來。這種信念使得他們感到自己是與世界不同的新人，意識到上帝有意為北美人安排了這樣優越的條件，以使他們能夠利用這些條件在新大陸創造出一個與舊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從而為人類提供一個良好的榜樣。他們認為，美國文明不完全是海外舶來品，它帶有強烈而鮮明的美洲特色。以傑斐遜為例，在他看來，美國的民主不但來自歐洲，更主要的是，還來自美國西部廣袤無垠的自由土地的充裕和平均分配。他不無自豪地認為，美國的自由之火將會照亮舊世界通向新世界的黑暗小路，美國的「榜樣」和「楷模」將鼓舞著全人類。他宣稱，美國對世界的最好服務就是樹立一個民主試驗的範例，美國的天堂是聖經中記載的「山巔之城」，向全人類召喚。這種「美國特殊」的優越感不斷地將美國從它的歐洲母體分離開來，並愈行愈遠。

美國文明的這種斷裂實際上屬於文化基因的變異。這一變異是由兩方面因素造成的：一個是環境和經驗的特殊性；一個是紛繁複雜的移民背景不斷衝擊著WASP的純正性。特納的「邊疆」論正是迎合了泛濫美國上下的「美國特殊」即「美國優越」的民族主義思潮，斷言美國的政治制度不是來自日耳曼的「生源」，而是環境，從而在19世紀末引發了美國史學的革命。

本文作者

王瑋，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教學名師。現擔任中國美國史研究會顧問、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山東省世界史專業委員會名譽會長等職。著有《美國外交政策史》（副主編）、《美國對亞太政策的演變》、《美國外交思想史》等。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和《史學理論研究》等刊物發表多篇論文。獲山東省社科突出貢獻獎。現擔任聊城大學和曲阜師大特聘教授。

? copyright本文刊於《美國歷史的深與廣——紀念歷史學家楊生茂百年誕辰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由該書編者趙學功教授惠賜全文，並經本文作者授權推送，特致謝忱！篇幅有限，注釋從略，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文字編輯：陸丹妮

排版編輯：張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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